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听王宏甲老师讲课和读他的书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不一样的精彩，不一样的受益。讲台上，有的教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而在黑板上写下一串英语单词，甚至还夹杂着希腊文，那是博学的流露；有的教授是另外一番模样，不停地变换着PPT，甚至还不停地按动键盘，向PPT里增加内容，然后，看一眼屏幕，再望一眼台下。王宏甲的风格跟他们都不一样，他既认真地准备课件，又洒脱自如，即兴发挥，妙语警句迭出，加上底气十足、充满磁性的嗓音，对听讲者来说，真是难得的艺术欣赏，精神享受。
读他的书，感觉是轻风拂面，气息新鲜。多年来，我读过他的第一版《无极之路》《智慧风暴》和《中国新教育风暴》等作品。那时候还不注意寻找书中的精神气质和美学特征，也没有用心去分析作品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维度，仅仅被书中的文学语言和生动描写所打动就目不暇接。他的语言，为什么那么满溢情感？结构，为什么那么浑然天成？题材，为什么总能站在时代前沿？分析，为什么那样力透纸背？见解，又为什么那样充满前瞻……这一切，今天在访谈中都得到了答案。
王宏甲特立独行，性格使然，他出了书不找人写评论，也很少主动赠送，但几乎每一本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他仿佛是突然就走进文坛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就在文坛引起轰动，在全社会各行各业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文学界的前辈、文学大家，读他的书，生发感慨，欣然命笔给他写信或者撰文在报上发表，比如冰心老人，当年以91岁的高龄读完《无极之路》给王宏甲写了信，老人在信中写到：“宏甲小友，你的《无极之路》早已拜读，极好！”
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撰写了《关于〈无极之路〉》。据说，冯牧先生晚年也多是“述而不作”，很少动笔撰写评论文章了，这是他老人家读了《无极之路》后感到不能不写的一篇文论，发表在1990年10月27日的《文艺报》。冯牧写道：“这部作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社会生活纵的横的方面的开掘，对人的意义的开掘所做出的努力，在许多方面有别于过去出现过的文学现象，就报告文学本身而言，也有别于徐迟等人那一代作家的作品。可以说对报告文学的发展，它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所增添和开掘。这部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作品里的炽烈的富有启迪性的激情，归功于作品中对于正在迅速变革、发展、丰富与升华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的生动的剖析与描绘。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正在出现的一个标志。”
当代中国设有一个“冯牧文学奖”，其中特别重视扶持奖励青年批评家。冯牧先生作为我国当代最具学术权威的文学评论家之一，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卓有研究，要在晚年写出：“这部作品的出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正在出现的一个标志。”这绝不是轻易的判断，也不是轻易的预言。
冯牧先生还写下他本人的阅读经验：“我看作品，常常很重视自己的感受，这主要表现为我对作品时常有两点要求：一、作品是否能打动我，是否真实？二、感动之余，是否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深刻的思想启示？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要求。”接着就写出，“我从来认为，文学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就是提高人的思想素质与精神境界。这可能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的长处。”
冯牧先生评论至此仍言犹未尽，继续写下：“这部作品还给了我一个与创作密切相关的重要启发：一个作家有没有自己崇高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决不是单凭才华，单凭对于技巧的追求，单凭对西方作品的学习乃至模仿就能使自己成为作家的。”看到这里我感到，这也许是冯牧先生认为最需要评说的，因为这不仅是评论王宏甲和他的报告文学，而是在论作家，论信仰，论文学所应有的崇高境界。
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在1990年11月3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描摹当代的焦裕禄》。文章写到：“我曾建议中国作协机关党委把《无极之路》推荐给党员干部阅读，他们这么做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著名文化学者文怀沙老先生评论：“王宏甲总能让故事充满思想，让思想充满温度。”
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张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师学军的采访时说：“《无极之路》是通过生活本身告诉人们生活是有希望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当然很困难。它所揭示的矛盾，尖锐，复杂，是很深刻的。我自己是搞文学出身，我知道宏甲写这个东西，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著名将军文学家周克玉评论：“王宏甲的作品具有风暴般的效应，他的《无极之路》实际上是一个反腐风暴，廉政风暴，后来又出了《智慧风暴》，接着又出了一个《新教育风暴》，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不可能思考这样大的问题。”
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荒煤先生，当年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评论《无极之路》，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宏甲同志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报告文学在描绘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无极之路》也的确为报告文学开拓了一条更为广阔的无极之路。”
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先生，当年在《文艺报》发表评论《时代的呼唤》，文中写：“我相信《无极之路》将不光在现时广为流传，而且将来的读者也不会忘记。退一万步讲，至少，无极县几十万人民和他们的后代，将永远不会忘记刘日的无极之路。”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得失和变化，重温这些文学前辈们语重心长的评论，更能体会到他们的评论不止是在评一部作品写得好不好，艺术水平如何而已，而是在评论凝聚在一部作品中的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以及文学同社会生活的关系，同社会发展进步、人们精神境界的关系，这样的评论读来才让人感到深刻，剔透，久远。
