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她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被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礼赠予比利时菲利普国王夫妇；她的《生命的呐喊》写出一个底层人苦苦追求理想人生的艰难历程；她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以多维视角，呈现出一副香港百年风云的立体画卷；她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展示了一位漂泊异国他乡的华侨老人九死一生、豁达而传奇的人生，成为世界华人知名人物。她的《玩命俄罗斯》为我们展示出一个风云变幻五彩斑斓的异域视窗；她的《绿川英子》30年前就将一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给读者；她的新作《与魔鬼博弈——留给现实和未来的思考》真实地书写出几位世界和平卫士的光辉形象；她的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成为家喻户晓的力作；她屡经磨难人痴心追求，笔耕不辍，接连推出一部部颇具影响的力作。
作家以作品安身立命，张雅文以一系列作品证明了她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她就是年逾七旬的女作家张雅文。
2015年6月25日，可以说是“张雅文日”，数十家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2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瀛台会客，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期间，习近平主席向菲利普国王夫妇赠送了一本书———《AChinese Woman at Gestapo Gunpoint》，译成中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这本小说2002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名电视剧同时由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放。
一石激起千层浪，赠书一事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强烈地触动了我的敏感神经，便急赴北戴河采访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作家，探寻她的文学之路，解读她的传奇人生。
张雅文是一个谜，以小学五年级的文化基础起步，四十载的执著追求，艰辛跋涉，闯出了她精彩人生，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叫好的作品，展现出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成功之路。
列车飞驰，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我的思绪飞扬，不由得在想，已逾七旬做过心脏搭桥大手术的张雅文，为何有如此充沛的激情与活力？她有着怎样的个性与人生，她是怎样一位在文学天地里扬鞭策马、独闯天下的传奇女子？
她会是何种形象？何种体态？满头白发，行动蹒跚？还是一脸褶皱，龙钟苍颜？毕竟岁数不饶人呀。
转眼间，北戴河站到了，我随着人流走到出站口，一声“刘老师”的清脆呼唤声从几米之外飘进耳廓，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看到人群中，一只高扬的手臂向我挥舞，一顶宽沿蓝彩带的时尚草帽映入眼帘，草帽下一张看上去五十多岁白皙清秀的笑脸，一个活力四射的女子向我走来，我大为惊诧：这就是我所要采访的七旬女作家张雅文吗？说真的，我不敢相信。
几句寒暄，确认对方之后，她便一把夺过我的背囊大步流星地带我向停车场走去，我跟在她身后，一溜小跑，我万万没想到，她步履敏捷，热情洋溢，浑身透出一股年轻人才有的活力，根本不像七旬老妪，更不像有过严重心脏病的重症患者。
张雅文夫妇都是运动员出身，她先生周贺玉曾是速度滑冰运动健将，她曾是一级速滑运动员，她们至今都保持着当运动员时的习惯，早5点多钟起床，二人喝一碗红枣枸杞汤，然后去晨练，或爬山，或骑自行车，7点30分回家吃早餐，张雅文8点钟开始工作，晚10点30分准时就寝。
第二天清晨5点半，我睁开惺忪的睡眼跟着雅文去登山，北戴河的莲蓬山，绿树苍翠，繁花吐蕊，空气清新，张雅文在晨练的山路上活跃得像一个孩童，步履轻盈，时而高歌，时而做操，我跟着她，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有人不时叫她“百灵鸟”，叫她“歌唱家”，向她热情地打招呼，张雅文告诉我，她爱唱歌，用歌唱来练呼吸，练肺活量，她说：“北戴河人只知道我爱唱歌，并不知道我是作家。有一次一个人问我先生，听说你退休前是法官，你老婆是干啥的？先生未加思索地说，她是作协的。那人马上说：‘啊，那你家穿鞋方便了，她是做布鞋的还是做皮鞋的呀？’”听了这个段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一路说着唱着，不知不觉登上了莲蓬山顶。站在当年毛泽东主席登临观日处，举目眺望，朝霞似锦，碧海汪洋，瑰丽秀色，尽收眼底。我忽然在想，张雅文经常在这神山仙境览山观海，胸怀怎能不开阔？眼光怎能不高远？
下山的路上，雅文又放声欢唱，唱她最爱唱的一首歌《那就是我》：“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听着悦耳的歌声，我的眼前油然闪现出她的一幅幅人生画面：她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跑到运动队当了专业运动员，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三十五岁开始写作，从国家一级运动员又到国家一级作家；从小学没毕业到代表自学成材优秀人物在人民大会堂演讲；从只有一户人家的苦孩子到走向世界；从普通作者到关注人类战争与和平的著名作家；她的创作之路太独特，值得探寻，她的人生之路太传奇，值得研究。
我怀着诸多不解，开始了我的访谈。
习主席把她的书作为国礼
刘斌：您是什么时候得知您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为国礼被习主席赠给比利时菲利普国王的？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如何？有何感受？
张雅文：6月25日早晨，8点30分，我习惯地打开手机，看到一条短信，短信很长，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在凌晨3点钟发来的，短信上说：昨晚，习近平主席会见比利时菲利普国王夫妇时，向他们赠送了一份国礼，是您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当时，我不敢相信，不可能，想都不敢想，马上拨打那位朋友的电话，问他是不是搞错了？别闹出大笑话，朋友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弄错，不信你上网查查。我急忙打开电脑，看到新浪、搜狐、凤凰等不少网站都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我真的有点懵了，做梦都没想到，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与先生拥抱，开心地大笑。我觉得这件事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都非常难得。国家主席将我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与肯定。
冷静下来之后，我马上登录博客，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发布出去，告诉我的网友。消息公布不久，我的手机铃声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采访的电话接连不断。
刘斌：哪些媒体快速反应？
张雅文：中央电视台、中新网、澎湃新闻网、作家网、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政协报、秦皇岛电视台、秦皇岛晚报、天津滨海时报、深圳晶报、黑龙江日报，噢，太多了，我都记不清了。中央电视台6月26日早晨，专程从北京赶到北戴河我家来采访。凤凰卫视一连三次来电话，与我商量，要将《盖》书原型人物故事做成专题片，在《凤凰大视野》栏目连续做深入报道。
刘斌：确实可喜可贺，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也是整个报告文学界引以为荣的大事。这本书被作为“国礼”赠送，您认为意义是什么？
