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访邢军纪老师事先设计了三套话题方案，其一，报告文学作家的大学教育与训练。去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聘任6名著名作家为导师，指导首届文学创作方向的10名硕士，希望经过3年的精心培养，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新锐力量，此讯引起界内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借此“由头”，请邢老师谈些独到见解。解放军艺术学院是作家的摇篮，军事文学创作重镇，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可谓星光熠熠，他是学院军事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在教坛辛勤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用心血铸就的《让细节放大我们的感觉》这本文学创作学基础，让成千上万的学子和文学青年奉为宝典，进入了神圣的文学殿堂。时下，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建设和素质提升已被高度重视，请创作丰盈、教学丰富的邢军纪老师深入谈经论道是正逢其时的。
其二，报告文学的学术理论有一个恒久话题：揭露性的本质和批判性的美学特征。多年前读过邢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种危险》，敬佩他的冷峻、胆识和勇气，敢于伸张正义，揭示真相，勇于坚持真理，表达立场。叫板央视“焦点访谈”在“97.8.24”交通肇事中的移花接木，剑指新闻腐败和法治黑洞，十多年前他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当下深入探讨“勇气”与“理性”，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更具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三，走进大师的心灵深处。讲述《最后的大师》的创作始末和心路历程，引领我们跨越大师光芒四射的庙堂前殿，推开尘封沉重的后院大门，走近命运多舛的大师身边，在内外光照强烈的反差中，走进大师的心灵深处，让苦涩和震撼再度触动反思的脉穴。
三套方案只能选一，实在难以取舍，遂向李炳银老师讨教，他脱口而出：第三套方案的内容更为丰富，军纪沉静、谨严，十年磨一剑，功夫在诗外。遵从，我再度翻开《最后的大师》，发现之前读得太囫囵吞枣了，便“恶补”三日，细做了访谈提纲，三赴魏公村解放军艺术学院，围绕“走进大师的心灵深处”话题向邢老师讨教。多年后再见邢老师，他还是那样儒雅慈善，和蔼可亲，当年在一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上，他一身戎装，英气逼人，此时，他着深青色对襟立领苏绣花边汉服，配一条浅灰丝绸围巾，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更显博学气质、不凡风度。
访谈从《最后的大师》这本书谈开来，接着谈及邢老师正在创作中的两位大师人物，一位是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之一的韩愈，另一位是中国当代艺术大师孙其峰。三位古今大师的心灵探访之旅，一堂耳提面命的珍贵报告文学传记创作课，特别是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情节均为首次披露。在接下来的茶聊、酒聊、饭聊中，邢军纪老师的语言平朴自然，如涓涓的清澈细流，不时泛起逻辑和思想的晶莹水花。
邢老师，先讲一个“开场白”，近些年在我读到的传记作品中，至少有五、六本人物出场都是在漫步、闲步、散步、徘徊、徜徉，多是街头、林荫道，有的在沙滩、海边，似乎成了场景模式。读了您的《最后的大师》，我在“引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中发现了这种模式的初始范本，原来有心人已经把《最后的大师》作为模写的式样了。
模写也好，仿写也好，如同练习书法、绘画的道理一样，学习好的句型句式、文章结构，是文学创作的基础训练。你首先提到《最后的大师》引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是我的主观臆想，凭空想象，更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我深入采访，沙里淘金得到的真实细节。报告文学写作一定要坚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我是以泪洗面写下了这篇文字的。培养了几十名共和国扛鼎之才的一代宗师，晚年竟如此凄凉悲苦，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默默远去。
我也浅薄寡闻，读您的《最后的大师》之前，对叶企孙也是闻所未闻，一无所知。您是何时知晓叶企孙大师的呢？
邢军纪：说来话长，什么叫“缘”？“缘”就是茫茫人海一定要遇到的人，“缘”就是世事缤纷一定会遇到的事。“良缘”是遇到对的人，共同做对的事。
我写《最后的大师》与叶企孙大师是有良缘的，我在书中都有讲述，但事情并不是像小学生做算术题，照着老师的要求去做那么简单，这本书我前前后后用了十年时间，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环生。
先详细谈谈您与大师叶企孙的缘之初吧。