此刻，我还想起一个“花絮”，可见宏甲性情之一斑。在一个朋友聚会的饭局中，他没有沾一滴酒讲了两个多小时，他的健康哲学脱颖而出，到场的朋友深感获益。他首先对“健康”释意。何谓“健”？它出现在《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人要像天体运行那样有规律地生活，才能生生不息。汉字衢，意为四面都通的大道，如京衢大道。五面通则谓之康，六面通则谓之庄。我们说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是说比过去的那四面都通的京衢大道还要宽广。为什么取“康”这个字来与“健”配对呢？因为人有五脏，五脏皆畅通无碍就是健康的标志。况且人有五官：目，舌，口，耳，鼻。五官通畅也极为重要。中国文化还讲五行：水，木，金，火，土。“健”与“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二元共契与两极互动，中国古人讲日出而起，日落而息，规律生活，顺其自然，阴阳平衡，和谐通畅，才能身心健康。医心唯上，外治为主，食疗为辅，必要时才用药。
王宏甲孜孜不倦地讲健康，在于敦促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健康，令在场的朋友都很感动。他不仅言传还身教，当场示范了如何拍打、敲击、拉筋、甩手等方法，并叫小孙女冠音也做示范动作。小家伙十分聪敏，机灵，可爱，从她那娴熟的动作中可见她是在一种氛围中训练有素的。宏甲说他自己在多年的创作中曾有无数的熬夜，身体曾经危机四伏，于是放下来去读《黄帝内经》，然后看到一个被人遗忘甚至遗失了的很大的世界。他请文学界的朋友们一定不要熬夜，一定要学会有规律地生活，这才是遵循了“健”，如果没有“健”，那就不可能有“康”。
他说自己深深体会，写作是非常辛苦的劳动，甚至是对身体耗损很大的劳动，首先创作状态中是“摒息”写作的，就是在思考中用浅浅的呼吸写作，这就不是深度供氧，五脏都会在缺氧的状态下工作。因而吁请文学界的朋友们，一定要对何谓“健康”心中有数，要爱惜生命，尊重生命。
我记下这个“花絮”，不以为离题，因为我看到王宏甲对很多领域的描述能够如鱼得水，这个“水”，就是他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在我看来，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以及对世界历史上诸多大事及其渊源能在很大程度上述其经纬，这在当代作家(不仅仅是报告文学作家)中是罕见的。
我本人仅按照宏甲老师的健康观念与方法练习月余，便初见成效，一并记于此，学宏甲与友人分享。
文学有情感有温度
刘斌：宏甲老师，我们从《无极之路》谈起吧，我珍藏着1990年6月1日首版的《无极之路》，如今25年过去了，这本书4次再版，十次印刷，还有盗版，并拍成了53集电视报告文学片，完整地搬上屏幕，产生了持续轰动和长久的影响，打动了亿万颗心灵。作品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王宏甲：我在扉页写下的一段话，你看可以认为这是主要因素吗？这段话是：“谨以此书献给我青年时插队的村庄——福建建阳将口公社胡巷村。假如没有那里的农民兄弟，村妇村姑对我八年的关怀，我写不出这本书。”
我刚到那个村子时只有16岁。八年当中，很多农民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在《无极之路》的后记中还写下：“当那艰难的日子随那时光一同消逝之后，那些帮助我度过那些艰难的人们所给予我的温暖却像一只美丽的白鸽永远居住在我的巢穴……”那八年农村生活，是我认识社会，认识人间冷暖的基础。
还有一点，我认为，无论是文学还是人生，“认识”的意义都很重要。比如，作为一个中国人，认识中国，重要吧？但是，要真正认识自己的祖国，并不容易。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不少人一开口就西方怎么怎么好，中国怎么怎么不好。这到底是认识中国还是不认识中国呢？我能说清楚吗？1987年，我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时我想，我起码要能比较准确地认识中国吧。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如果不认识农民，不认识农村，能轻易说你认识中国吗？于是我决定先去了解农村。我虽然插队八年，那是南方农村，而且我离开农村十多年了，我决定去看看北方农村，后来用了三年半时间，写出了《无极之路》。
文学是有感情的，为什么而写，为什么人而写，这始终很重要。没有感情，作品就没有温度，也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我是这样认为的。
刘斌：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呈现在哪些方面？
王宏甲：首先是人物。报告文学是文学，就一定要有人物。要有主要人物，还要有次要人物。什么是人物？我常常想，像《水浒传》那样，一个一个人物登场，活灵活现，个性鲜明，那是人物。即使我做不到那样，但我应该知道文学作品要有人物，报告文学既是文学，就不要把自己放到文学以外去。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只见事而不见人，我很难认为这是报告文学。《无极之路》是有人物的，刘日、邱满囤、董小路、莫破锅、王不止、张承文……都是性格迥异的人物。
其二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细胞。它的表述特征是文学的，而不是新闻的，不是其他学科的。你打开《无极之路》，第一章的标题是：“天高悬日月，地阔载群生”。你再读下去，“沿着岁月尘封的古道，跋涉在茫茫荒滩……大风起兮，沙飞扬，你听到历史之声的交响。”这语言不是写新闻，也不是写文件吧。
你再听听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无极之路》的主题歌：“无论世上已是什么季节，希望总在沃土之中；不论大地呈现什么景象，它依然是我亲爱的故乡。叶落在走来的路上，我理解了所有的艰难。阳光千秋万岁地流淌，追求光明就是信仰。鞠一捧很早以前就憧憬过的泥土，我们上路，我们上路。做一次壮丽的远征，与你同行，永生永世。”文学性体现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语言里。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季节，虽然官员的腐败已经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你能因此失望，绝望吗？不能，希望依然在社会的内部，在人民之中。不论今日中国呈现什么景象，仍然是我们的家乡，仍然要爱她吧！这是我25年前用文学语言写的，今天读来是不是还耐人寻味？
刘斌：“追求光明就是信仰”，这句写得太好了，意味深长。文学是通过语言表现的艺术，您是如何理解文学的意义的？
王宏甲：所谓文学要有人物，是说文学甚至可以通过写一个人去写出一个时代。比如“一个人的战争”，“两个人的车站”，都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去写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本质，写出人物的本质特征。写出这些有什么意义，试图达到什么效果？我想还是如冯牧先生所说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思想素质与精神境界，不论你写什么样的“全景似”，也不论你写什么样的人物，都应该考虑这个功能。所以，我着力写人物，写性格，写思想，更感到文学创作还有一个很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就是写境界。能不能写出境界，能写出什么样的境界。这不是你的写作技巧决定的，这是作家本身的境界所决定，或者说所限制的。
刘斌：看了您的《无极之路》，感触最深的是充满真情，看出您为之倾注了您的全部情感，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宏甲：就这部作品来说，这种思想与情感，在动笔之前就有了。我是怀着对农村，对农民的感情选择了这个题材，甚至也是带着对母亲一样的情感来写这个作品的。最初，我是想创作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带着这个想法登上开往河北的列车。我在《无极之路》的后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当我认识刘日和正定、无极的好些人之初，也是怀着想写一部小说的企图，但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到那儿去的结果，终于使我不得不承认：在那一片土地上发生着的活脱脱的故事，令我所有的想象都变得苍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然也不止是那片土地上发生的真人真事感动我。报告文学作品一定是作家采访的对象在作家思维和情感的子宫里孕育，然后分娩出一个新生儿。作品中是一定有我的情感和思想的，否则就不叫文学作品。
