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正活下来的文艺作品，多是蕴含着博大的心与深沉的爱；那些真正被记住的作家与艺术家，多是充盈着道德的善良与人性的温暖
因为创作与生命紧密相连，所以对外的面向社会的担当，与对内的面向心灵的抒情，就成为一些经典作品的典型特征
每次过洞庭湖，见那岳阳楼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字，就会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文正公，想到他哪怕就只有一篇《岳阳楼记》，跻身古往今来第一等作者的队列里也会毫无愧色。其实今天看来，那些真正活下来的文艺作品，多是蕴含着博大的心与深沉的爱；那些真正被记住的作家与艺术家，多是充盈着道德的善良与人性的温暖。他们仿佛是行走在精神天地里的一群巨人，情感充沛，气魄宏大，正道直行，勇于担当。他们的身上，几乎看不到冷漠与萎靡；他们的作品，常常激荡着浩然之气。对于这样的作者，我们可以归纳出很多条创作经验，但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在于他们都具有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
“担当”一词，蒙尘久矣，当前的摩登人士似已不屑使用，认为那是活跃于上辈人口中的过时概念。担当其实既不高深，也不庸俗，更不过时，担当精神之于文艺创作、之于文艺工作者，好似骨中的钙、肉中的血，须臾不能离弃。那么，担当精神在当今时代具体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它是指一种创作追求，是以诚挚、严肃、勇敢的心，在作品里关心民瘼，挞恶扬善，表达真情，传递思考，直至参与人生的建设与历史的建构。就当下的创作而言，担当精神尤其呼唤创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一种雄健的精神力量，对某些萎靡的创作风气敲警世钟、做狮子吼，以求重新提振文气、濡养人心。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文艺创作似乎在疏离担当精神，一些文艺作品呈现出匍匐爬行、无力挺立的精神格局。以文学为例，那些热衷于书写生活的鸡毛蒜皮、展示人性的龌龊阴暗、暴露人类的欲望隐私的文字，常常大行其道。一些作品讥讽道德，解构崇高，态度轻慢，笔墨凉薄，多的是对胸中戾气的无度宣泄，缺的则是对历史、对生活、对人类起码的尊重与建构。这一类作品，论其形式与技巧，可能较之以往有了新突破，但却无法掩盖奇巧华丽面目之下文学心灵的荒凉——那种经典文学所具有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情感，恳挚的态度，富于同情与理解的心灵，足以感染人、激励人、提升人的精神力量，在它们那里变得一片漫漶，模糊不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作品似乎变成了纯粹的语言狂欢与情绪宣泄，而不再是关乎社会、关乎人心、关乎生命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也许正是当前一些文学作品缺乏读者的重要原因。
钱穆曾经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由此推广开去，一切的文艺作品，都可以说是一种生命之学，是创作者心灵与生命的外化与展现。因为创作与生命紧密相连，所以对外的面向社会的担当，与对内的面向心灵的抒情，就成为一些经典作品的典型特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之文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常常生长着一种坦坦荡荡的担当精神。即便到了近代，学贯中西的“五四”一代文人，也依然认为改造国民之精神“首推文艺”，由此把写文章“开启民智”当作了毕生事业。鲁迅所说的“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体现的正是一种自觉自愿、大哉伟哉的担当精神。
我们本来是有这样一条优秀传统的，只可惜如今这传统在许多人那里“不传也久矣”。今天，担当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希望文艺创作者视担当精神为文艺的亲友而非仇雠，成为一个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的创作者；成为一个书写时代变迁而不只是个人趣味的创作者；成为一个具备博大胸襟与精神力量，能够开出光风霁月的艺术境界的创作者；成为一个始终以严肃、认真之态度对待创作，以作品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们境遇的创作者。唯有修正创作态度，敢于勇于担当，我们的文艺作品才有望产生经典之作，我们的创作队伍才可能再现“大家”身影。
具而言之，担当精神体现在创作态度上，是希望创作者从一己之私中走出来，让自己的作品接通火热的生活，接通百姓的甘苦，接通时代的脉搏。创作者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为谁创作的问题，这个创作对象，不应只是一己趣味，而要涵盖广阔生活，面向芸芸众生。中国传统艺术中有很多经典之作，都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大地苍生。如果看过龙门石窟的雕塑佛像，我们会感受到，无论是北魏时期的秀骨清像、身体前倾、面带微笑、目光下视，还是隋唐时期的健硕丰满、朴达拙重、眉眼慈祥、神情可亲，都无一例外地流露着愿意亲近人间、关怀现世的气息，因而极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与认同。
担当精神体现在思想主题上，是希望创作者秉持敬畏之心，对历史、对生活、对伟大事物保持一份理解与热情，不仅仅能够在作品中“破”，更能够在作品中“立”，能够把一种向上的文化理想与健壮的精神力量，通过作品传导给受众。古往今来的创作者，若论谁的处境最困厄，司马迁可能首当其冲，他蒙羞忍耻，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但却并没有因此就去写阴暗与暴戾的文字。《史记》讽刺的人物虽多，但这些被讽刺者也依然带着大量可亲可爱的因素，因为司马迁是以同情与理解之笔，去书写即便连自己都感到厌恶的人与事，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使后世读者不至于认为他是在借文字以“报私怨”。司马迁的情感是如此浓烈恳挚，对于命运的理解又如此深入骨髓，当他描写那些不顾命运之渺茫而矢志奋斗、却又终归失败了的人物时，我们常常觉得他不仅完完全全地投入了自己的一颗心，亦是在对自己“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剧命运长歌当哭。一本《史记》，就如此以雄健的文字、浓烈的情感，把作者的一颗博大心灵，永远留给了后世读者。
担当精神体现在美学风格上，常常使作品呈现出质朴、雄健、厚重，甚至勇猛的特征。这些作品因为要反映时代现实，贴近生活与大众，所以常常是质朴的；因为要张扬文化理想，提振世道人心，所以常常是雄健的；因为要保持丰富的同情与理解，承载人类的艰辛与痛楚，所以常常是厚重的；又因为要对抗现实的诱惑与偏见，指向未来的希冀与光明，所以还常常是勇猛的。这绝非说，别的美学风格就与担当精神绝缘，而只是说，当我们阅读那些富有担当精神的经典作品时，常常会获得一些规律性的审美感受。我们听那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不是一种勇猛的呐喊？我们看徐悲鸿寄寓了爱国热忱的《奔马图》，是不是弥漫着雄健的气息？我们读鲁迅的杂文、巴金的小说、曹禺的戏剧、郭沫若的诗歌，直至苏俄文学中那些灿若星河的不朽篇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那多是一种质朴的、雄健的、厚重的创作？当然，不管最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样的创作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劳动，焚膏继晷，劳力劳心，这样的作品一经分娩，便意味着生命之结晶与心灵之升华，便常常成为文明长河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担当是一种自觉，支持和催生这种创作自觉的动力，是树立正确的文艺观。“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艺作品有着与天地并生不朽的伟大价值，这种伟大价值不仅取决于形式之美与识见之真，而且决定于道德之善。道德的完善不仅不会削减文艺作品的魅力，相反还会在整体上提升文艺作品的品格。可以想见，只有那些真诚、正直、勇敢的创作者，那些把真、善、美熔于一炉的创作者，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勇于担当、有所建树的创作者，才能最终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崇与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