好的。我第一次听到叶企孙这个名字，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那是春夏之交时节，一天上午，时任军艺院长傅庚辰将军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抽时间与他一起到钱老——钱伟长副主席家里去一趟。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方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老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傅庚辰院长，时常在一起开会，有一次，钱老拿着一份登有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者名单的报纸，指着报告文学一栏第一名的我问傅院长，你认识这个人吗？傅院长看了一下报纸说，不但认识，而且还特别熟悉，你问对人了，他是我们军艺文学系的老师，教文学创作的。钱老高兴地说，好！你问问他，能不能抽些时间，我想请他写一写我的老师，你带他到我家来具体谈谈。
钱老是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与钱老素昧平生，钱老为什么会选中我呢？是对鲁迅文学奖的看重，对军艺的信赖，对傅庚辰院长的信赖，对我的名字“军”和“纪”的信赖。
当我们坐着傅院长的车到达小西天钱老的住所后，钱老热情地讲述了他的老师叶企孙。
钱老先如数家珍地讲了一长串大师级人物和他们的辉煌业绩，如“航天之父”赵九章、“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光学之父”王大珩、老幼皆知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大数学家华罗庚以及许多在两弹一星、国防军工、石油地质等国家重大科研生产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院士、科学家。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大师同出一门，他们有一位共同的老师，这位老师叫叶企孙，你知道吗？
我一时脸红语塞，诚实地摇了摇头。想到自己搞了多年新闻，又弦外有音。搞教学，又写报告文学，竟浑然不知，闻所未闻，钱老前面所说的大师我都知道，还知道他们的一些故事，如华罗庚自学成才，钱学森留学归来等。可是，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大师的老师呢？实在汗颜。
钱老似乎没注意到我的窘态，听到我回答“不知道”三个字后，连拍了三下桌子说：“这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我们中国！”当时，傅庚辰院长和我都惊呆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这样一位培养了几十位声名显赫人物的老师，却默默不名，鲜为人知，其中定有难以名状的复杂原因。沉默片刻，钱老把一本资料汇编递给我说，这是我老师的一些资料，还有清华大学的有关人员姓名电话，他们会协助你采访。我站起来，双手接过资料，给八十岁高龄的钱老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从小西天回魏公村的路上，傅院长和我两人没说一句话，心中都压着一份难以释怀的沉重。
您与钱老相见的情节记忆得如此清晰，可想而知，对成功写作《最后的大师》至关重要。
邢军纪：太重要了，刻在我心上一样，特别是钱老激动地拍桌子讲的那句话，字字千斤重。后来，每当我在采访中，在写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受钱老重托的情景，我觉得我们太对不住叶企孙。如果这么多大师都在缅怀一个人，而我们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航天事业、国防工业甚至中国863计划都由他的学生担纲当主打，想起他为我们国家从居里夫人买来的第一克镭，想起他一个人负责庚子学款出国留学欧美的战略设计，就觉得他是一个挽大厦于既倒的民族英雄，我们中华民族能雄立世界之林，幸有斯人，但我们这个时代对他太不够意思，太过苛刻，我要为国人还他这个人情，就咬咬牙关，坚持下来了。
后来的采访、写作遇到哪些大的困难？
困难？险些“夭折”！起始时，由于我的轻率，差一点儿辜负钱老托付，险让已屏蔽日久的叶企孙再度与大家失之交臂。想起“轻率”，我甚愧疚。今天该和盘托出，这是我多年以来首次披露，可谓教训深刻。
谢谢！您慢慢讲。
当年，我接受钱老重托之时，又被点将接受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一项写作任务，也可以说是国家级写作项目。时任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的胡振民同志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写的报告文学《新郑钟鼓》后，便直接约见我，授命我写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我只得“临急领令”立即进入角色。怎么办？两个重要题材同时压到肩上，便想，先完成紧迫的国家项目，然后再回头写叶企孙这个题材。
