2013年底，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新闻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该报道引述外媒消息称，2013年的岁末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到东京一家电影院内观看了热映影片《永远的零》。这部电影主要讲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如何实施自杀式攻击的故事。安倍看后给予高度评价，连声赞扬此片令他“十分感动”。
我顿时感到一头雾水：一部表现臭名昭著“神风特攻队”题材的电影，为何竟然令现任日本首相大为感动？后来我看完此片从网上搜索得知，《永远的零》原来是日本著名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代表作，此人曾屡放厥词，坚决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他于2006年创作发表的这部畅销小说，上架后在日本狂销300万本，漫画版本也热销400万本，拍成电影上映后一举跃升到日本圣诞新年档票房榜首。
二战结束都七十年了，像《永远的零》这样一部赤裸裸为军国主义战争狂热招魂辩护的电影，为何还能在当今日本赢得如此广泛的欢迎追捧，在日本社会“大获成功”？我很快发现《永远的零》并非孤案。日本人拍摄的许多二战题材电影，如《自尊：命运的瞬间》《男人们的大和号》《太平洋的奇迹》《我想成为贝壳》等等，这些作品颠覆战争史观、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段都十分高妙，极为隐蔽，编导们有意回避了战争正义邪恶的因果关系，更逃避了对造成灾难原因的深层追问，给人强烈的映象日本人才是战争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些改头换面的二战作品把反思变成了颂歌，把战犯变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换成了“受害者”。它悄然混淆了真实的人道和虚伪的同情，用片面的写实掩盖混乱的逻辑，并最终将蘸血的谎言罩上一层蛊惑人心的反战面纱，在世界范围内模糊是非界限，美化侵略历史，影响不容小觑。
那一瞬间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想起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那支名噪一时的“笔部队”。他们混淆真假、巅倒黑白的手段实在太相像了！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一支由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曾经充当日军“思想战”的急先锋，其成员遍布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协力”战争。这些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成员，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相得益彰。“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笔部队”则笔征四方，大肆煽动战争狂热，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喝彩打气。许多知名作家都在“爱国主义”口号的煽动下，堕落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吹鼓手、马前卒。
这批侵略战争催生的文学畸形儿，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进一步蒙蔽了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煽动成千上万的日本军人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充当法西斯的炮灰，更加剧延长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写下了当代日本文学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而对于这段日本作家助纣为虐的“思想罪案”，至今鲜有对他们的彻底清算，这才导致今天日本“笔部队”的子孙们继承前辈的“精神法宝”，肆无忌惮地故伎重演，继续炮制《永远的零》这类欺世之作，不断误导世界舆论。
作为近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创作的军旅作家，我觉得有责任追溯厘清这段已被世人逐渐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学史。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靠一代代人不断拓展掘进，只有将日本侵华研究延伸到更新颖辽阔的精神疆域，将对历史真相的打捞保存引向更尖锐复杂的深度广度，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才越有利于用事实批驳那些歪曲事实、美化侵略的错误言论，也更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全民抗战壮阔而丰富的历史原貌。作为国内第一部详实揭露日本作家“协力”侵华战争真相的作品，我花两年时间创作完成此书，感到颇有意义。
日本“笔部队”的活动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中，早期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保田与重郎等人就扮演了“笔部队”的开路先锋，很早就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法理”基础，在煽动侵华思想方面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0年间(1935—1945)，更是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的“暗谷”时代。明治以来建立起的日本近代文学，几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残殆尽，军部策划下的“国策文学”成为文坛主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置了军报道部。派遣空前阵容的随军作家、记者进入中国战场采访报道。
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推进，“笔部队”阵容也不断扩大。一大批日本作家、记者开赴前线进行“笔征”，他们明火执杖地鼓吹对华侵略，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日本各大文学刊物也沦为宣传战争的竞赛场，争先恐后开辟特写专栏，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一时间日本文坛热闹非凡，作家各显身手，全方位服务于侵略“国策”。
如果按照作品题材内容划分，这些充斥满眼的“国策文学”具体包括“兵队文学”、“满洲文学”“皇民文学”、“宣抚文学”、“大陆开拓文学”等不同类型；如果按照作家身份划分，又分为“军队作家”、“征调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别。限于时间关系，本书只作了大致分类叙述，也许概念不尽准确，但我希望能够通过对九位日本作家窥豹一斑的描写，抛砖引玉地引出对日本文化侵华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纵容下，战后日本文坛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也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正是战后日本政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暧昧、混乱和惶惑，使日本侵华作家的整个精神世界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洞”。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战败投降后，日本文坛日益明显的“被害者意识”。他们抱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被打败了的战争”。整体显得诉苦有余，而反省不足。
反观德国作家对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反省态度，可谓有着天壤之别。战争期间，德国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耻于和希特勒为伍，除了80多名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权的作家文艺家之外，先后共有近30万作家艺术家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而留在国内的德国作家也没有向法西斯缴械投降，更没有像日本左翼作家那样集体“转向”，他们宁愿把作品锁在书桌中不发表，也不和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产生了德国战后才发表的“抽屉文学”。
二战结束后，德日两国文学中都出现了“受害的施害者"主题的作品。但战后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极其深刻，同时刻意回避了德国人在自己发动的战争中也承受了苦难这一禁忌题材。日本作家则相反，他们更乐于描写战争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灾难，表现日本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而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内容涉及二战题材的作品就逐渐消失殆尽。当代日本文学对于侵略战争更是选择了“集体失忆”。不仅真心忏悔的侵华文学作家寥寥无几，甚至像林房雄这种战时为侵略战争鼓噪加油，战后依然坚持反动军国主义立场的顽固分子，也不乏其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历史大浪淘沙，当年日本“笔部队”那些美化侵略的“国策文学”，早已经沦为一堆军国主义的思想废料，发出空洞的历史回响。而在二战已经结束七十年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依然活跃在政治前台，诸多宣扬军国主义战争狂热的文艺作品又卷土重来，他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手法与当年的“笔部队”如出一辙，我们必须警惕这些人发动歪曲历史的第二场“文化战争”。
伴随时代的进步，我们有必要从人类生命价值的整体高度重新认识战争危害，建立起超越国境种族的历史认识，但绝非纵容有些人打着学术和艺术旗号恶意违背历史事实，借此误导广大民众，给东亚和平互信带来麻烦。要想真正化解仇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牢记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讲话中所作出的庄严警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肖风华副社长对出版此书表现的热情和魄力，感谢段太彬编辑所做的艰苦细致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2005年6月出版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对创作此书启示很大，特此鸣谢。此书创作中，还得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孙歌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陈颖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孙婧助理研究员等老师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文明信先生、四川大学外语系的母丹小姐为我搜集翻译了许多关于“笔部队”作家非常珍贵的日文资料，在此深表谢意！目前此书已被列入全军军事文学重点扶持项目，部分篇目在权威刊物发表后反响较好，《解放军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重点推介，这些都是朋友们倾力相助的结果，高山流水，谨铭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