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方铭与王锺陵教授的题为“我们该不该回去 ——‘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对话实录。“我们该不该回去”这个问题的讨论预设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文学史研究已经偏离了中国文学本位，否则何来“回归”一说呢？问题是这个大前提真的存在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该不该回去”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丝毫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现在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又是什么？
文学观念并非一成不变
现今文学史主要探讨先秦诗、骚，秦汉散文，魏晋骈文、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俗文学，能说这些偏离了中国文学本位吗？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不仅没有，相反却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早在元代即有“一代之文学”的概念，元代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写到：“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 之后经李开先、 息机子、焦循等人的发展，至王国维终于集前人之大成，1912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已经进入对文学规律的探讨。这就说明中国古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与现在文学史的内容是相近的，现今文学史的阐述完全没有离开中国文学的本位，既然如此，又何来“回去”、“回归”一说呢？
“中国文学本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方教授“包括‘六经’、诸子在内的文学”观自古确有之。自孔子《论语·先进》言“文学，子游、子夏”始，至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里的“文学”均包括典章制度在内的各种文献知识。
然而中国文学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进的。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认识到六经性质和功用是不同的。《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汉代，文学与学术的分界变得明朗化了。刘歆的《七略》始将“诗赋”单列为一类，与包括儒学典籍的“六艺略”、囊括儒、道、法等诸家学说的“诸子略”并列，已经认识到“诗赋”和“六艺”、“诸子”的不同。萧统《文选》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该书没有收入经、史、子的篇章，只收诗赋和一些构思精致又富于美丽文辞的序文、赞论。这时的“文学”已经脱离“文章”、“文献之学”，走向美辞佳言与个性情感。元代之后，中国的俗文学、戏曲、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清初金圣叹“六才子书”观念的提出，将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并举，说明那时已然有了与现在所谓“西洋化”的“四分法”相近的文学观念。
方教授所说的要“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复原中国‘文学’的全貌”，所用的乃是中国最早的“文”的概念，但最早的并不代表最优的，也不代表是最终的。中国古代文学的观念有一个分析——离析——新的总合的过程。既然中国“文学”的观念已然进步，为什么非要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中去呢？
“四分法”不独属于西方
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古代金圣叹已经有“四分法”，可见其并不独然是属于西方。从词义演变上看，西方“文学”概念与中国相似，亦经历了从“泛文学”到“纯文学”的过程。西方早期也有把一切文字纳入文学的范畴的观念，英语中literature一词的语义演变像中国的“文学”一样复杂，“直到19世纪，literature的含义才被限定于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最终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俄国文学亦是如此，俄文中的“文学”一词的翻译经历了“文字”、“文录”和“文辞”三个阶段的进程。对于文学是什么，西方更有模仿说、表现说、实用说和客观说等观点，至今争议不断。
尽管“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古今、东西方文人在长期的创作和理论经验中，对于文学的本质特性还是做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文学应该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一种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文学不同于哲学。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文学则是以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内心情感，再现社会生活。文学也不同于史学，史学讲“真”而文学求“美”。文学、史学、哲学本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合而为一。而“四分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规律总结出来的基于纯文学体裁的一种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古今中外均有之，唯独将之与西方文学观念画等号是不正确的。
“大文学”不等于学术创新
1950年至2010年间，仅台湾地区就出了几十部中国文学史，大陆则更多。细观这些文学史，多数虽然在局部上融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写作上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实质上依然是大同小异，很少创新，体例上也多因循守旧。想将诸子、六经等写入文学史，确实是改变文学史写作现状的一个不错的方法，也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但把已经分成哲学、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纳入文学中来，那么中国古典的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去研究什么？中国岂不成为了一个文学极度发达，哲学、史学等相关学科都极度贫乏的国度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还是不要的好。
想要学术创新是好事，但如果不从学科内部的结构框架和自身特殊规律出发，而只是盲目扩大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是不可行的，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不信，可以试着按照广义文学的定义，为中国文学史拟定一个大纲看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