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学生毕业后滞留在校，想在我的名下干活儿。我想这也是个办法，如果找个帮手，或可一身兼二事，同时能完成两个题材的写作任务，岂不更好？便把找助手的事报告给中央文明办，中央文明办很尊重我的意见，便以中央文明办的名义给他所在部队写信请假。或许是不对口，该生的单位竟然没同意中央文明办的意见。这种情况下，我又把叶企孙这个题材告诉了他，让他先着手叶企孙的资料准备并完成我构思好的草稿写作任务。实际上，我对他更多的期待在采访和收集素材资料的环节上。我把钱老给我的叶企孙资料书集和我写的初步构思大纲交给了他，嘱他按资料中的现存线索把所有需要查阅的书先去图书馆和书店找出来，做足创作的前期准备工作。交代完毕后，我就上路全力以赴写《中国精神》去了。两年多时间我除完成日常教学任务外，跑了十多个省、50多个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和一百多个农村乡镇，采访了近千人，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如期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书稿，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的几位领导利用国庆假期审阅，最终正式出版了70多万字的《中国精神》(上、下两册)，该书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研讨会上，一些评论家发言说我是用中国精神写就了《中国精神》，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不过完成一项任务而已。
《中国精神》尚未完工时，就接到学生的报告，说叶企孙已经写完。我颇为吃惊，以我的经验，仅寻找采访资料就要耗费许多时日，如今他却不到一年就全部竣工，速度之快令人诧异。书稿和资料寄来时，竟还是钱老给我的那本书，这使我很生气，他只是按我写的提纲去走，在那本书里掐头去尾，辑录了十几万字而已。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此时，山东《时代文学》杂志副主编黄强兄来京约稿。我是他们的老客户，由于长期合作，我的长篇作品，多是先在此刊首发，然后才正式出版。我说和学生合写了一个人叫叶企孙，他当即拍板要稿，我自知心虚，因正忙《中国精神》，无暇顾他，我只是凭经验掂量它的不足，至于如何不足，却不知端底。我对黄强兄说，你先回去，到发稿时一定火速寄你。于是我就将叶企孙的资料和稿子给了胞妹小娓，她是快手且文笔优美，我对他说，你别管皂白，先逐句顺一遍，在某月某日按地址寄出就是。我想这样一来，由我的学生和妹妹两道关卡，再差也到不了那去，等东西发出来后，《中国精神》刚好完成，我在出书时再好好收拾不迟。妹妹便匆匆改了一遍，直接发给《时代文学》了。几个月后，我收到退稿，竟然连退稿信也没有，我惊呆了，这是我从事创作二十余年来第一次遭遇退稿，而且还是与我过从甚密的《时代文学》！
在办公室里，适逢空窗期，《中国精神》已经付梓，按照计划，本来可以安静地修改叶企孙的文章，没想到却遭遇退稿，有一刻，我甚至很好奇，我想象不出，很哥们的黄强们，有什么理由能退我的稿呢？
我努力安静下来读退稿，读着读着，冷汗就下来了，可以说大汗淋漓，身上鸡皮疙瘩顿起，脸上烧得通红，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幸亏没有刊发，真该感谢《时代文学》，真该感谢李广鼐、黄强一帮哥们儿，他们为了维护我的荣誉和文学的尊严而大声说不！如果依了情面不慎发表，以这样肤浅的文字，怎么向钱伟长副主席交代，怎么告慰逝去的大师们！还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呢，真是丢脸，无地自容！
起始不顺，客观上，时间紧迫，两个重大项目同时压肩，分身乏术，可以理解。主观上您还是有责任意识的。
这些看似枝微末节，实际很影响情绪。主观上我要忏悔，由于自己的轻视草率，险些酿成大错。
有了这个起始的曲折经历，我痛下决心，要用心力，甚至生命去完成《最后的大师》的创作。原因很简单，当我反复阅读仅存的资料，脑海中便浮现出了我尊崇的大师形象，叶企孙是“全人格”教育的典范，是“中西全通，古今融通，文理全通”的大学问家，是几十位共和国科技界各学科开创者、奠基人的导师，叶企孙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的身上最能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没有任何理由屏蔽他，忽略他，轻视他。受托撰写叶企孙大师是我最大的幸运，写叶企孙是我的宿命，我似乎在替所有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中国人还叶老的人情债，希望人们都能记住叶企孙这个名字，谈不上什么堂而皇之的历史责任，我必须竭尽全力而为之。
那您是怎样重整旗鼓的？
首先调整心态，确定以忏悔和愧疚的心态，不负重托的责任感投入创作。
推倒之前的一切东西，从零开始，开始了漫长的追索之旅，到上海、到江苏、到全国各地，四处寻找蛛丝马迹，千方百计寻找线索踪影。另一方面就是从稀有的历史资料中发掘。
然而难度之大，是我多年写作所没有遇到的，首先是采访难，叶企孙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现仅有侄儿叶铭汉等，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同时代人大都已经作古，连他们学生的学生都是耄耋老人了，有的采访人刚联系好，再继续明确采访时间时，对方告之：老人已经去世了，能触摸到这位历史人物的脉搏太难。叶企孙留下的文字资料更是微乎其微，晚年没留下只言片语，仅存的早年日记中从不吐露心声，只是记事，如今天去××地方，连与什么人会面、谈了什么事也没留下一点痕迹。他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第一任院长，首任物理系主任。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是清华大学代校长，我们的陈毅元帅是从他手中接过了清华大学的权杖的。1958年院校改造，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后，叶企孙就消声灭迹了，听叶铭汉讲，他曾参加过一次学院的歌咏活动，我翻了有关这次歌咏活动的全部信息资料，没有一个字记载，似乎他压根儿就没参加，其实是后来人为了避嫌，把有关的信息都删除了。