张雅文：我不好说，不过我觉得这一题材的意义重大。在二战期间，我们中国留学生钱秀玲女士在德国将军法肯豪森将军的帮助下，拯救了100多名比利时人，故事非常感人，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不仅在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欧洲也做出了伟大贡献，还说明中比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深远历史，早在二战期间就结下了深厚友谊。钱秀玲女士获得了比利时政府授予的银质国家英雄勋章，还享有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母亲”的光荣称号，她的贡献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习主席赠送比利时国王这本书，有其特殊的意义。
刘斌：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和过程。
张雅文：那是1999年5月的一天上午，我的作家朋友李占恒从沈阳打来电话，说他在环球时报上发现了一个很棒的素材，中国留学生钱秀玲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很值得深入采访，写一篇文章。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跟我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期运动员，他是滑雪的，我和先生是滑冰的。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
刘斌：您听到这个素材后有什么感觉？
张雅文：一听到这个素材，我顿时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本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凭着一个作家的敏感，我觉得这个素材太棒了。后来的一切验证了我当初对这个题材的判断，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所以，接到李占恒的电话，我就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这个素材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李占恒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境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推出一部好作品。”
我知道李占恒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作家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刘斌：采访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张雅文：刚开始我非常兴奋，内心充满了期待。可是，行动起来，却是困难一个接一个。重重难关，首先是签证难，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样宽松。一连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拿到签证。后来，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通过文化部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我冒昧地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国际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接到邀请函，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办签证。可是，数天后，当我订好机票，兴致勃勃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却像一盆冷水，顿时浇得我目瞪口呆：“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大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兴冲冲地从我身边走过，我却呆呆地立在深秋的暮霭之中，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更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困难了。我是一个从不肯轻易退却的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于是，我连夜给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道，我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中国作家，不会外语，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是国家一级作家，不可能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再说，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许多比利时人，她是中国人，她的伟大事迹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又通过中央编译局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晚点两个小时。9个小时后，当飞机降落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距离我换乘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机舱门一打开，我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去办落地签证、寻找登机口。我手拿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终于找到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飞机一个小时到布鲁塞尔，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
刘斌：您寻访钱秀玲女士的过程非常不容易，费尽周折。我在《生命的呐喊》书中看到您的这段叙述，说您不懂外语，也不知道钱秀玲老人的确切住所，更不知道老人肯不肯接受采访，不确定您倾其家中积蓄，自费跑到布鲁塞尔，最终结果会怎样，万一采访失败，您不白跑一趟吗？您觉得值吗？这种近乎傻气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
张雅文：为了什么？我也曾多次问过自己，我觉得一切都是性格使然，对所追求的东西太执着，执着得近乎冒傻气，这可能跟从小当运动员有关，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我所有的采访都是自费，我把我家那点钱都折腾在采访途中了。仔细想想，大概就是为了心中那份追求，那份敬畏吧，为了敬畏文学，更是为了敬畏伟大的钱秀玲老人。作为作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好素材，作为中国女性，我为有钱秀玲这样的伟大人物而感到骄傲，如果能采访她，我付出多大代价都值得。所以当我拿到签证，临登机前给先生打电话，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我觉得我将钱秀玲的光辉事迹写出来，推向世界，让全世界人都记住她，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她，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让她人性的光辉永远照耀着这个充满杀戮与掠夺的世界！让她的名字像“辛德勒”一样，永远刻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这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责任。
刘斌：听说您在采访中吃了不少苦头？
张雅文：是的，是这样。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雅文，你当时太难了，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精神……”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住过华侨家，住过没暖气、连褥子、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的临时住处，受过委屈，哭过鼻子。后来，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先生看我住处太寒酸，就让我搬到他家里，他们夫妇给了我极大帮助。
不过，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些毕竟不算什么。
