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导演和所有主创来说，排一部历史剧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功夫。导演手法、剧本阐释，是不是有突破，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拷问，都是课题。任何历史剧都是当代剧，都可以让我们反思当下。与此同时，时间赋予的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恰恰让我们能够在揭示社会、反映人性时更加深刻，这也正是历史剧长演不衰的原因。
司马迁是“史圣”，我对他始终葆有敬畏之心。我用了大概三年时间去准备和积累，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去研究司马迁，研究汉武帝等与他命运相关的诸多人物。
历史剧富有岁月的沉淀和思考的积累，如果排得好，是能够留得住的。在我排过的70多部戏里，有三部比较满意的历史剧：《知己》《我们的荆轲》《司马迁》。当然，这三部作品能否被锤炼为经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这次在排《司马迁》时，我始终在想，如何能够让作品在台上站得住，让现在的观众有认同感。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历史剧在最初上演的时候，都没有“大红大紫”，行话叫票房比较“温”。但演了几年后，越来越多的观众会发现其价值。因为这些戏不跟风、不应景，而是剖析人性、探讨永恒的精神求索。这一点上，我对《司马迁》有信心。
此外，在《司马迁》的艺术呈现上，我最大的追求是建立起“东方戏剧”的美学概念。这个工作是从《知己》开始的。在《知己》中，虽然我赋予了人物现代精神，但整体风格还是相对传统；《我们的荆轲》里，我用现代手法和观念去解读荆轲这个历史人物；《司马迁》，我则延续着《我们的荆轲》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继续向前。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戏剧民族化道路上最具代表性的剧院。我希望通过《司马迁》这个戏，能够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知己》《我们的荆轲》到《司马迁》，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东方的视角——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还包括日本能剧的空寂幽玄、俳优的精练优美、浮世绘的夸张绚丽，印度诗剧的生动神秘……东方文化的审美模式和表达方式，逐渐渗透进舞台的各个角落。这种表达能开拓视野、拓展思维，这种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是我接下来要去寻找和挖掘的。
西方戏剧，归根结底是在西方哲学指引下，历经西方历史洗礼，浸润了西方文化的舞台表现方式。以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去影响、去滋养我们的当代戏剧，催生出与西方戏剧文化平等对话的东方戏剧，是我们戏剧人应有的探索。我们不仅要表现中国传统戏曲元素，更应探索东方戏剧美学精神，甚至表达东方哲学思想。
何为东方戏剧？在我看来应该是具有东方戏剧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和表现手段，以民族化为基础，能够广泛代表东方文化精髓的舞台表现风格，是东方美学精神与西方戏剧舞台的结合。同时，这一审美风格不应与舞台表达的现代精神构成冲突。我尝试在《司马迁》中进行这样的探索，可以说，是寻求戏剧本体的新发展。继承民族的东西非常重要，发展民族的东西则更为重要，它勾画出未来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在《司马迁》“导演的话”中曾写道，“排这部戏需要一种大情怀”。这种“大”是博大、宏大，是胸怀，也是气度。剧中司马迁与汉武帝、屈原之间各有交锋，在我看来，这种交锋是思想上的对决，而和他们对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如果说，在《知己》中我更看重个体的表达，那么《司马迁》则超越了个人情感。全剧不断涌现的高潮是在烘托一种大情怀，虽然站在舞台上的是一个个体，但是这个个体能给观众以翻阅史诗般的感受。而作为舞台艺术工作者，创造一部作品的世界性价值，也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
我想，要排出有大情怀的戏，首先自己要站在精神的高地上。这是对我的考验，我需要提高自己。我常跟剧组说：我们的高度决定了《司马迁》的高度。为此目标，我们唯有不断努力。
(作者系话剧新作《司马迁》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