在如此艰难之中，您是如何推开沉重的后院大门，了解更多信息，走到大师身边的？
收集资料和采访是学者型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我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要写好一个人物，特别是大师级的重要人物，一定要研究他所生活的时代，我就从他生活的民国时期开始做研究，先后买了三百多本有关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书籍，还购买了陈寅恪、吴宓等同时代学者的家族以及他们的书信、日记等书籍进行研究，叶企孙国学知识丰富，我又认真研读他所读过的《诗经》、《论语》、《大学》、《孟子》等经典，广撒大网，沙里淘金，从浩瀚的史料中发现、剥离、寻找真实的细节，寻觅能显现叶企孙活动的珍贵史料，要像考古工作者那样细致入微地发掘，像工兵排雷那样小心翼翼地剥离，像大海捞针那样潜至海底去寻宝。如叶企孙性情寡淡、清高，喜静独处，朋友不多，只有吴宓交往尚频，一起出国留学，又一起回到清华执教。他俩是好朋友，虽然一个搞国学，一个搞科技，但气质性格相投，我就通读了五百多万字吴宓的书信及全部日记，一篇篇地从中寻找叶企孙的线索。吴宓细腻，一起吃饭花多少钱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如我发现有一篇日记里曾记载叶企孙、浦江清、吴宓三人吃饭的信息，会找来浦江清的日记佐证，就在这一天里，浦的日记就把叶企孙屏蔽掉了，而浦是文学家，他的日记特征甚至比吴宓还细腻，但不会把叶企孙——当时清华大学的大人物忽略的，而是其家人后来在整理日记时怕受牵连而删除的。可见当时政治气候多么严酷，可见还原历史真相多么不易。
再如，写叶企孙上数学课，进行物理实验等细节，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基础理论，我就得“补课”，补了就能写具体，不补写了外行话，就要出硬伤。
我们当老师的常说，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要准备一桶水，一缸水，当报告文学作家也是同理，要做杂家，给读者说明白一个细节，要用十倍、百倍的知识做准备。
《最后的大师》知识密集度高，您下了大功夫，确实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您用“最后”这个时间量词限定了“大师”，《最后的大师》书名，从何考量？
何谓大师？何为最后的大师？许多人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定书名的时候，也就是给叶企孙身份下定论的时候，我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深思熟虑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叶企孙是受尊崇、景仰的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为什么前面冠之“最后”，读者可以充分想象，空间是十分辽阔的。我是在学习研究自民国以来中国大师级人物之后，发现叶企孙是这个精英群体中最后一位命运多舛的人士。1948年3月，中国有史以来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产生，100名候选人，有81人通过，叶企孙在数理组排名第九，这个名单中的人物个个显赫，唯有叶企孙人生命运最令人扼腕不已，他是大师行列中最伟大的悲剧人物，用宝贵的生命实践了科学救国，抗日救亡的赤诚心愿，他一生没离开讲台，不是简单的教书育人，是用高远的眼光搭建了高耸的共和国科技大厦，集纳从海外归来的一个个贤士英才做栋梁，而他却沉在地下，埋在土里。所以我说叶企孙是绝无仅有的大师，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后无来者，而我们只能站在一个空旷的精神断裂带上，眷恋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却无法追回……
悲剧的美给人留下的印痕更深刻。我觉得叶企孙个人情感也透露着悲剧色彩，他最后孑然一身孤独地走到人生终点。您在书中对他的婚恋只是轻描淡写，欲言又止，今天能不能讲讲个中因由？
关于叶企孙情感和婚姻问题，我是下了功夫追寻考证的，时间用了很多，结果不明显，存在一些疑团，只能待他人探索发现了。按常理常态，叶企孙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应该拥有美满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从我掌握的资料发现，叶企孙当年与吴宓、陈寅恪交往较多，三人也品评女人，谈些男婚女嫁之事。他们当中，吴宓早婚，人也热情，曾给陈寅恪、叶企孙当过红娘，介绍女友，这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录。1928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运动会期间，有四名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住在吴宓家中，其中有一名叫王保和，另一个名叫汪玉莹，据吴宓日记，其间叶企孙两次来吴家拜访，与汪玉莹在西客厅会面，后来吴宓的日记关于叶、汪的记录就“断片”了，没了下文，叶企孙与汪玉莹的关系没了结果。
看来他们是有缘无分，有缘相识，无缘牵手。