刘斌：说说您当时见到钱秀玲老人的情景。
张雅文：我永远也忘不了1999年11月8日下午三点。在陆惟华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30号公寓门铃，那一刻，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忧虑……站在门口的我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一身红裙、精神矍铄、面相慈祥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历经艰难，终于见到日夜倾慕的老人，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拥抱她，眼含泪花，激动地叫了一声：“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之前的一切艰辛、磨难，一切一切，顿时烟消云散，化做难以形容的激动与憧憬。
刘斌：后来的采访顺利么？
张雅文：还算顺利。钱秀玲老人的侄媳妇杜大姐每天到钱秀玲老人家为她做午饭，我则陪着老人聊天，散步，听她讲故事，启发她已经淡忘的忘记，老人每天要描眉化妆。有一次，我帮她描眉，她嫌我描得不理想，便擦去重化，化完，我俩抱在一起对着镜子哈哈大笑。老人家已经86岁，患有健忘症，近来的事情记不住，好在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在与老人相处的二十天，她向我讲述了她的童年，讲到高兴处，老人还欢快地哼起歌谣，我把她录下来。讲到她的江南水乡，宜兴的家族往事，也讲到她的欧洲留学，取得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来与俄罗斯青年白兰芝结婚，生了5个孩子，讲到她通过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法肯豪森将军拯救了100多位比利时人的感人事迹。
刘斌：故事非常感人，请问她到底救了多少人？
张雅文：钱秀玲老人通过法肯豪森将军究竟解救了多少要被盖世太保处决的反战人士，已经无法确认了。但有两起，老人却记得很清楚。一起是她30岁生日那天，1943年3月13日，她所居住的小村艾尔伯蒙贴出布告，三天后要绞死一个叫罗杰的反战青年，钱秀玲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全村人，她要想办法去救罗杰。原来，她的堂兄钱卓伦在法肯豪森给蒋介石担任军事顾问团长时，与法肯豪森结成密友。钱秀玲拿着堂兄的来信，走进布鲁塞尔的赛内弗城堡，与时任“总督”的法肯豪森见面，请求他赦免反纳粹青年罗杰死刑，法肯豪森表示尽力帮助。三天后，罗杰的死刑就改判为赴集中营服苦役，更有戏剧性的是，另外一个也叫罗杰的青年被关在波依隆小镇的同名死刑犯，也因此而获得改判。
另外一起营救96名人质，发生在1944年6月9日，在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3名盖世太保头目。德军展开疯狂地报复，逮捕了96名青年男子，要求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枪毙15人，直到你们交出袭击者为止。在人们走投无路、心急如焚的时候，人们想到了钱秀玲，开着破旧的雪铁龙来找钱秀玲。当时，钱秀玲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她挺着大肚子，连夜坐着破车，冒着被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布鲁塞尔。此刻，法肯豪森将军已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但最后，他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96名人质。不久，7月14日，法肯豪森被希特勒下令解职，7月29日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关进集中营。
1945年7月21日，艾克兴市举行庆祝胜利表彰英雄大会，会上，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女士国家英雄勋章，市长赠给她一樽中国铜质龙塔香炉，并将抓走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希望艾克兴市人民永远铭记她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
刘斌：危难之中，钱秀玲女士、法肯豪森将军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拯救与自己毫无亲缘血统，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的故事，说明他们具有生命高于一切，对人类充满大爱的情怀，与他们受的中西方传统教育分不开，与他们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的思想分不开。
张雅文：您说得对，钱秀玲女士是大家闺秀，出生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乡绅家庭，3岁就开始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家里自办学堂，免费供全村儿童学习，父母的善举给钱秀玲的生命打上永不退却的底色，影响了她一生。法肯豪森将军是世袭贵族家庭出身，从小就富有正义感。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在他们身上却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为人类珍爱生命，反对战争树起两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我很佩服钱秀玲女士冒死救人的勇敢，更佩服她在荣誉面前的谦和与低调。得知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老人像孩子般地笑起来，连连摇头：“NO！NO！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战后，钱秀玲全家居住在首都布鲁塞尔一所普通知识分子的宅院里。她嘱咐儿子把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及国王和王后送给她的珍贵礼物都藏起来。每当人们向她提起当年的往事，老人总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五座闪烁人性光芒的丰碑
刘斌：您刚刚出版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一书，是怎样一本书，主要内容是什么？您是如何看待书中人物？
张雅文：这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共六章，写了五组反战人物。最后一章是将两个人类罪人的国家加以对比，探寻现实与历史的根源，使人们认清深层的世界形势。
第一组是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拯救100多名比利时人的故事，第二组是拉贝在日军入侵南京期间，他带领二十多位外国正义人士成立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拯救了25万南京同胞的故事。第三组是丹麦人辛德勒贝格、德国人昆德，与南京江南水泥厂经理联手奏响人类大和弦，救助大批中国难民的故事。第四组是当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冒着被革职的危险为大批犹太人办理签证，帮助大批犹太人逃离魔爪的故事。第五组是被日本军国主义骂为娇声卖国奴的反战志士绿川英子的独特人生。
为了挖掘德国将军法肯豪森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我于2014年8月，第三次自费飞往欧洲，到法肯豪森的故地拿骚，采访了他的老朋友、邻居，三位老市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称我是第一个来采访法肯豪森将军的外国作家和记者，非常欢迎我的到来；到德国海德堡采访了拉贝的孙子，聆听他亲自讲述其爷爷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到丹麦日德兰半岛港口城市奥胡斯市，聆听辛德贝格的外甥女们讲述辛德贝格浪迹天涯、漂泊于世界海洋的传奇故事；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寻觅“国际义人”何凤山博士当年办理签证的遗址；早在1984年，我就踏着绿川英子在中国战斗过的足迹，跑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数十人，并撰写了她的传记文学《绿川英子》。
这五组人物来自不同的国家，出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却有着相同的共性，尊崇生命的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无辜的人们。