刘斌：您刚才讲怀着对母亲一样的情感来写这个作品，能不能谈一些具体细节？
王宏甲：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难得回家，一旦回家，就与已经皈依佛门的母亲天天在一起，她为了不影响我的写作，常常站在我的房间外面，捏串数珠，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想起母亲的含辛茹苦，她从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开始吃斋了。记得我插队期间偶尔回家的时候，想让母亲高兴，就去买了电影票让她去看电影，她不去，说一张电影票可以买一斤盐巴了。可是，我们家附近有个小学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母亲却搬一把凳子，挤在操场的人群中，站在凳子上仰着头一直看到电影结束……后来我在无极县，看到刘日一门心思从早到晚地忙碌，为老百姓们办事，为蒙冤受屈的人平反昭雪四处奔走，我心里就非常感动。我在《无极之路》中写下这些的时候，都想到我的母亲，许多文字是在不能自已的情况下同泪水一起流淌出来的。
刘斌：有真情才能写出感动，太精辟了。刘日后来怎么样？《无极之路》出版20多年了，很多人都在关心刘日。
王宏甲：20多年来，不断有人问我，刘日现在怎么样？《无极之路》写的是真的吗？我怎么说呢？如果你是问现实中的刘日，我可以这样说，刘日当然是真实存在的，这本书里写的所有事情也都是真实地发生过的。而且，刘日这个领导干部，也是经受住了改革开放考验的。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纯洁的共产党员。他始终是个没有任何贪污受贿劣迹的领导干部。这本书出版以后，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以及我和书中的人物刘日、邱满囤，都收到了许多来信，问长问短，关心关注。刘日后来历经坎坷，对国家对社会有不少鲜为人知的贡献。
不少人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推荐信，认为他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不贪赃枉法；他始终追求正义，坚持公正；他有在无极县当县委书记的历练，有群众感情，也有大局意识，等等，并对他没有被用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而遗憾。也有人说，过去一二十年，刘日在河北没有被用起来，正体现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后来，我写了一本《永不失望——〈无极之路〉后来的事》。那时我想，岳飞冤死风波亭，杨业撞死李陵碑，文学作品把他们的不幸变作激励后人的永远的精神财富。如果刘日后来“辉煌腾达”，我不必再写什么。正因为有不少人感觉的“遗憾”，我如果不再写，就对不住他的坎坷，对不住他的孜孜不倦地为人民服务之心。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发挥作为，使这样的人生和事迹有可能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财富。
实际上，刘日也不是“原地不动”，他退休之前是河北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刘日退休前夕，北京大学校长给他颁发了“北京大学荣誉校友”证书，他很高兴，很看重这个来自母校的荣誉。现在的刘日，作为一介平民，仍然一直在奔忙，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写建言建策。
写出本质与趋势
刘斌：文学作品的基础是语言，您对母语，可以说达到了情思并臻、运用自如的驾驭程度，您觉得你的报告文学打动那么多人心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宏甲：25年后，还有人读《无极之路》，并从中受益，我是感到欣慰的。我相信，多年后也还会有人读这本书，还会从中获益。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把真实上升为艺术，使现实生活在描述和阅读中变成了具有欣赏价值、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学作品。
敬重平凡，敬重善良，把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把人性中美好的光亮的品质写出来，通过文学创作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对美好的捍卫，是文学所应该竭尽全力去做的。
讲到这里，涉及到“纪实”与“虚构”，报告文学不可以虚构，一虚构就不是纪实，是小说了。但是，要把虚构与想象分开来。想象、夸张、象征是文学元素，比如：怒发冲冠、汗如雨下，是假的么？是艺术夸张。再比如，我在作品中写道，我看到3000年前如何如何？事实上我不可能到3000年前去看，读者是知道的，读者不会发生误解。读者知道这是想象，或者是在描述对3000年前那个人那件事的认知。
纪实文学也需要拓展想象的时空，拓展对事物认识的时空。因有这样的想象和认知，才获得艺术表达。拓展认知，这不仅获得审美的愉悦，还获得审智的愉悦。
我写刘日，他是现实中的人，是我作品中的主人公。但在创作时，我是主体，刘日是客体，他是我采写的对象。创作的主体和作品的主人公，在作品中所担当的不同的“任务”，作者是要心中有数的。
生活中的刘日同作品里的刘日是有区别。我曾说过，采访好比采矿，创作却不是把最好的矿石挑出来交给读者。即使你把最好的矿石挑出来，还是矿石。有的人就是这么“创作”的，评论家们批评为“堆砌材料”。有人还在矿石上涂了各种颜色，谓之文学色彩，那就更糟糕了，连矿石原貌都看不见了。创作好比炼钢，要把矿石粉碎了，还要添加多种炼钢的辅助材料，才能在熔炉里炼成钢。
我讲过，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作家的采写对象在作家思维和情感的子宫里怀孕，然后生出的一个新生儿。不管这个新生儿与采访对象多么像，他们之间只有血缘关系，而不是同一个人。不能把作品中的刘日等同于生活中的刘日，这是我在创作中认识到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不是否认文学的意义吗。不承认这一点，报告文学就不存在了。
我还是那句话，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现实中的人和事，在创作中上升为文学，上升为艺术，使之具有欣赏的价值，审美审智的价值。
刘斌：您对“纪实”与“报告”是如何界定的？
王宏甲：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共同的特征都是撰写真实的人和事，是不能虚构的，即非虚构。我心中的文学创作只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纪实，一个是虚构。虚构是小说的显著特征。“报告文学”一称源于延安时期解放区，从激动人心的真实的人物事迹报告中衍生出报告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词汇，延用到今天。
我们介绍国外纪实性作品时使用了一个“非虚构”的概念。我以为这个说法的特征，是站在虚构文学的立场上，把不属于虚构的作品称为“非虚构”。这个“非虚构”的说法不明确，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讲“非什么”，比如，是男人就是男人，不要说“非男人”，“非男人”那是什么人？纪实就是纪实，不要弄个“非什么”。“虚构”与“纪实”，就把文体的界定说清楚了。
在我的心中，纪实文学是一个大概念，报告文学在纪实文学之中。报告文学是纪实文学中具有最高品质的文学。报告文学的高品质，表现在它具有责无旁贷的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趋势的崇高使命。此外，在我看来，还应当揭示出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这种本质和趋势，并不是让人看了感到黑暗到绝望，而是要能够揭示出黑暗中的光明，让人在任何艰难困苦中看到希望，万难不屈地奔向光明。这应当是报告文学的使命！如果不能写出“本质”和“趋势”，那只是纪实而已。
刘斌：有的文学评论说，你的作品善于从一个人的足迹，或一群人的命运，折射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趋势。您是怎样做的，能举例说一说吗？