叶企孙性格谦和然而约束自律，不会轻率接触女子。出身书香门第，是留美博士，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高贵的学养气质，儒雅内敛的形象，无疑是当时知识女性的追逐目标，那为什么叶企孙没遇到心仪动情的人，又为什么没有条件优越的女子亲近他呢？无非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叶企孙天生羞涩，这种性格使他对女性的了解基本上处于蒙昧混沌状态，始终处于隔岸观望，不敢亲近。二是受陈、吴好友婚恋态度、状态的潜移默化影响，陈寅恪对一些人丢弃学业，追逐女色异常反感，吴宓早陷婚姻围城之中，身心疲惫不堪，不知不觉中对女性和婚姻产生恐惧感，因此望而却步，不敢贸然向前。在采访叶企孙侄子叶铭汉先生时，他讲到，他在上大学期间，还有人上门给叔叔叶企孙牵线说媒，叔叔也去相亲过，一些朋友和学生还去看热闹，开善意的玩笑，但是，都不成功，也没有浪漫的情史，更谈不上走进婚姻殿堂了。不过几年前，爆出一件大师们的艳史遗事，直接指向叶企孙。
详细讲讲，年青读者对这一段会有兴趣。
属于陈芝麻烂谷子了。2009年第10期《读库》发表一篇文章，后来《读者》也编发了，许多报刊都当成茶余饭后的“聊资”刊登。文章由“清华三孙”谈起，金岳霖，字龙荪，因爱慕林徽因而终生未娶；陈岱孙与周培源同时爱上了北平师范大学校花王蒂澂，最后王蒂澂选择了周培源，陈岱孙因此也终身未娶；还有叶企孙也是因为秘不可宣的原因孤身终老。那篇文章标题是《叶企孙：半生功名，半生坎坷》，文中披露周培源先生的情敌不是陈岱孙，而是叶企孙，王蒂澂嫌叶企孙讲话有点儿口吃，个子没有周先生高大云云。这就把叶企孙原本平淡无奇的情感隐秘搞得风生水起。我作为传主的写作人，当然把这个发现看成重要线索，马上找清华大学的有关人士寻访，准备直接采访王蒂澂女士，因为只有她最有权威说明真相，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但是，要去登门时，她的女儿回电：老人3天前病逝。从此，关于叶企孙的婚恋信息中断了，成了难解之谜。
我们不是探秘、猎奇、听故事，而是从这个寻访、追索过程，掌握采访、写作的准则和方法。时下“大师”之冠满天飞，滥用无忌，令人忧虑，而真正的大师是群山之峰，您对“大师”的称谓是如何理解的？
堪称大师的人无疑是学者师长，道德楷模，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如陈寅恪所言，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就像叶企孙那样，即使在文革已经来临，大多数学人纷纷违心自保时，他仍发表《几点意见》，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历史高度。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在中国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奇怪现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叶企孙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位令后人尊崇的大师，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他是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最远的大师，大师远去，留给我们的沉思太多太多。
当年陈景润的事迹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作用，叶企孙不同凡响的人生触动灵魂，引起心灵震撼，两个人的共通之处在哪里？
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我们报告文学的一座里程碑。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坎坷的人生。但是，二人不可同日而语，一是从辈分上讲，叶企孙是陈景润的老师的老师，陈的老师姓沈，是熊庆来的学生，熊庆来就是叶企孙当理学院院长时聘来的，所以说这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二是陈景润虽半生蹉跎，终苦尽甘来，而叶企孙却至死不见赦免。两人虽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身上集中体现了追求真理、科学兴国的民族精神，不同的是陈景润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是苦难，而叶企孙遭受的精神摧残是灾难。三是陈景润仅有数学单科的贡献，而叶企孙在海外就学时就已用射线方法准确测定普朗克常数，在世界物理界驰骋十六年之久，而他归国后又为中国培养出多个学科的大师团队。仅就这三点考量，说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当不过分。
叶企孙晚年惨遭“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饱受屈辱和摧残，竟有人将“中国统计学会”与“中统”混为一谈，令人啼笑皆非。
这就是钱伟长副主席老师所言：这就是我们中国！
走近叶企孙后，我慢慢领悟了，为什么钱老拍案三次，怒火中烧！现在该是还大师一世清白，让天下人知晓其美名的时候了，该是安抚大师灵魂，让大师闭上眼睛的时候了。
我讲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叶企孙大师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在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国度，应该饮水思源，永缅师恩，当卫星上天、热核实验成功、科技各领域捷报频传，不应该只去歌颂欢呼，而忘了起始起源；不应该只知成功，不知成因；不应该只知学生而不知老师。要知道，我们国家诸多学科的肇始、发展和成就，都离不开一个名字，他就是叶企孙，如果仅知道闪闪发光明星般耀眼的学生，而不知学生的老师，就像没有根须的大树，没有源头的河流，没有来历的民族，没有历史的国家，那是十分危险，十分可怕的。
