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多年的报告文学，我最深切的体会是：报告文学创作是桩苦差事。
说其“苦”，是因为有三“难”：选材难；采访难；“文学笔法”难。
读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感到这三“难”他都遇到了，但又都被他一一攻克了。
题材至少决定报告文学的一半价值。一位评论家说过，对一个时代来说，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这种包含时代重大问题的题材，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面对这个大江东去、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准确的价值观判断，捕捉“时代的迫切性题材”，难！更何况，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媒体多样发展、媒体引导生活、媒体重塑世界的今天，信息正在淹没或吞没文学，选取一个已经被各种信息轰炸得头昏脑涨的读者感兴趣的题材，难！
徐锦庚选中台儿庄这个题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迫切性题材”。
1938年3月，侵华日军挟攻克淞沪和屠戮南京之淫威，南北夹攻战略要地徐州，急欲打通津浦线，进而夺取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武汉。中国军队在装备严重落后的劣势下，用血肉之躯在台儿庄与日军殊死决战，以3万多人的生命，歼敌1万余人，赢得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抵御外侮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胜仗，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辉煌战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改变了西方观察家对亚洲战局的估计，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也是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失败。为此，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台儿庄涅槃》以宏阔的视角和刚健的叙述，全景性地再现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实际上它是在记录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是在讴歌中国军民反法西斯的坚强意志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然而，《台儿庄涅槃》不仅仅是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追忆和缅怀，作家同时还在热切地关注着这块故土的重生。70年来，这片几乎被人们忘之脑后的二战废墟，在沉寂中沦为破败的棚户区。战争硝烟消失了，但是贫困的乌云依然笼罩在台儿庄上空。台儿庄难道就此一蹶不振了吗？台儿庄人在苦苦思索、在耐心寻找，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给了台儿庄一个新的机遇——重建台儿庄，让台儿庄重新崛起，这是一次新的起飞，建设者们把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留古、复古、扬古、用古”为原则，融历史性的存在和共时性的精彩为一体，集中展示古城历史上最精彩的面貌，赋予古城灵动的生命，被誉为“精美到可以用放大镜看”，成为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浴火重生，新台儿庄古城，成为大陆第一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它是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象征。
读《台儿庄涅槃》，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幅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风云图，反思历史，照应现实，警示今日，昭示未来。
报告文学的“报告性”，也就是真实性，决定了当作家选准一个题材之后，必须“三贴近”，必须深入生活，必须进行“田野调查”。有人说，报告文学作家采访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其作品的深度与广度。显然，徐锦庚在采访上是下足了功夫的。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多少次踏上这块土地，去寻找被战火和热血染红了的一座座城墙、一个个掩体。他像大海捞针似的去寻找那场战争的幸存者，与他们一起钩沉已经沉睡的历史。这种采访是一种抢救性的采访，作家不去抢救，那些史料将永远遁入如大海般浩瀚的历史深处。徐锦庚同时也在热切关注着重建的台儿庄，在这块焕发着新生命光彩的土地上，一直在追踪着建设者的足迹。
我被书中一个个细节所感染，透过这些感人细节，我们不难看出作家的采访是何等的细致与深入！
报告文学写作的采访，不仅是一种体力活，更是一种脑力活，其难度在于你能否用敏锐的目光，捕捉到具有“文学”意义的人物和细节。有时跑了半天路，聊了半天，这个人物或这个事件不典型，你还得重打锣鼓另开张。有时，人物和事件倒是挺典型，可挖掘不到细节还是不行，你还得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说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
《中国文体学辞典》对报告文学的解释是：“以文学手法来处理新闻题材，即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写作内容，以文学笔法为表现手段的一种文学样式。”
报告文学的主体意识是文学，而不是新闻；文学性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合法性的根基，这是毋庸置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运用文学笔法？虚构显然是不允许的，想象允许吗？心理描写允许吗？报告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应该如何描写？总之，如何将小说、散文、诗歌甚至戏曲的“文学笔法”，准确地用在报告文学创作上，难！显然，锦庚是深谙“文学笔法”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之运用的。
《台儿庄涅槃》分上卷“浴火”、下卷“重生”。时间间隔半个多世纪，内容上篇写战争，下篇写建设，掌握不好，就可能变成不连贯的上下两个板块。徐锦庚巧妙地将郁家、杨家等几个家庭几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贯穿于古城的毁灭与重生之中，结构精巧，感情充沛，令人读后荡气回肠。
我注意到书中对一架收音机的运用。收音机第一次出现是1936年12月13日，枣庄新中华饭店老板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兵谏，软禁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的消息。借此，作家已经巧妙地向读者交代了全文的时代背景。收音机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南京沦陷后，“郁德义一直眉头紧锁。收音机里，战局越来越紧张，消息一天比一天糟……”收音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48年9月25日，“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陈毅和粟裕的部队与许世友的部队东西夹击，昨天攻克济南，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抵挡不住，率兵突围。”一架小小的收音机，像是京剧舞台上的一件小道具，贯穿全剧，一直在发挥着作用。这也是“文学笔法”。
正因为作家调动了尽可能多的“文学笔法”，那场已经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竟然被写得如此的丰沛饱满；书中的一些人物如周恩来、李宗仁、张自忠、庞炳勋、王铭章、蒋介石等，才显得如此栩栩如生；而关于台儿庄重建的过程描写也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