王宏甲：拿《智慧风暴》来说吧。我写了个前记《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现在我给你读一段：“市场陈列着希望，也埋伏着陷阱。你听到钱币在生长钱币，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声音。计算机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因特网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你看，这是《智慧风暴》开篇的第一段话，此后全书30万字都在写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这本书的主旨，通过王选和中关村的中青年们的真实的命运，并且通过大洋彼岸的青年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故事，揭示一个齿轮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一个计算机时代正在风暴般地改变世界。这算不算是在聚精会神地揭示社会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迁的本质特征，是不是在描述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当然，写出本质和趋势，也是要用文学语言来表述，而不是用科技术语或经济术语，不是写论文。并且，整个作品应当有信息时代的气息，否则所写的作品就没有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刘斌：是这样的。您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特质，就是要写出本质写出趋势，并且充满信息时代的特征和气息。我看到评论家雷达就评价您的作品是一种“信息时代的写作”，梁鸿鹰、何西来、崔道怡等评论家也评价您的作品具有“信息时代的特征”。现在我们换一个话题，请您以您的作品为例，谈谈报告文学的艺术结构问题。
王宏甲：报告文学作品，当然要讲究艺术结构。比如悬念是小说中常见的一种手法，报告文学作品也可以用。《无极之路》一开篇就告诉你：一个县有13名科局长联名告一个县委书记，地委决定要把这个县委书记调走。这13个人又跑到省委去告状，说不能就这样把这个腐败的书记调走了事。县委书记刘日也来到省里，向省委、省纪委表示：“请调查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调走。”那么，这个县委书记究竟有没有问题，有多大的问题？地委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调走？省委、省纪委将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管还是不管？管的结果将会怎样？作品这样开篇，你看还是不看？这就是悬念，它将吸引你往下看。
你看完了第一章，并没有看到结果，还得往下看。看完第二章，还没看到结果，还得往下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仍不见结果，而且随着故事的展开，更多悬念出现。比如农民李连锁被判处死刑，判决书上写着“立即执行”，当时身为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刘日发现疑点，向上级报告，疾呼“枪下留人”，随即在当时的县委书记习近平的支持下，展开重新侦查……那么结果如何，李连锁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如果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新的悬念迭出，你看还是不看？一个县有多少“鸡零狗碎的事”，桩桩件件落在具体的老百姓身上，都是天大的事。而这个关心着小小老百姓命运的县委书记自身还被13名科局级干部告着，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正在无极县展开对刘日的调查，“翻箱倒柜，面面曝光”，究竟有几个县委书记经得起这样翻箱倒柜地查，老百姓也为这位县委书记担心，万一查出什么来，被关进监狱怎么办？老百姓甚至在商量，即使刘日被关进监狱了，那也要去看他。那么，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县委书记，他的命运将是怎样的结局？你看还是不看？这就是悬念。
这个悬念不仅吸引着读者，也深深地吸引着当时的无极县人民。它甚至不是我故意设置的悬念，它当年就是无极县几十万人民真正的挂念和操心。作品写到这样的层面，已经不仅仅是对刘日这一个县委书记的调查牵动人心，而是一个县几十万人民的心都聚焦到刘日的命运上。《无极之路》最后一章用了一个很长的标题：《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表现的就是无极县人民同这位县委书记命运相系的情景。全书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一直吸引着读者看到最后。最后的情景是刘日生病住院后出院那一天，医生护士送他出院，不好说“再见”，于是对他说：“刘书记，祝你一路平安！”这就是全书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也含着悬念：刘日，能一路平安吗？
那么，《无极之路》究竟在写什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无极之路》是在探寻，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出现了什么矛盾？官僚腐败越来越严重，一些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在不正之风严重的地方甚至处于孤立状态，处于被告的境地，但是仍然有优秀的共产党人坚守信仰。只要这样的精神信仰还在，只要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依然崇尚光明，崇尚正义，这个社会就是有希望的。这是不是在揭示一个社会的本质呢？
刘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宏甲：文学语言是首要的。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细胞，是文学形式的最基本元素，渗透在全篇，包括与之密不可分的标点符号。没有文学语言，或者说所写的不是文学语言，你写什么都不是文学。科学主理，文学主情。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不是装出来的，它是渗透在整个文学语言中的。
刘斌：关于报告文学中的“讴歌”与“揭露”，您怎么看？
王宏甲：有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问题报告文学”，有人不喜欢，有人很赞扬。赞扬者认为写社会问题，勇敢地揭露黑暗，是报告文学的使命，并把勇于揭露黑暗的作品看作是最深刻的作品。我赞同揭露黑暗，也敬佩那勇于揭露黑暗的勇气和正义。但我认为，如果仅是揭露黑暗是不够的，换言之，那黑暗本来就是黑暗，从黑暗里写出黑暗，还是黑暗。文学的意义，文学对生命的关怀，是要从黑暗里写出光明，从屈辱里写出尊严，从绝望里写出希望，从死里面写出生。这才是文学的意义，是报告文学崇高的价值。不单单告诉你那是灾难，要鼓励人们从灾难中站起来，不屈不饶地作光明行。
我以为报告文学不是法官的事业，也不具备表扬的功能。表彰是政府的事，表扬是领导的事。报告文学作家是干什么的呢？是通过我们的作品，通过反映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去揭示生活现象的本质，去抨击黑暗与恶劣，捍卫善良与美好。像冯牧先生所说的，使作品具有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功能。什么是精神境界？我以为，精神境界是一种从万千沧桑，无限坎坷中升华起来的，可以震撼心灵，抚慰心灵，启迪心智，激烈志向的东西。
刘斌：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读您的书，有时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际震撼，继续读下去，会从苦痛中挺起胸膛，有了力量。比如为你《现在出发》写序的一位朋友写道，有一位女子说，她心情不好时，读宏甲作品，读着读着心情就豁然开朗了。他说您的作品具有这样的功能。您能谈谈这是一种什么功能吗？