创作《最后的大师》您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
有言：十年磨一剑，我写叶企孙和他的时代前前后后整整用了十年时间，我觉得不够，如果时间再长一些，也许更丰富，更完美。
最深刻的感悟是走进了叶企孙的心灵深处，自己的情感与大师的情感交融到了一起，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不能自己，情感难以自拔，是用心血和着泪水写下去的。十年时间，我的灵魂得到一次彻底洗礼，叶企孙大师是我做人行事的典范、楷模，是我心中的丰碑。了解了叶企孙灿烂而又悲惨的人生之路，我深为他的学识、贡献感动，为他的品格、风范而景仰，因他的辉煌而喜，因他的遭遇而泣。他是唯一走进我梦里的传主。我在《让细节放大我们的感觉》177页里，写了名为《一张旧报纸》的小说，实际上记录的是真实的梦境。
前面讲到“引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其中细节不是凭空虚构，而是真实再现，晚年，精神折磨，政治打击使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前列腺炎一天比一天加重，小便失禁，两条腿肿得像两只木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
我在书中写道：“说是散步，实际上是蹭与挪，他追求的是直立行走的意义，追求的是会晤阳光，他的腰佝偻着，似乎总在俯视着什么，以这样的姿态追求直立行走，从理论上讲是很难完成的。但是他要追求，至少在心里是这样命令自己的，他以很坚毅的神情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从北京大学踽行而出，来到中关村大街上，这是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他必须来到这里，中关村北部的一个T字形路口，完成他与太阳的约见。
这是客观的、艺术的再现，是大师心灵深处精神世界的再现，他反感妄言，不善表白，只有用行动默默地自然流露心声。他追求、渴望，期待与太阳最后的约见。
从《最后的大师》中看到您的情感流露，喜叶企孙之所喜，忧叶企孙之所忧，与传主同乐同悲。
十年间我就像与叶企孙生活在一起一样，用时髦的词“穿越”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牵引我重走了一遍叶企孙大师的人生路，随他一起在上海敬业学堂读《大学》、《中庸》、《诗经》；随他一起北上清华，攻数理、学科学；随他跨大洋，进芝加哥大学，遨游物理王国，探索光量子的奥秘；随他学成归国，再归清华，扬帆于滔滔学海，创建国家科技学科大架构；随他集聚群贤，托起国家重器；随他共赴灾难，蒙冤受屈，三载铁窗生涯过后，一顶“莫须有”的国民党特务大帽子压到晚年，甚至他耳聋，我的耳朵也聋了……
推开尘封、沉重的后院大门，由“走近”到“走进”，您心中的叶企孙心灵深处是怎样的境界？
我说过，前院热闹、明亮、风光，而后院冷清、黑暗、寂寞，既放珍宝又安顿魂灵，在前院能找到光鲜亮丽的枝叶，而在后院只能寻觅到幽暗孤独的根系。在前院上演着小品时代，在后院我们就会看到叶企孙，看到了他的魂魄和精神力量。纵览叶企孙大师的坎坷一生，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光芒，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中的民族精神，看到了最珍贵的中国精神元素，特别是无我无畏，追索真理的英雄气概和坦诚胸襟。
最能体现他的精神力量的文章，就是《几点意见》吧？
是的，那是《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四期发表的署名文章，也是叶企孙在世的最后一篇文章，面对有人简单地、片面地冠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批判”爱因斯坦、锐利·金斯、普朗克时，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而是用理性、血性和骨气发出了追索真理，捍卫真理的强音。要知道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危如累卵，一言之差，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叶企孙当时已渐渐被遮挡于社会主流之外，被打入另册，到了十分危急的境地，但他丝毫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没有明哲保身，反之，逆流而上，挺身而出，据理直言，实在难能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完美的大师，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心灵深处是澄明世界，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元素与风骨于一身，表现了民族精神的硬度与高度。
《最后的大师》是您用心创作，用血凝成，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恢宏长卷，其间的智慧、学养需要我们慢慢阅读品味。现在请您谈一谈“末”的故事，该书出版发行后的情况？
《最后的大师——记中国当代物理学家宗师叶企孙》发表于2008年第5期《十月》杂志，30万字，具体发行多少万册，我不知道，只知道这期杂志上市后就脱销，一时洛阳纸贵，高教界、科技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叶企孙的众多粉丝纷纷给我打电话，民间持续不断举办沙龙研讨，这是我没想到的。
