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吾日三省吾身

　　■编者的话

　　本着“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侯建飞梳理与 反思了历史上的优秀抗战文学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南京大屠杀》《最长的一天》。从这些作品出发，侯建飞发现了当下抗战文学创作的某些问题。他 提醒我们：除了要求侵略者正视历史和反思战争之外，我们自己对那段历史又知道多少？记录了多少？表现了多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是对日本的忠告， 也应该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十二)

　　吾日三省吾身

　　□侯健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一阵“怀念、言说、回顾、反思”风平地刮起，关于中国抗战文学的话题一个又一个，这本身就是值得深刻反省的问题。

　　与整个民族的身心巨痛相比，与我们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英雄事迹相比，与我们庞大的作家队伍相比，尽管我们有了好作家、好作品，但抗日文学在今天看来，还是显得单薄而脆弱。

          萧红与萧军 《最长的一天》         【美】科尼厉厄斯·瑞恩著     《南京大屠杀》【美】张纯如著

　　抗战文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可惜的是， 长期以来，国内对沦陷区文学的关注、研究不够，而台湾当局又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加以禁锢，造成两岸学者对这一段抗战文学系统研究的空白点较多。

　　更多后人在谈到作家萧红和萧军时，可能会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她与萧军的感情纠葛，然而鲁迅先生却不这样看。“九一八”事变4年后，萧红的 中篇小说《生死场》1935年12月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 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 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生死场》的发表，标志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 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1935年11月14日为《生死场》写序，正是以自省吾身的态度落笔的。“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 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 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弃医从文的鲁迅自省自己做不到的同时，话锋一转写道：“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 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 此都怀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笔锋直指国民政府的软弱和甘当 亡国奴、浑浑沌沌过日子的民众之可悲。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在转移过程中通过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武装进行 激烈战斗，表现了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民族解放自由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小说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素质、不同 觉悟水平的抗日战士形象，其中有以司令员陈柱、队长铁鹰为代表的一批坚强的无产者革命战士，还有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战士陈三弟、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肖明、朝鲜族女战士安娜，还有在敌人的凌辱下终于觉悟而参加革命队伍的李七嫂等等。鲁迅同样为此书撰写了序言，他说：“此书显示着中国 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战火纷飞的年代，幸好还有萧红萧军等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幸好还有一位伟大的文学舵手鲁迅。相反，被后世文坛反复提及甚至被格外尊崇的张爱玲， 其时正在充分享受着迷人的自由写作，她和同样被后世尊崇为“文学才子”的大汉奸胡兰成的私人生活，成了许多人的梦想。这才是我们应该警觉并加以反思的。

　　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后不久自杀，很多人好奇：张纯如是美籍华人，生活在美国，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创作《南京大屠杀》的？其母说，“1937 年日军入侵南京期间，她外公外婆差点失散的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向她讲述了南京大屠杀，并对她说，每个中国人都应铭记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犯 下的滔天罪行。”张母说，我们从没想到，餐桌上说的事，有朝一日会促使纯如写下畅销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责任和义愤，是支持她写作的动力”。

　　同样出于责任和义愤的还有作家李镜和刘冰之，前者是专业作家，10年前的长篇小说《出关》写了一个过去从来没人敢写的故事：当民族危亡之际，甘 肃一支由地方军阀临时组成的“国军”队伍毅然举起抗日大旗出关，这支出关抗日的队伍的长官就是领导和屠杀红军的旅长马成义，然而在这支出关抗日的队伍中， 竟有2000多名被俘的红军官兵……刘冰之是一位籍籍无名的退休干部，从老家张家口退休到海南定居，出版了35万字的长篇小说《都来打鬼子》。故事取材真 实历史，当日军攻陷张家口后，在最复杂混乱的南营坊一带悄然形成一股抗日力量——赶大车的把式、国民党残军旧部、算卦的先生、理发的师傅、杀猪的屠夫、买 卖烟土的毒贩、小酒馆的跑堂、棺材铺的杠头、神秘的寡妇、暗店里的妓女、甚至庙里的和尚也参与其中，这样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看似互不相干，但却心照不 宣，殊途同归，国难之时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都来打鬼子。

　　当然，我们也毫不讳言，与整个民族的身心巨痛相比，与我们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英雄事迹相比，与我们庞大的作家队伍相比，尽管我们有了以上的好作家好作品，但抗日文学在今天看来，还是显得单薄而脆弱。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一阵“怀念、言说、回顾、反思”风平地刮起，关于中国抗战文学的话题一个又一个，这本身就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问题。我们除了要求侵略者正视历史和反思战争之外，我们自己对那段历史又知道多少？记录了多少？表现了多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是对日本的忠告， 也应该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崇尚英雄和爱国主义教育一天也不能停止。

　　冷静观察，中国军事文学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路下坡，难见起色，受困的因素很多，其中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作家丢弃了“为什么写”这盏指 路明灯。我们是穿着军装的写作者，与操枪弄炮的基层官兵相比，与科学前沿的军事专家相比，与风雨兼程的边疆战友相比，我们是营区阳台上养育的一盆兰花。如 果我们忘了军中写手的神圣使命和存在的价值，军事文学终将奄奄一息。平庸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不足以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平庸之作也不能引领读者认识世界走向 光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民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抗击入侵日寇，直到胜利。这就是正义之战。如果作家混淆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这个概念，就会狭隘地理 解“军事文学最高境界是反战”，迷失在思想混乱的雾霭中。第二，作家心中有没有爱的问题。文学作品最高贵之处在于有爱。爱你的家人才会写好家人，爱你的军 队和国家才能写好军队和国家。军旅作家徐贵祥十几年先后出版了抗日题材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四面八方》《马上天下》以及大量的中短 篇小说和散文。徐贵祥几乎没有写过地方题材，不是他不会写，而是他对这支军队有锥心泣血的爱。《八月桂花遍地开》也许不是他最成功的抗战小说，然而在这部 作品中，有一笔将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存留下来，那就是，他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几个有血有肉也有爱的日军。萧红的《生死场》也写到日军的几次微笑，“写 好我们的敌人”是文学人性观的一个巨大突破，这也正是徐贵祥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对文学创作实践的一大贡献。第三，关于大题材和小 题材的困惑。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最长的一天》，到底归入大题材还是小题材？说大，它是二战中欧洲战场最为关键一役；说小，只写了6月6日这一天的诺曼 底登陆作战。朝鲜族青年作家全勇先早年一直致力于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恨事》《八女投江》等让人过目难忘。文学创作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大题材小题材之 分，只有大思想小思想、大场面小场面、大容量小容量之分。徐贵祥创作《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路径一目了然：他想创作一部旨在提升铸造国格和民族性格的长篇小 说，在浩如烟海的抗日素材中，他在家乡“陆安州”(安徽六安)找到了故事和人物，于是设置人物，铺排战场，最终完成任务。说到底，文学创作既是心灵舞蹈的 活儿，又是技术的活儿，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成熟的故事、高超的技术和爱的激情，不痛不痒的文学在我们笔下还会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