王宏甲：我相信，用明亮的方式去抚慰受伤的心灵，让受伤的心灵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对自己失望，这是文学值得去努力的。
前行在信息时代的前沿
刘斌：宏甲老师，我们现在探讨一下您作品的选题问题。有言说，笔墨当随时代，听说您写完《无极之路》之后想写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但突然放弃了，改变了想法，直接进入了信息时代题材写作，写出《智慧风暴》，这是第一部报告中国由传统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的报告文学作品。请先介绍一下，您为什么改变了写工业题材的初衷。
王宏甲：我写完《无极之路》后，想写中国工业，因为没有工业就走不到现代社会。那时我想，农业社会是在庄稼地里种出来的，工业社会是从机床上生出来的。于是我去首钢采访，包括到它的矿山采矿，整整一年，做了非常扎实的采访，想写一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书。但是，在我系统地采访之后，我放下了，感到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没必要写了。
刘斌：为什么？难道这一年的采访就这样放下了？心血白费了？前功尽弃，不可惜么？
王宏甲：在做了系统的采访之后，我看到工业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崭新的信息化时代正在全球改变世界。这个新的时代是我所陌生的，也是很多人陌生的。我没有必要再去描述正在成为历史的工业时代，我应该赶快去认识我所陌生的新时代。
正是这一次，我知道了，当终于知道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都是一种收获。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像朝阳一样出现了，我应该去迎接它的到来。这期间，我先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现在出发》，写我国在信息时代到来之时，我国科技和企业乃至教育，面临的不适应的困境，描述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出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这部作品进行长篇连播，全国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也做了长篇连播。
接着我在1998年写了《王选的选择》。当时是北京市要开展“向王选学习”的活动，邀请我写王选事迹的长篇通讯。我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写王选，首次报告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王选的选择》发表在《北京日报》，报纸配发评论员文章，以此“拉开全市向王选学习的序幕”。这篇文章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同时，我写出3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初见端倪》，发表在1999年1月的《人民文学》；接着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智慧风暴》，2000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刘斌：王宏甲老师，您的《智慧风暴》给人们打开了一道大门，从认识王选开始，认识中关村，开始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关村的诞生和崛起，是一场悄然的科技革命。而您的作品，带给中国社会各界(不仅仅是文学界)，是一场观念革命，强烈冲击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记得当时评论家吴秉杰说：“这是一本认识时代和自己的书，一种启示录似的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说：“这本书的作用不仅仅在文学方面，对人们的思想精神，行为方式都有重大影响。”请您谈一下作品发表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好吗。
王宏甲：1998年我写中篇报告文学《初见端倪》，含义就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已初见端倪，《北京大学》校报用8个版全文登载。中共北京市教工委也把这3万多字的《初见端倪》印在教育通讯中发到北京市教育系统所有的大中小学。《智慧风暴》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书长篇连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峡之声》也全书连播，在此期间长篇连播的还有5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除西藏、台湾、澳门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600多封读者来信。北京市妇联发红头文件，号召全市各区县妇联组织阅读《智慧风暴》，并开展读书征文评奖活动。在此前后，北京18个区县，部分大学、中学和企事业单位，邀请我去做报告。北京市街道开展的读书征文评奖活动，还邀请我去为获奖者颁奖。中央电视台将《智慧风暴》改编拍摄成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智慧风暴》2001年被中宣部、文化部等国家六部局评选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全国十部献礼书之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刘斌：《智慧风暴》之后，您又刮起了《中国新教育风暴》，更为强劲。这个书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10项国家和省部级大奖。还特别获得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联合颁发的“中华之魂”报告文学特等奖，请深入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在教育界内外产生的强烈影响和意义。
王宏甲：我写《智慧风暴》的时候已经看到，由于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化，引起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在这个基础上，政治、教育、军事、文学、法律等各领域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军队将从体能型转为智能型，从机械化转为数字化。但在各个领域中，首先要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领域就是教育领域。
《中国新教育风暴》写什么？我要写我国1300万教师，带领着3亿学生，从一个教育时代向另一个新教育时代浩浩荡荡的迁徙。我在书中写了人类历史上的教育可以分为4种形态的教育：青铜时代的教育，铁器时代的教育，蒸汽机时代的教育和计算机时代的教育。每一次生产力发生重大革命，引起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教育都会发生重大转型。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出现了孔子等诸子百家。两千多年后，蒸汽机来了，必须学习数理化了，这就必须向工业时代的教育转型。100年后，计算机来了，人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改变，我要描述这个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型。
当这样一个重大变迁到来的时候，教育系统必然要出现严重的不适应，表现为很多“教育问题”。“问题多得像树叶那样”，每一种问题都涉及到很多孩子的命运。但是，我不能只是去描述叶子，任何一片叶子都可能“一叶障目”，我要去揭示它的根，这个根就是全世界的教育都在发生重大转型，都必须进行重大转型。这就是揭示出本质和趋势。