他们在告诉世人，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无论你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甚至哪个党派，拯救生命，维护和平是人类最高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就像不灭的星辰，永远驻留世间。
此外，我这部作品以丰实的史料剖析了日本极右势力猖獗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丑陋嘴脸，呼吁国人自省、自律、自强。借此告诉读者：只有国家自身强大了，才能免遭他国的欺凌与宰割。
刘斌：听说您第二次去比利时重病在身，为什么2014年第三次还要去采访，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雅文：第二次去布鲁塞尔是2002年2月14日，大年初三，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随时发生心绞痛，但我必须去，因为出版小说和剧本都要用钱秀玲老人的照片，必须取得其监护人的授权，还要补拍一些照片。临上飞机，我先生和孩子到机场为我送行，先生拍着我的肩膀叮嘱我：“雅文，你一定要平安归来，我和孩子在家等你呢。”
这次去比利时一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给了我极大帮助，白光明先生开车陪了我五天，不仅拿到钱秀玲老人监护人的授权书，拍摄了大量照片，还从资料馆花高价美金买来大量法肯豪森将军珍贵的照片，其中有比利时唯一一张法肯豪将军在军事法庭受审判的照片。7天后，我飞回北京，我先生在机场紧紧地拥抱我，在两本书中所使用的照片，就是这样得来的。
2014年8月，我所以第三次赴欧洲采访，是因为十五年过去了，漫长的岁月滤掉了多少无足轻重的素材，但是，想采访德国将军的夙愿却像一个顽强的特工，始终在我心底潜伏着。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渴望了。我总觉得一个深沉的声音在强烈地呼唤着我：去吧！去挖掘那些素材，再不去就更晚了。去写写他们，写写那些拯救了许多生命的伟大人物，钱秀玲、法肯豪森将军、拉贝、辛德贝格、昆德、何凤山……用他们崇高的人性，去冲刷兽性的龌龊，从而唤醒那些未灭的良知吧。想想，当世界被疯狂的侵略剥去点头哈腰的虚伪，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戮时，有人却巨人般地出现在众生面前，不顾个人安危去点燃正义，给人类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人性之光芒！这种崇高的境界很值得去写，很值得去挖掘。这种深切的呼唤，抵御着我内心的虚弱与犹豫，给我并不年轻的生命注入一种不可抗拒的活力，呼唤我去完成这个多年未果的夙愿。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历史罪人，为什么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人性与良知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东家作家，一个阅尽民族苦难的老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催促着我，使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第三次赴欧洲采访。
刘斌：您对这个题材如此执着，不惜一切代价，全是自费采访，经历重重困难，受过很多磨难，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您觉得值吗？
张雅文：作为作家，我觉得能抓到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好题材太不容易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创作激情与创作灵感
刘斌：您这大年龄，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烈的创作激情，这种创作激情来自哪里？天天敲电脑您不觉得厌烦吗？
张雅文：(笑着说)不，丝毫不觉得厌烦，反而很快乐。您所说的创作激情，我也不知道来自哪里，我只知道内心充满了创作欲望，心中燃烧着渴望喷发的激情，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作感到无比快乐，每当获得一个好素材我就高兴得就像孩子得到一件新衣似的。我想，我的生命就在这种孩童般的追求中，简单而快乐地追求着，延伸着，觉得很有意思。
刘斌：以上我们谈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和《与魔鬼博弈——留给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两部作品的创作情况，下面请您讲讲报告文学作家捕捉素材的能力，对题材的驾驭好吗？我发现您对题材的选择极其敏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张雅文：谈不上经验，只是举两个例子吧。
我想对素材的敏感是记者和作家的天性，记得1994年，我在《当代》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一位俄籍华人在生物研究方面的故事。作品问世后，很多人打来电话，要求与主人公合作。我对来访者有求必应，先后向俄罗斯派去三个考察团，并邀请俄籍华人来中国。有一个姓高的人在电话里格外热情，说他是烟台的，是英国某公司中方代理人。他让我把俄籍华人请来北京洽谈合作，由他来承担5千元费用。晚上11点半，高某给我住的龙江宾馆打来电话，说他从香港刚飞来北京，要立刻见我。我急忙穿上衣裙下楼。不一会儿，一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男人，出现在宾馆大厅里，身穿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陈旧的密码箱，身材矮小，肤色黝黑，头发稀疏得连天灵盖都没盖住，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半边脸部神经麻痹，一讲话半边脸就一抽一抽地抖动。我心里微微一震。高某匆忙解释，说他钱包丢了，所以现在才赶来。我信以为真，为他惋惜。他却同我热情地神侃，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此人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有很大贡献，可以通过韩老先生推广俄籍华人的科研成果。第二天上午，高某同俄籍华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之后，高某让我等他的电话，说要带我去见韩晟昊在北京的儿子。我一直等到半夜11点半，才接到高某满嘴醉话的电话：“张女士，你猜我是谁？……不，我不是高先生，我是国际大骗子！”
面对这样一个满嘴雌黄的家伙，我问他什么时候付给我5千元的来京费用？他说明天上午9点，我担心他言而无信。我只带来3千元钱，俄籍华人也是穷光蛋。第二天上午9点，那家伙让服务员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张雅文女士，我为你的事东奔西跑，你却说我是国际大骗子，我不能与你共事了！”我很生气，带来的3千元全部花光，买完两张机票仅剩50元，连机场都去不了。这时，一位读者看到此景，塞给我200元钱，才解我燃眉之急。我带着俄籍华人去了南京，从南京办完事我又专程回到北京，来寻找韩晟昊的儿子。凭着作家的敏感，我意识到韩晟昊如果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好题材，不可轻易放弃。可我只听高某说他在一所中学工作，并没说哪个中学。我打着“面的”在北京跑了好多学校，终于在一所中学的医务室里找到了韩晟昊的儿子。他说：“我父亲这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饱经沧桑，历经坎坷，太值得写了。”于是，我给韩晟昊接连发去两封信，不久接到韩晟昊先生不冷不热的回信，邀请我去韩国汉城。他见面第一句话却问我：“张作家，你不远千里跑来采访我，为了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没有钱给你。”
我说，如果为了钱，我就没有必要跑这来采访您了。我觉得您的一生很值得去写，所以才不远千里跑来。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天天在他的医院里与他长谈。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坎坷，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刑场上陪过绑，处死前逃跑，跑进长白山数月，后来逃到韩国，成为反共第一高手，受到蒋家父子的接见与嘉奖，后来他发现国民党的腐败，毅然退出政坛，自学医学，从朴正熙总统开始，担任四届韩国总统的编外保健医。卢泰愚上任后，派他秘密出使中国，要他打通中韩冰冻多年的关系。老先生没有计较过去的家仇，毅然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中国。当时，台湾驻韩官员质问他：“韩晟昊，你是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现在却为共产党做事。难道你被共产党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全都忘了吗？”