2010年7月，《最后的大师》正式出版后，我马上赠送傅庚辰院长，并委托转赠钱伟长副主席，万万没想到，钱老在几月前仙逝，我十分痛心，钱老虽未看到所托之事的结果，但是，他老人家在天有灵也会欣然吧。傅庚辰院长阅完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代表钱老表达感谢，给予我很大鼓励。
后来，《最后的大师》一版再版，重版3次，究竟发行多少万册，我没有统计。
2011年4月22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我应邀前往，做了一次演讲，记得题目叫《在想象中与叶企孙先生的清华重逢》反响强烈。校庆期间，清华购书1.2万册，校友人手一份，听到的反应是：这本书是写清华大学大师级人物传记中最好的一部。
有位知名企业家还购买了许多册，赠送一线影视导演、编剧，赠送给MBA、EMBA学员。
在一些大学和科技界，围绕《最后的大师》，据说还引发许多争论。
是您想象之中？还是意料之外？
兼而有之。叶企孙本身就是宿命坎坷，《最后的大师》也命里注定会有“小插曲”和“节外生枝”的小麻烦。
小插曲是这样的：当年上报“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时，北京市曾组织专家、学者、作家和媒体对作品进行无记名投票排序，《最后的大师》名列第一选送，但是，最后如泥牛入海。是对传主有争议，还是对文本有意见，我全然不知，也不在意了。我认为我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不写叶企孙，或许叶企孙真的就消失了，如果连叶企孙这样的人物都了无印痕，这个时代之心在哪呢？而我写了，我用我心写了这么一个人，让国人知道中国有叶企孙这样一个人，他曾在中国存在过，这样一个人，可以和国外任何一个称为大师的人比肩。而我也为国人还了欠叶企孙的人情，证明人民没有忘记他。仅此而已。
对于评奖，我经常内心对叶企孙说，写你是我的事，得奖是你的事。奇怪的是，凡和叶企孙扯上关系的事，都如他的命运。前些时我那个学生来电话，我说我都记在叶企孙的账上了，咱们一笑了之了。他曾给鲁奖办公室打电话谎称此文是我抄袭他的作品。当年，他写了十多万字的钱伟长文摘，害得我无地自容，而我却给他了一万块钱作为给他的稿费，而实际上钱老一分钱也没给我，全是我自费采访购买资料，包括这笔稿费，都出自我的口袋。在十五年前，它相当于一部出版的三十万字长篇小说的稿费。评奖时他又羞辱了我一回，因为叶企孙的学生造出了原子弹氢弹，而我的学生却能造出臭弹来，把本该得奖的叶企孙给拉了下来。但我更知道叶企孙不如陈景润命运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决不会把账算到我学生头上，我只能说，这就是叶企孙的命运，要怪只能怪他老人家命运不济……
讲到这里，《最后的大师》始末算告一段落了吧。
基本上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厚重之书须细细品味，反复阅读。下面请您谈谈目前创作中的另外两位大师的情况吧。
我目前进行中的创作项目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作协《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写作工程的《韩愈传》，另一个是写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中国书法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得主、原天津美术学院院长孙其峰的传记。
两位一古一今，堪称文豪与大师。
是的。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文章巨公”之名，他崇奉儒学，忠君爱民，但仕途坎坷，磨难一生。
孙其峰是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书法家，又是美术、书法教育家，现已九十五岁高龄，一生低调，技艺独到超群，品格高洁，令人景仰。
一位作古，一位健在，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心灵深处清澈明净，集中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元素，如正义、悲悯、责任、风骨、气节、担当、操守。
这正是我要提问的，能透露一下创作新意吗？如何使历史关照现实，艺术关照心灵，阅读之后给人启迪教益，而不是简单重复人物故事。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有历史传承的，是永恒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品贵在发掘与创新，发掘就要像考古工作者那样严谨求证，从浩瀚的史料里和现场采访中去发现和探寻，创新就是在发现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提炼，把人物心灵深处的东西展示出来，如写韩愈就要把发现的新史料客观真实地用文学样式全新梳理呈现，把韩愈的担当、责任、才学和作为等鲜明表达，给读者全新的认知视角和思考空间。
比如，当我再读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随即背诵下来，佩服)：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时，广泛地查阅了有关史料文献，不仅对诗意本身有了深入理解，更对韩愈当时的心境、心灵深处的悲鸣有了进一步的洞察，创作起来就有新的深度见解。
您现在是如何进入创作状态的？
我目前还处在创作前期的准备阶段，待基本素材累积完成后，再进入正式的创作阶段。