这部作品得到中国作协重视，中国作协为这本书开了重点作品扶持的第一个研讨会。这本书也得到中宣部重视，是中宣部联系中央电视台，希望拍成电视片。中央电视台随即拍成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我想请你留意，不是专题片，是电视报告文学片。这是两种不同的样式。专题片，重点在新闻性、记录性。电视报告文学片，重点是文学性。这应该是我们报告文学领域值得重视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表现形式。虽然，这种以“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的样式问世的作品，目前全国只有两部，一部是53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无极之路》，另一部就是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新教育风暴》，但这种强调文学性的表现形式，值得报告文学界更多的朋友去发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拿着《新教育风暴》的清样录制这个作品的，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三天就开始长篇连播。这本书先后有三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十多年来，许多教育部门把它作为教师的必读书，以此为培训新型教师的教材，还从中出题考教师。全国有数百家校园网站常备这部书的全部内容，供师生免费阅读。出版社曾咨询版权保护部门，这是否侵权？得到的回答是：校园网站是非营业性使用，不算侵权。于是《新教育风暴》很大程度上成为公共用品。
十多年来，我应邀在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做过近百场《中国需要新教育》的主题报告，并因此应邀担任过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奠基中国》的总撰稿。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颁布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在全国分三大片召开专题研修会议，我应邀到三大片的会议地点哈尔滨、山东潍坊、重庆做新教育专题报告。
刘斌：您提出要创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这个概念，被学术界认为本身是一个思想。在您看来新旧教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你说中国有1300万教师，广大教师接受你的“新教育”理念得有困难吗？
王宏甲：我所指的创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是要对蒸汽机时代的教育进行变革，就不是一个小的改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世界性的信息时代的出现对我国发生了疾风暴雨般的冲击，我国从2001年开始的课程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教育转型。但教育部的口径，对这次课程改革称为“我国第八次规模最大的课程改革”，这就仅仅是在本国范围描述这次课程改革。我认为应该告诉所有的中国师生和家长，这次课程改革是有史以来第三次重大教育转型。如前面讲到的，第一次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第二次是从铁器时代向蒸汽机时代转，第三次就在当今，从20世纪工业基础上的教育向新世纪信息时代的新教育转型。这意味着要从一个教育时代向另一个新教育时代变迁。我们需要认识它，它对我们是有冲击、有深刻影响的，会震动千家万户的。这样的转型本身不容易，在我国尤其艰难，因为顽固的应试教育成为实现教育转型的重大障碍。也因为应试教育的顽固性，我在《新教育风暴》出版后的十多年里一直被邀请到很多教育部门做《中国需要新教育》的报告。到2011年，我还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教育良心说》，继续讲教育转型问题。
刘斌：您说在这场重大的教育转型中，首先要改变教育者，改变教师，您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王宏甲：要变教育，先变教师。历史上每次重大教育转型都如此。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就是要办新学，开设文史地数理化新课程，这在当时就是要创建工业时代的新教育。我曾经在作品中写道，此时即使有一万个鲁迅也是不够的，需要有百万个能从事新学教育的教师遍布中国的穷乡僻壤，才能改变整个中国的知识结构。而当时，最缺的就是能从事工业时代新型教育的老师。从1904年到2004年，正好100周年。我是在这年写出《新教育风暴》并出版。此时，变教育的重任再一次首先落在中国教师肩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并不缺教师，问题是“一个特级教师，在新课程面前也会变成不合格的教师”。这意味着我国一千多万教师需要改变教育方式。
刘斌：有人说中国的这次教育大转型，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还是对研究教育的人都是一场巨大挑战，最大的困惑就是新课改与高考制度的矛盾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王宏甲：我在书中描述，要创建新教育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一是教师资源，即需要大规模培训新型教师。信息时代万种知识扑面而来，没有一个大脑能容下那么多新知识，何况还有很多传统知识。因此，这是一个教育领域普遍需要“变教师为导师”的时代。即使是小学，也不是从事教学为主，而是要从事导学为主，即“变教学为导学”。二是课程资源，课程资源不止是课本，单凭课本已经不足以让学生跟上这个时代，课本应该是“导材”，即引导学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变教材为导材”的时代。三是评价方式，考试就是评价方式之一，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把考试等同于就是评价方式。目前的高考方式，不仅是我国实现教育转型最大的障碍，而且是从事教育最大的障碍。我在一本又一本的书中，在每一次报告会上都反复说，高考制度是选拔制，选拔的另一面就是淘汰，我们应该问一问，教育应该以人为本，究竟有没有一个学生应该淘汰？教育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教育和现行考试制度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应该使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全面地聚精会神地围绕着“造就”来展开，而不是围绕着“考试”来展开。这才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育人的教育。
刘斌：《智慧风暴》和《新教育风暴》是您在我国信息时代的代表作，您这先人一步，前瞻性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王宏甲：我那时主要还不是考虑前瞻性。我一直比较注重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什么才叫写得好？是获奖吗？是畅销书吗？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是所写的作品究竟能不能对社会的进步有积极的大的影响，能不能对生存中的人们，尤其是处在艰难困苦中的人们有实际的帮助。