韩晟昊却说：“我韩某人当然没得健忘症！我的家族一天就死了好几口人，我也是九死一生。但那都是过去了。我现在不是在为共产党做事，而是在为民族做事！台湾再强大也代替不了中国，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在大陆，只有大陆强大了，中国才算真正强大！国家的强弱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假如老韩家都死光了，能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老夫也心甘情愿！老夫已经到了老朽之年，不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干什么大事了，如果能在中韩邦交方面做点贡献，使中国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那么，我个人那点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听到这黄钟大吕般的铿锵之言，我看到一颗爱我中华的赤子之心，看到一份无法割舍的炎黄子孙之情结。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那段血与泪的历史。此刻，我抓住了韩老先生的生命之魂，这就是我这部作品之灵魂。我感到自己抓住一块沉甸甸的金子。
在北京新书发布会上，韩老先生老泪纵横，激动地说：“我一生坎坷，可谓九死一生，没想到年迈之时，张作家却给我送来了美丽的黄昏。”他说我写出了他的人生精华，思想精华，写出了他的境界。这本书在美国华美时报全文连载，他到美国受到特别隆重的欢迎。
刘斌：这说明您很有眼光，我读过这本书，很受感动。
张雅文：像韩晟昊这样能与韩国总统建立起友谊很不容易。他人格高尚，有民族自尊心，卢泰愚总统请他做官，他婉言谢绝，也不入韩国籍。国外好多情报机关赏识他，重金收买他，让他充当间谍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都被他断然拒绝：“我爹妈生就我一身硬骨、傲骨，就是没给我生出一块出卖民族利益的贱骨头！我告诉你们，不要再打我韩晟昊的主意。我韩某人绝不干那种背叛老祖宗的卑鄙勾当！”这番话，恰恰是他独特个性与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后来，他被中国有关部门多次请回国观光，参加会议，被选为全球华人华侨名誉副会长。
刘斌：就像《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一样，由于您执著地追求，一个沉寂多年的高品格的人物被挖掘出来，从韩晟昊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这给我们报告文学作家两点提示。第一，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捕捉题材的高度嗅觉和敏感，不轻言放弃；第二有了好题材，要穷追不舍，深度采访，充分开掘。请问，除了这种传奇人物，对其他题材也是如此吗？
张雅文：是的，就拿《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这部小说来说，当时，一个中年男人几次来我家，找我先生要求离婚，先生在法院民庭工作。一天，先生没在家，那人就跟我诉说起他的苦衷，说到伤心处，失声痛哭，说：“我一个好端端的人，活活摽在一个疯鬼身上，我这辈子全让她给毁了呀！”他妻子是精神病。这句话使我心灵感到震撼。晚上，我劝先生给他办理离婚算了。先生却说：“你不懂法律，快去写你的小说去吧。”蓦然间，我产生了灵感，我觉得法律是靠准绳衡量世界，作家是靠感情亲近世界。一个好端端的人活活摽在一个精神病患者身上，本身也是不人道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小说和电视剧。
刘斌：您的报告文学题材涉猎很广，请谈谈报告文学创作的视野问题。
张雅文：谈到视野，我觉得是报告文学打开了我的视野，每次采访一个人，采写一篇文章，尤其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都会使我的视野大开，使我对一个领域，对一段历史，甚至对民族，对世界都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我都是一次极大的提高。记得早在1988年采写报告文学《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随后发表的《走过伤心地——不仅为一个人，一个村》《放下你的猎枪——不仅为一座山、一只虎》，使我对乱砍乱伐、破坏生态环境；对人类缺碘，导致人的智力底下；对人类猎杀动物、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等重大人类生存问题，有了深层思考，其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尤其创作《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使我的提高更大，采写《与魔鬼博弈——留给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使我的视觉站得更高了，它使我站在更高的视角来俯视眼前的世界，透过眼前世界来剖析人类的昨天，透过剖析昨天来诠释今天。在创作中，不仅饱含作家的悲悯情怀，来俯视我们的民族，来俯视我们的国家，而且怀有一种人类的大爱，来俯视整个世界，以更高视觉与书写这部作品。
我也采访过许多底层的小人物，曾多次走进看守所，采访过十几个要被处决的死刑犯，他们的人生虽然充满罪恶，却令我深思，令我看到另一种人生道路，看到这种人生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有的是令我终生难忘，有的死刑犯揣着我送给他的小说走向刑场，有的死刑犯被毙后，将其在狱中所撰写的35万小说送给我，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材料中。
还有一点我想谈一下，报告文学的视野使我走出了创作低谷。
20世纪八十年代末报告文学走入低谷，选题难度大，想写小说又找不到感觉了，我的创作步入了低谷。这时，看到俄罗斯与东北的边贸解冻了，我把目光投向了解体后的俄罗斯，于是，大胆地迈出国门，不会外语，拿着一本中俄对话小册子，背着十几套皮夹克，拎着两大袋旅游鞋，跟许多人一样去当倒爷，蹲市场。不同的是，人家当倒爷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我赚钱却是为了赚旅费采访写文章。先后去了四次俄罗斯，到过哈巴罗夫斯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皮亚季戈尔什克等好多城市，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在车臣首府格鲁兹尼住了一周，在那卖了两件皮夹克，每到夜晚就看到远处炮火连天，把半边天都染红了，不知是谁打谁。往窗外瞅瞅，大街上荷枪实弹的黑手党皮靴，整夜整夜敲击着我的耳鼓，每次出门腰里都别着一把斧子。说来可笑，一把斧子能抵挡现代化的冲锋枪吗？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科，坐了七天七夜火车，没吃的，光啃黑面包，连西瓜皮都吃光了，回国后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在这七天里，我跑遍了整个车厢，与中国倒爷们聊天，获取了大把倒爷的故事，并结识了一群延边朝鲜族来的倒爷，我与他们约好春节去延边采访。大年三十，我真的去了延吉，可是，大过年的，旅馆放假，饭馆关门，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招待所，好说歹说，总算收留了我，没暖气，天天吃方便面，直到大年初五，才吃上一顿服务员给我做的家常菜。
然而，俄罗斯之旅，却使我的眼界大开，也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的美能达相机差点被人抢跑，半夜三更有人敲门，凌晨1点找不到住处……噢，太多了，用心惊肉跳来形容，一点不过。
但是，我的创作却走出了低谷，回国后接连发表了一二十篇纪实作品，结集为《玩命俄罗斯》。几次独闯俄罗斯，使我的视野大开，第一次接触外面世界，看到解体后的俄罗斯现状，看到战火不断的车臣大街上的乞丐，看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忘不了车臣旅馆大妈说的一番话：“闹独立都是那些有野心的家伙，老百姓要的是过安稳日子，要的是面包……”
几次闯俄罗斯使我的眼界大开，使我增加了赴国外采访的勇气，俄罗斯那样的环境都闯过，去韩国，去欧洲就更不怕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与魔鬼博弈》等作品。