目前的状态很简单，就是天天与两位大师见面，案头备有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繁体字印刷的《韩昌黎集》，四十卷本，在家时每天读一篇，用毛笔小楷书写几页，以这种方式进入大师的思想意境和心灵世界。床头还有一个小画板，不外出时，每天画一幅人物素描或水墨花鸟树木，以此方式与传主进行心灵沟通，亲近传主的心神。我曾学过专业美术，现重操旧业，不是想旧梦重圆，纯属文人雅兴，重要的是自己受熏陶，也是为创作做准备。我认为中国书法、中国美术是同根同源的，书、画、诗、文都是相通的，这对于我创作两位大师的传记是不可缺失的重要一课，是至关重要的必修课。
(看了邢老师存在手机上的人物素描和书法照片)中国多了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少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能透露一下您的每天工作状态吗？
我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练一个多小时书法或画，8点半吃早饭，9点写作，12点吃午饭，下午12点半至2点半午休，2点半至6点阅读、写作，晚饭后散步，然后阅读、写作，12点就寝。
您写作写不下去时怎么办？
有媒体宣传×××日写2万字，十天出一本书，那是“写手写匠”，在我眼中是天方夜谭。真正的写作是“慢工出细活儿”、“细雕出精品”。写作不顺畅是常态，写不下去说明文路不同，马上停下来，读书查资料，打开思路。如前几天我发现韩愈曾是北魏安定王的孙子，写不下去了，赶紧把北魏史翻出来查阅，那个年代发生过什么战事？那些战事中有没有安定王介入？战况如何？再从这些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打开记忆宝盒进行联想，想到宁夏西部有个地方叫统万城，似乎在靖边定边境内，是与北魏为敌的夏国国都，十几年前我采访去过那里，还拍了许多风景照片，把这些经历、体验、印象调动起来就丰富了，可以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里面，既鲜活又有内容，写起来笔下生风，顺畅多了。
中国美术界人才济济，孙其峰大师的独特魅力在哪里？
孙老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的艺德和艺技，他的心灵深处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美德，他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和艺术追求有独到之处。十多年前，市场经济大潮强劲，人们追逐金钱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老人家却急流勇退，回到山东老家招远“归园”(归隐田园之意)，免费办学，免费施教。一个著名美术教育家、花鸟画家，一幅画就是几十万，放弃这一切，一呆就是十年，为了什么？他想到的是“感恩”、“报恩”。少小学画时，因生活困难，老师没要过他的学费。他曾师从徐悲鸿、黄炳虹、李苦禅等大家，日后在山水、花鸟、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如今，他成了高龄老人，老师都作古了，想报恩却找不到人了。为了传承师德，他回到故里免费施教，农民渔夫工匠，天南地北的学子，大城市美院的学生，还有一些编辑、画家都慕名前来，他不厌其烦，屋里院内，花前树下，风里雨里，都成了讲台，不同角度，不同光线，笔墨格调，题材立意，耐心讲解，口传身授。学生们感动了，送上各种礼品，他马上沉下脸，厉声说，我只要作品，不收礼品！
孙其峰毫不保留地传授学生，同时在八十岁之后又继续攻关。他画的鸟以前多是静态，因为不动鸟好画。为了画动态的鸟，他一口气画了几百张飞鸟，鸟在他的画笔下终于洒脱地飞起来了。他说，一个画家的黄金时代应该从80岁开始！如今他已经95岁了。怎不让人惊赞老人家旺盛的生命力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呢！
孙其峰老人的一生充满坎坷，文革中饱受磨难，组织批他，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他，他左挨批右挨斗，但他不在意不消沉，批斗人都走散了，他仍不走，问他为何不走，答曰构思未好不能走。他没有敌人，从不记仇，过后对批斗过他的学生照常施教如初。但是，孙其峰却把文革中打死老师的人记得入骨，一个画家的观察透彻入微，并挺身而出责命那个造反派去自首，使其受到严惩。如此爱憎分明，坚持正义的人，我们报告文学作家不为之立传为何人立传？
太让人感动，今天您带我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大师心灵之旅，从叶企孙到韩愈再到孙其峰，三位大师心灵深处闪耀着澄明的精神光芒，照亮我们前行之路，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大家，让我们与大师结伴，一路前行。
作者简介：
邢军纪，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文职二级、技术三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自1997年迄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逾千万字。主要作品有：《疯狂的盗墓者》、《黄河大决口》、《商战在郑州》、《锦州之恋》、《第一种危险》、《中国精神》、《风雅大郑州》、《最后的大师》等，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奖、全军新作品一等奖、全军教学成果一等奖、育才奖金奖等。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1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青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