我看过一本《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作者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这本书是个小册子，但给我印象很深。吸引我的，起初是他没有讲“影响世界历史的100本书”，如果他讲“100本”，我或许不会特别留意，会感觉只是从书海中选出100本来评说吧。可是他只选出16本，为什么是16本，这16本是什么书？我读进去，看到他精辟地分析出这16本每一本影响世界历史的理由。这16本书中只有一部是文学作品，美国斯托夫人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为什么说它影响世界？当时美国正发生南北战争，这场战争围绕解放黑奴还是维持奴隶制发生激战。林肯将军看到斯诺夫人写的这部小说后，将它大量印刷发到战壕里去。许多黑人很受感动，纷纷加入林肯的部队。最后林肯将军取得了胜利，美国统一得到了巩固。30年后，也就是1890年，美国已发展为以工业为主的社会。这本书，对美国的统一和解放黑奴，包括推动南美和欧洲的黑人解放运动，反对种族歧视，都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后来又翻译到中国，书名叫《黑奴吁天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有很大意义。
我那时想，斯托夫人是39岁才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此前她没有写过长篇，只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小散文。论写作水平，世界上文学造诣比她强的作家，特别是男作家不是很多很多吗？凭什么是她写的作品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书？这促使我思考，写作最重要并不是技巧。尽管写作技巧非常重要，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作者那颗心，那颗大善大爱之心，我称斯托夫人有一颗“伟大的同情心”。其次，我发现，这部小说是采访黑人“汤姆叔叔”写成的。作品发表后，斯托夫人曾经受到攻击，说她写的内容是编造的，是不存在的。斯托夫人因此在报上公布她的采访笔记，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如此我得以知道，这部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纪实作品。
对斯托夫人创作的思考，促使我认真考虑，如果还想写作的话，应该写什么，怎样写，为谁写，为什么而写？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看到，当一个信息时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时代变迁将对每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我就去写这个时代变迁。
我在《智慧风暴》的前记《我为什么写这本书》中是这样写的：“回想起来，我愚小的心智受到鼓舞，还因为：人类历史上经历这种重大变迁的时期并不多。我没有机会在两千多年前去采写那场生生灭灭、威武壮烈的社会变迁，我也不能在二百多年前去记述蒸汽机出现前后的欧洲巨变，但今天，我就站在中关村的土地上目睹了这场与世界前途密切联系的历史性变迁。我如果没有认识到也就罢了，认识到安敢不言？”
通过这次创作，我更体会到了，文学作品最有价值的意义不是为了获奖，不管获多大的奖，而能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实实在在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值得追求的。通过这两个“风暴”的创作，我也更意识到了，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文学艺术也要发生变化，而如何使自己的创作迈进信息时代的创作，使作品称得上是属于信息时代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非常值得追求的。
刘斌：您的《智慧风暴》和《新教育风暴》被公认为是当今我国最具信息时代特征和最具前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您接着创作了《贫穷致富与执政——王宏甲调查报告》，这个作品写的是农民，跟信息时代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体现在哪里，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王宏甲：《智慧风暴》的背景，写的是中关村的高技术产业，是科学家、教授投身产业，并且去开发市场。因为如果不亲自去开发市场，绝大部分的“科技成果”都会“束之高阁”或者“胎死腹中”，永无出生之日。由于他们的创造性实践，开拓出了中国的知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农业人口，农民如何走向信息时代，会在这个时代成为更落伍的人群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这就首先需要调查。《贫穷致富与执政——王宏甲调查报告》就是这样一个田野调查后写出的报告文学。
首先选点很重要。中国最多农民企业的是浙江，因为它中小企业多。我选择了浙江省慈溪县作为调查对象，因为：浙江省，虽然属于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省份，但慈溪县历史上是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县。1954年行政区域调整，上级把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历史上围海造田的地都划归慈溪县，俗称“三北地区”。这“三北地区”就是自然环境差的代称。这里大部分土地是盐碱地，不能种粮食，只能种棉花。到改革开放前，全县连个汽车修理厂都没有，只有一个能修小型拖拉机和喷雾器的小五金厂。有两家棉纺厂，不景气。全县农业人口高达90%。靠海，但靠海的一面是滩涂，没有渔船可以下水，所以靠海而没有渔民。这样的地方能跟上信息时代吗？
我说过，报告文学必须写人，我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五个属羊的人，他们都是1955年或1956年元月出生的人。五个都是属羊的人，这就有一定的选择限制，从而有一定代表性。这五个人都只有读到小学五年级就遇到“文革”而辍学。这五个人都穷，做企业都没有起步资金。但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都终于把企业做出规模来，把产品做到了国内外市场。令人惊叹的不只是这“五只羊”。2003年，慈溪市的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约125亿美元。俄罗斯圣彼得堡，2003年工业总产值2704亿卢布，约90多亿美元。两地人口相比，圣彼得堡463万人口，相当于慈溪人口的3倍。
这些数据可信吗？慈溪市的有关数据是我从慈溪市调查来的，在我国政府网站上公布各省市地县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中也可以查到。慈溪市的企业99%是私企，企业的业绩与税收相连，是不会多报产值的。圣彼得堡的数据，是我去俄罗斯访问时通过中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得到的。这些数据应该比较靠谱。
但是，如果看文化建设，慈溪恐怕不是不及圣彼得堡的十分之一，而是不及百分之一。圣彼得堡有264个博物馆，45个美术馆，2000多个图书馆，80多个剧院，100多个剧团，62个电影院，38座体育场，53所国立高校、40多所非国立高校，有4000多个建筑、历史和文化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令人惊叹不已！慈溪有一个“慈溪市博物馆”，很小。我去参观时，馆长很热情，亲自给我讲解，但只有我一个观众。平日也无人光临。慈溪博物馆同我国许多城市的博物馆一样，陈列的主要是出土文物，多是物的展示，鲜见人的奋斗。似乎陈列这些古物，一个博物馆也就足够了，还显得空，没多少东西可摆。
一个圣彼得堡何以竟有264个博物馆？走进去，才知道，他们不同主题的博物馆里都陈列着他们的前人方方面面的成就。不仅圣彼得堡，欧洲的文物与艺术联系密切，更与人联系密切。这方式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建筑上的许多雕像，博物馆里的许多油画，取材于人物的比比皆是。那其实是文化建设，是凝聚家园与激励传人的方式。走进圣彼得堡的博物馆还会惊叹地看到，18世纪后的俄罗斯，仿佛从地底下突然冒出那么多民族英雄，那么多建筑家、教育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用过的物品仿佛依然携带着他们的体温和精神传递给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圣彼得堡被德军围困900天，死难一百多万人，守住了这座城市。今天这儿的年轻人结婚，到胜利广场的英雄塑像前拍结婚纪念照。这些都告诉我们，这样的民族是摧不垮的。
