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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虽然身兼种种耀眼的头衔，作家张抗抗却说自己是一个被逼上梁山 的维权者。9月16日至17日，中国作协作家维权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作为作家圈里的“资深维权者”，张抗抗跟与会的作家同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 的维权经验交流。张抗抗20年的维权经历，是中国著作权和版权保护工作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而她维权中的种种困惑，也是著作权和版权保护所遇困难的一个注 脚。
1975年，张抗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界线》在上海出版，当时发行了60万册，单价8毛6分钱。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张抗抗至少能拿到几万元的版税，可当时一分钱都没有。
“当时没有版税的概念，也没有《著作权法》，连作家本人也缺乏权利意识，所以也就没有侵权和维权的问题。”张抗抗说。
到 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抗抗发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作品经常被出版发行，刚开始是单篇作品，后来发展到整部作品。1996年张抗抗的长篇小说 《情爱画廊》刚出版，各种盗版的《情爱画廊》便肆虐而来，“数量几乎和正版的一样多”。在多个签名售书活动现场，张抗抗竟然发现，很多读者拿着各种盗版书 来找她签名，这让她哭笑不得。愤怒、无奈……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涌上了心头。张抗抗向来十分尊重读者，可那次她却拒绝在盗版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如果我 当时签了名，不就等于自己认可盗版行为了吗？”那次事件，让张抗抗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动起来，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彼 时，很多人对作家维护著作权的行为很是不解，认为作家是进行精神生产的，怎能那么在乎钱？这一方面由于很多人法制意识淡漠，觉得印些书卖并不犯法，赵忠祥 的书被大量盗版时，他曾到河北农村地下印刷厂进行维权，结果被当地农民拿着锄头围攻，最后不得不从村里撤出来；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当时并无强烈的著作权意 识，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的作品能够“被盗版”是件光荣的事情，说明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正因如此，张抗抗最初的维权之 路走得十分艰难，那些侵权的单位，有的压根儿不认账，有的承认侵权却不愿意赔偿，还有的根本就不搭理她，“侵权的理直气壮，被侵权的却成了弱势群体”。有 一次，在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帮助下，张抗抗、毕淑敏、莫言联合向某出版机构维权，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那家单位最终承认侵权并愿意赔偿，可三人的 赔偿金额加起来才几百元。尽管赔偿很少，但当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时，张抗抗还是十分激动，毕竟那是“正义的胜利”。三人为表示感谢，用那家出版社赔偿的 几百元钱请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两名工作人员吃了顿饭，本来说好三人AA制，最后还是莫言抢着买了单。
经过 张抗抗和她的作家同行们十几年的努力，现在出版社侵权的行为越来越少了，一些出版机构哪怕是要收录一篇文章，也会主动找作者要求签订授权书。有一次，张抗 抗接到一个学者颇费波折打来的电话，他只是要在文章中引用张抗抗书中的一小段话，希望征得她的同意。在张抗抗看来，这说明人们的法制意识和版权意识有了明 显提高，也说明自己这么多年的维权行为是有效果的。
刚开始，张抗抗维权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可20年的维权实践， 让她渐渐意识到，维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跟繁荣民族文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著作权的维护，她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出击。从2003年担任政协委员开 始，张抗抗几乎每年都会提交跟著作权和版权有关的提案。2009年，张抗抗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第二年她便就修改《著作权法》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写了 一份参事建议。让她没有想到的是，3月2日提交的参事建议，3月4日温总理就批示了，责成国务院法制办进行研究。也就是在那一年，《著作权法》进行了第二 次修订。虽然很多人为张抗抗的参事建议点赞，可在她看来，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最后却得通过给总理写信这种特殊的途径去推动解决，那就不正常了。她多么 希望，维护著作权能够成为所有人的自觉行为。
过去的20年中，在维权路上东奔西跑的张抗抗，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写 作。她多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创作，可不自觉地“被维权这件事情给套住了”，为此牺牲了很多时间，少写了很多作品。不过，她并不后悔。在她看来， 维护著作权已经不仅仅关乎作家的个人利益，更关乎民族未来的文艺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