刘斌：您有写报告文学作家的潜质，敢闯敢拼，无所畏惧，求知欲强，对新闻事件敏感，勇于扩大视野，在万花筒多棱镜下的多彩生活中，捕捉到重要的信息，成为您笔下有用的素材。您用几个字归纳一下，您对报告文学的感悟？您对题材深度开掘的体会？
张雅文：还是那三个字：新，真，深！初次迈出国门，是怀有猎奇的心理，渐渐地开阔视野，思想也随之提升，思路也逐渐打开，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刘斌：请您谈一下创作《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的感悟。
张雅文：写这部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我对国际政治、经济都毫无研究，对香港所知甚少，受邀书写香港，到底写什么？用怎样的触角去感受她？用什么样的笔墨去书写她？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感叹几句，还是走进民生，走进小巷，走进笼屋，走进医院，走进大学，走进她独特的廉政公署……去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社会？写香港要告诉国人什么？给国人以怎样的启迪？从香港百年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汲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令我内心十分纠结。我觉得香港就像是一本天书，不知道该如何下口去啃她；香港又存在一个个禁区，不知该如何去跨越她。于是，我走进香港，去聆听被采访者或悲或喜的诉说，倾听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平凡的人生故事，去聆听中英谈判人员在无数次绝望中的峰回路转，聆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所进行的一次次精彩博弈！我觉得只有走进香港，走进香港的各个阶层，才能获取这些鲜活的素材，才能触摸到香港灵魂深处灵动的脉搏，才能挖掘出她深邃的内涵。但是，采访很难，想从高层下手，可我穷尽一切智慧，到了董建华的办公室，也未能采访到他。后来调整思路，不再采放高、大、名人，而是走进香港底层，走进工厂、学校、医院、笼屋，走近香港廉政公署……
不论写香港的文明，还是写香港的丑陋，我都用事实说话，用良知书写真实，本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宗旨。为了提升自己，我啃完了一大堆书。
通过创作这部作品，使我走进百年香港，也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透过香港的百年，回望中国的百年。透过香港的今天，透视香港的昨天，使我开始冷静而客观地看待中国与香港的现实。过去我也是一个愤青，写完这部书，我先生说我变了，变得理性了，看问题更成熟了。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不只是共产党人，还有许许多多国民党人士、民主有识之士，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今天。我们要倍加珍惜。在创作上，通过写香港，使我对大题材的宏观把握，细致切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有评论家说，以前我的作品都是直线推进，这个《百年钟声》则是多线推进，群体推进，像是一位有了成熟经验的指挥员，指挥千军万马自如调配，叙述方式也从单人单向，过渡到整体布局，有了全局的战略眼光。
刘斌：听说您早在1984年借了1300元钱，就跑出去采访绿川英子的事迹了，是这样吗？
张雅文：是的，绿川英子夫妇的墓地就在佳木斯，听到他们的感人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题材。于是，1984年12月，怀揣借来的1300元钱，沿着绿川英子在中国生活的足迹，跑到本溪桥头，沈阳、北京、重庆、上海等10多个城市，采访了与绿川英子相识的学者叶君健、叶籁士、陈原等数十人，搜集了大量她的反战事迹，撰写了《绿川英子》，叶君健给写的序。
刘斌：我读过您的《生命的呐喊》非常感人。请谈谈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动意写这部自传的？什么时候动笔的？
张雅文：2004年，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一边是三起被侵权的官司等待我去开庭，一边是心脏开胸搭桥大手术等待我上手术台。手术上台前，我在电脑里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先生，一封是写给我自己。给自己只写了几句话：“上帝给了你如此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你没有把它留下就走了，太遗憾了。你不能死，一定要挺过这场生死大劫！”给先生的写得很长，感谢大哥用心捧了我一生，我与他相约，来世还做他妻子，并给他留下一首《星星索》，他最爱听我唱这首歌。
2004年3月15日上午上手术台，第二天上午，我经历了因渗血不止、难以关胸的14个小时心脏搭桥手术之后，周身插着各种管子，像死人似的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有人拍拍我的脸，唤我：“雅文大姐，醒醒吧。今天是3月16日了，手术做完了，给你心脏搭了六个桥，把你破碎的心修好了。”
我恍惚觉得这声音很遥远，不知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间，好一会儿才从懵懂中醒来，发现我被锯开的前胸及两只小臂上三处刀口，都包着厚厚的纱布，这才意识到，我终于活过来了，对我说话的人是为我做手术的刘晓程院长。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考考我的记忆，我只能用点头摇头来回答，刘院长看我一切正常就走了。
而我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三处刀口剧烈地疼痛，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脑子里却开始折腾起来，心想我既然活过来了，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坎坷人生写出来，否则就这么死了，那就太遗憾了。于是，我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开始构思，脉搏和血压因为我内心的激动而不断升高，护士总是让我做深呼吸。从这时起，这个新的创作支点又开始支撑着我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生命，要我顽强地活下去。如此强烈地创作欲望，是因为心里太压抑，太渴望宣泄了。当时，我的人生几乎到了谷底，内心太渴望宣泄了。
可是，心脏搭桥手术可不是闹着玩的，前胸锯开，将两只小臂上的动脉血管摘下来，用来搭心脏三支动脉血管6处堵塞处，然后用钢丝把胸骨缝上。你想想，多疼啊！再疼我也不吃止痛药，怕吃止痛药伤害大脑，我还留着大脑写作呢。我心想，疼算啥？只要命在，一切都会过去的。2004年7月29日，术后四个半月，我坐到了电脑前，开始了《生命的呐喊》宣泄性的书写。
刘斌：您写了那么多作品，报告文学、小说、电视剧，几方面体裁的作品都不少，都有不菲的成就，当然主要是报告文学。您谈谈创作经验是什么？您觉得在创作上，是天赋占主导还是后天努力占主导？
张雅文：我觉得没什么经验可谈的，只是酷爱创作，遇到好题材就死死抓住不放，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退却。多年出去采访没钱，就找人坐行李车，住地下室，当“倒爷”，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我觉得天赋和后天努力同等重要。有再高的天赋，不坐到办公桌前爬格子，也不会出好作品。而好作品的语言是靠作家数百万字的积累锤炼磨砺出来的，好作品都是改出来的。
从“狗孩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再到国家一级作家
刘斌：听说您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只读了五年书，童年上学带着一条狗给您做伴，同学都叫您“狗孩儿”，真是这样吗？
张雅文：是的，我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小山沟里，方圆几里只有我们一户人家。我是最小的孩子，父母都叫我老多咕(多余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寂静的山沟，泛着清香的松树林，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家里很穷，直到九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搬离山沟，乘火车去佳木斯，我才第一次吃到糖。父亲从一张黄纸包里拿出光腚糖块，给我们这帮从未见过糖的孩子每人两块，我第一次见到绿绿的，小黄瓜形的糖块，稀罕的舍不得吃，捧在手里一会儿舔一口，坐在拥挤的车厢过道里，将两块糖攥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一看，手心里只剩下一汪黏糊糊的绿甜水了，我忙把绿甜水舔得一干二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甜的东西。
全家搬到黑龙江佳木斯第二年，我上学了，不久，又跟随父母来到小兴安岭伊春的一个偏僻山沟里，开荒种地，住进马架窝棚。那年夏天，眼看快开学了，我问母亲：“妈，我上哪去上学呀？”
“嗨！”母亲却长叹一声，“傻孩子，你看这眼前都是大山，哪有学校？这山沟里没有一个孩子上学，你也就别念了。”
我一听就哭了，喊着：“不嘛！我要上学……”
“嗨，傻孩子，”母亲一边给我擦泪，一边哄我，“你没听一到晚上就听见狼嚎吗？你自个跑到山外去上学，万一让狼吃了，妈不悔死了？”
我哭着央求母亲：“妈我不怕。我求你了妈，让我念书吧！”
母亲一脸无奈，“妈不是不想让你念书，可这里没有学校，你上哪去念哪？”
“那我自个儿回佳木斯！”我哭着喊道。
“你敢？看我不打折你的腿！”两手沾满黑泥，正往窝棚上抹泥的父亲，一脸怒气地骂起来，“你这败家的孩子，大人这边连饭都吃不上，你他妈的还想上学？上啥学上学？痛快给我端泥来！”
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毫无来由地冲我和母亲发火。“你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我顶了父亲一句。
“小兔崽子，你还敢跟我顶嘴？”父亲抓起一根柳条棍子就冲我奔过来，母亲急忙把我挡在身后让我快跑。
这天晚上，躺在潮湿、闷热，一巴掌能打死好几个蚊子的窝棚里，父亲骂了我半宿，我也哭了半宿。
我一心要读书，是渴望像城里孩子那样，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快乐地读书写字唱歌，还渴望老师摸着我的小脑袋表扬我，要全班同学向我学习，说我成绩好。除此，还因为我的三个姐姐……大姐从沈阳来看望父母，看到我背着书包放学回来，大姐惊喜地说：“雅文你也上学了？大姐真羡慕你……老妹，你可要好好念书啊！可别像大姐似的成了睁眼瞎子，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我看见大姐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二姐到佳木斯以后，上了几天夜校。一天晚上，她哭着从夜校回来了，对我说：“老妹，你可要替二姐多念点书啊！”搂着我就哭起来。在夜校里，有人指指点点说二姐罗锅还念什么书。自尊心极强的二姐受不了这种歧视，再也不去夜校了，只是偶尔拿出夜校的课本，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偶尔还问我哪个字念什么。到工厂当了学徒工的三姐，只念了二年书，多次叮嘱我，要我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出息。
我从三个姐姐的泪水里，从她们的叮嘱中，似懂非懂地明白了一些道理。因此，在我小小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读书，绝不能像姐姐那样成为睁眼瞎子。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次哭着喊着要上学该是多么正确！否则，我像许多山里孩子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小文盲，也像我的几个姐姐一样成了睁眼瞎子，最后嫁给一个并不相爱的男人，窝窝囊囊、愚昧无知地过一辈子！
第二天早晨，不知为什么，母亲把我早早地叫醒，父亲同意送我去山外十几里的学校去读书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胜利，也是第一次体现出“性格决定命运”的人生哲理。我为自己感到庆幸，也感谢父母对我的宽容。
从此，10岁的我，独自一个人，每天跑到十几里路的山外去上学，途经一个几里长的大草甸子。大草甸子常年积水，长满了一人多深的蒿草，人称塌头墩子。没有道眼儿，只能在塌头墩子上蹦来蹦去，一双母亲做的布鞋全湿透了。但是，风雨无阻，这个小人每天都会出现在那条狼和野狗经常出没的山路上，冬天冻得小脚像馒头，穿不进鞋，耳朵冻得淌黄水，但我不敢跟父母说，怕他们不让我上学。更可怕的是，路上，我遇到过坏人，差点被他弄走，遇到过野猪，我以为是家猪，拿着小棍往家里赶，跑到跟前，它冲我恶狠狠地“哼”一声，转头跑了。回家父亲骂我：“败家的孩子，谁家猪跑那去，那是野猪！你没听人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吗？以后遇到野猪离远点儿！”
为了我的安全，父亲给我弄来一条小狗，让它跟着我上学，有了小狗大黄做伴，我就不怕了。我在教室里上课，大黄就趴在校门口等我，放了学，我带着大黄向我山沟里的家里跑去，同学们都叫我狗孩儿。可是，一年开春，一天放学路过大草甸子，枯草中发出刷刷的响声，大黄拼命地“汪汪”大叫，冲进枯草丛中，一阵撕咬过后，再也没了声息。我哭喊着大黄向家里跑去，等我央求父亲拎着木棍赶到草甸子，只找到几根骨头和一堆狗毛。父亲对母亲说我命大，要不是大黄与狼搏斗，没命的就是老多咕了。
这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哭了一夜，想起大黄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无论冬夏都只喝一口刷锅水，我遭多少罪，它就遭多少罪。可它从无怨言，一直忠实地陪伴着我，直到它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敢想象今后没有了大黄，我该怎样走过那片荒无人迹的大草甸子，又该怎样走过那条风雪弥漫的漫长山路……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又早早起来去上学了，母亲把我送到山口，看着我的小小身影淹没在那片没人深的枯草中。
刘斌：您从童年开始承受了很多苦难，有哲人说，苦难是人生财富，您如何理解苦难？
张雅文：我觉得苦难给人们带来的并不是什么财富，更不是什么赞美之词，而是没有选择的痛苦。人人都渴望过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没人愿意选择苦难与贫贱。但是人无法选择时代与命运。对有志者来说，贫穷与苦难不啻一所特殊的学校。它磨砺人的意志，锤炼人的性格，造就一个人不惧苦难的个性，使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能咬紧牙关挺过去，按着自己的意志顽强地活下去。童年的苦难造就了我的个性，否则，我不会走到今天。
刘斌：您怎样从“狗孩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张雅文：我小学四年级，随父母回到佳木斯，疯狂地爱上体育，一心要当运动员，五年级时，被市体工队选中。父亲不同意我去当运动员，要打折我的腿，我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跑到体工队去追求我的理想去了。可我根本不是搞体育的料，四年后，我虽然达到了国家一级速滑运动员标准，但我接连几场大病，“理想”的翅膀折断了，到银行当了一名记账员。可我不甘心，19岁的我一心想读书，想重新追求梦想。于是，我给自己做出庞大的学习计划，几年时间，自学完初、高中文科的全部课程，1966年准备报考大学，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停止招生，我的大学梦又破灭了。
刘斌：您从一级速滑运动员，又怎么成了一级作家？
张雅文：文革结束后，我又陷入了人生的第二次痛苦徘徊，看到别人考大学，我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时不待我，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不可能再考学了。说心里话，我从未做过作家梦，连想都没想过，我成为作家也并非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总觉得自己能干大事，可又不知能干什么，总之是不甘心就这样混一辈子。
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先生开了一句玩笑，他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里的主人公去拿世界冠军，去实现我们的理想。就是这句话，却点燃了我内心的激情。我想，干嘛要等老年再写，我现在就写！于是，我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小说《生活的浪花》投到《合江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编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而且还收到了12块稿费，孩子高兴地说：“妈妈你多写点吧，咱家就有肉吃了。”
从此，我把后半生的生命赌注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了，开始玩命地创作起来，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来用。一边摇风轮做饭，一边看书，捧着《红楼梦》啃不动，许多字不认识，一边切菜一边背诵古诗词，满屋子到处都贴着古诗词，随时背诵，几天换一茬。我深知自己底子薄，文化功底浅，只能发奋努力。从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期间，我在全市记者编辑考试中，成绩居全地区第二名，在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表彰中，我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自学成才表彰大会，并代表自学成才者发言。
刘斌：在创作过程中顺利吗？
张雅文：我自身的创作还算顺利，但其他方面就不顺利了，遇到很多阻力，1983年挨过三次党内批判，批判我成名成家。领导点着我的鼻子斥责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我告诉你，你一年发个一两篇露露脸就行了！”可我一年发了八个短篇，两个中篇。最后一次批判进行了整整一上午，批判会结束时，让我表态，我哭着说：“你凭什么批判我，我的文学道路是靠根根白发、屡屡皱纹铺出来的，每当节假日，你带着老婆孩在溜公园，而我却在爬格子，我在编辑部一篇稿子不少发，我还兼着文联会计，你凭什么批判我？你说得对，我就是想成名成家，我绝不会放下我的笔！”1982年我和先生都是出席市的劳动模范，第二年就因发了10篇小说而遭到了批判。
但是，我和我先生这种运动员出身的人，内心很强大，越是受压，反弹就越厉害，根本压不垮。就在批判我的当天晚上，我照样创作到深夜12点，任何人都休想阻挠我创作的脚步。在创作中有这样的体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一拿起笔，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死我，我就会把一切烦恼像轰苍蝇似的轰出窗外，潜下心来写我的作品。
刘斌：听说，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爱人，他很善解人意，总是全力支持您的事业，请介绍一下。
张雅文：应该说他是我的启蒙恩师，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他的一句话，点燃了我心中的创作激情，改变了我的人生。当运动员恋爱时，他爱读书，经常给我朗诵海涅诗选，给我讲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讲泰戈尔的《红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是一位好大哥，用心捧了我一生，他总是叫我快乐的小傻瓜，我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孩子，总是单纯得冒傻气。
刘斌：现在年轻人求爱赠送戒指，下跪，捧上99朵玫瑰花，你先生是如何向您求爱的？
张雅文：我们那时没有那种仪式，不过也很浪漫。记得1963年，他去汤岗子温泉疗养，把最好的玫瑰花剪下来压扁，做成标本，寄信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朵珍贵的玫瑰标本呢。后来他当教练到哈尔滨开省体育工作会议，工资低，攒了200多元钱，买了一块瑞士欧尔玛日历表送给我，带夜光的，我非常高兴。这已是很贵重的礼物了。
刘斌：你们相知相爱相依相守50年，太幸福了。
张雅文：我们俩遭难的故事在《生命的呐喊》一书里都写了。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先生被关进牛棚，房子被没收，我怀孕八个月，冒着刺骨的寒风，挺着大肚子推车搬家。1978年12月1日，在我母亲邻居里的小棚子里生下我的女儿。小棚子什么概念，除了一铺炕，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现砌的炉子，生下女儿第三天，就煤烟中毒，月子里，接连三次煤气中毒，连拉带吐，险些丧命。一点奶水都没有，母亲用燕窝煮鸡蛋让我吃，然后用大被蒙头捂汗，半个月内，捂了七次奶，到第16天，我头发奇痒，我要洗头，母亲不让，说怕做病。我坚决要洗，洗完头，刮下50多个小红虱子。先生从牛棚被解放出来，女儿都七八个月了。这段往事不堪回首，但总算过去了。
刘斌：60岁以后，是您的第二个青春期，创作了许多好作品，而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除《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之外，全部是您自己捕捉发现，自费采访闯荡完成的，难能可贵！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吴井泉、王秀臣先生为您撰写的评传中写道：“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理性之光；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忧患而智能的理性之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构筑了她作品崇高美的风骨；凝重执著的美学追求，使她的作品流淌着昂扬不屈的精神血脉；外倾心态的情感喷射，使她的作品洋溢着汪洋恣肆大气磅礴的审美气息……”
张雅文：是的，60岁之后，是我创作的黄金时期，思想更加成熟，文字打磨得更加准确，对题材的审视更加深刻，驾驭能力也明显提升了。这几年，完成了《生命的呐喊》、《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与魔鬼博弈——留给现实和未来的思考》、《走过伤心地》，《生命的呐喊》五次再版，出了英文版，而且获得了第五届鲁奖。《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刘斌：不容易呀，无论是文学，还是人生之路，都不容易！您是一个奇迹，一个传奇。您的新作《与魔鬼博弈》出版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张雅文：我想把手中一部30集电视剧本改完，将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故事，改编成中外合资的电影，将他们崇高的精神告诉世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有投资方正在跟我洽谈此事。报告文学方面，如果身体允许，还想选一项境外题材去采写，不过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另外，您知道我先生是一名法官，多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法治方面的素材，很想用报告文学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刘斌：时间关系，不得不结束采访，采访期间，我们得到报告文学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老师的具体指导，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谢谢您的倾情恳谈。
张雅文：谢谢您，也谢谢炳银老师。
张雅文简历：
张雅文，1944年出生，国家一级作家、国家政府津贴享受者、黑龙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
著有《生命的呐喊》《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与魔鬼博弈》《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二十余部作品，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百余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生命的呐喊》译成英文国外发行；编剧44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16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三部20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冰雪人生》、《妈妈拉我一把》计120余集。
《生命的呐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获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图书奖；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获飞天奖；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获华表奖；《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等作品多次获黑龙江省文艺大奖。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1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青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