如果说《智慧风暴》写的是中关村的知识经济，这本写慈溪农民的作品本来是想看看世人所说的“草根经济”如何，调查的结果，看到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农民几乎像人民战争似的挺进产业和市场，乃至跨洋过海走向国际市场，经济成就是惊人的。但是，慈溪经济发展已经相当富，文化建设却贫穷。这只是一个慈溪市的情况吗？不是。写的虽然是一个慈溪，折射的却是整个中国。我感到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已经“沦陷在经济”中。
刘斌：这个书很耐读，故事性强，内容丰富。我看到不少评论家说，这部作品不仅文学性强，同时把信息时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阐述得惊心动魄。
王宏甲：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到：“站在古罗马雄伟的废墟上，我看到，自古以来，多少宫殿倒塌了，多少帝国崩溃了，多少曾经繁荣的经济消失了。但《荷马史诗》没有丢失，《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有消失。无论罗马、巴黎或圣彼得堡的壮丽，最终都不体现在他们曾经的经济水平上，而体现在文化的建设和传承上。”这部报告文学，中宣部拨款5.5万元，由中国作协、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研讨会。这部报告文学入选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万村书库”工程，配发贫困农村，并入选中宣部、农业部、新闻出版署联合推荐的“三农”优秀读物。
刘斌：您后来又完成了一部作品《农民》，2013年1月出版，是一部反映中国一户农民百年历史的书。这本书在信息时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王宏甲：我写《贫穷致富与执政》的时候，已经看到文化发展对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农民》这部作品，写20世纪的中国农民在一百年里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三大时代。我已经更加重视从文化的层面去考察。这部书，采写的对象选择了改革开放前沿富省广东的一个贫困村，这个村在雷州半岛。作品写了半岛上茂德公一家五代人。按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划分的阶级成分，茂德公家不是富农也不是贫农，是中农，这比较有代表性。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村的青年男女外出打工，许多村庄变成“空壳村”，更加贫穷而荒凉。茂德公的孙子陈宇是茂德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学金融，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有了“金饭碗”，却辞职回乡办企业，吸收了村里村外的青年来就业，改变“空壳村”。陈宇还在全村立了100多块大石头，每块石头上都刻写着一个大大的“德”字。中国人自古重德，却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这景象在强烈地表达着这个村子的人们当今是如何地捍卫道德。
刘斌：这个故事很让人感动，很有代表性。我们再换个话题。2013年10月，您又呕心沥血推出了《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您对“人民观”和“政治”是怎样理解的？
王宏甲：党的十八大以前一段时期，不少部门贪腐之风蔓延，一些官员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很多人失望，一些高级干部也对政权失望，表现在疯狂地受贿贪污。这些渗透了金钱的问题，其根源并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科技问题，而是精神问题，信仰问题。写完《农民》，我更加重视到文化对一个民族进步的意义。应该说，经济、科技、军事由弱变强，叫振兴。一个民族曾经辉煌的文化衰弱了，丢失了，把它重新找回来，叫复兴。复兴主要是指文化复兴。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我在十八大召开之前那一年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书名就叫《永不失望》，其中有一章专论“人民观”。十八大前夕，《人民日报》约我写《论人民观》。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两次邀请我去做关于“人民观”的报告，中宣部《党建》杂志社邀请我写一本《人民观》，我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有个副题《一个民族的品质》。即中华文化中有一个核心的资质，就是中国历史深处早就巍巍耸立着“人民观”。譬如我们今天说的“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句话里就有两个朝代覆灭的教训。汤指商汤灭夏桀，武指周武王灭商纣。革命一词的含义是，一个帝王，若不是护民而是虐民，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披坚执锐去革了帝王的命。这种革命好不好？按《易经》的说法，这是顺应天理和人民意愿的。这本书以“人民观”这一思想为中心，追溯了我国四千年历史，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推荐读物，不少地方的四套领导班子成员人手一册，我们总后就买了6000本，发到基层党支部。
刘斌：有一种观点，“文学应该离政治不要太近”，您如何看待？
王宏甲：我在《人民观》一书中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字“政”，从“正”从“文”，自古以来的政治理念就是要用光明正大的文化治理社会。不能因为具体的从政者令你失望就蔑视政治。政治是关系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学问。文学不是应该离政治近点还是远点的问题，而是创作者有没有能力，有多少能力去认识它，去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因为政治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问，而综合性的大学问对作家的挑战是很严峻的。
自觉强化通识修养
刘斌：您在多年前就提出“通识能力”这个问题，这是很有前瞻性，有超前意识的，你并且在创作中亲身践行。现在通识教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许多重点大学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作为两翼。专业教育注重信息时代不断创新的新知识，通识教育倾向于传承文明传统。您对通识能力有何新的解读？
王宏甲：我15年前在《智慧风暴》一书中写道：“工业文明发端于欧洲的英国，可持续发展经济萌生于美洲的美国，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古典生活智慧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很早就在东方的亚洲放射着智慧之光。对这三大地域和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若能融会贯通，就会产生比你读到的多得多的新知识，乃至冲动出创造力，要达至这一步，就需要通识能力。”
我写在《智慧风暴》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在这个新世纪的早晨，有意识的锻造自己的通识能力，尝试着打通科技与经济，或者科学与文学等人文学科和行业之间的隔膜与藩篱，打通中外古今，世界就会在你的眼前宽阔起来，前途也会宽阔起来。”
我在2000年的时候写过一句：“二十世纪最大的迷信就是科学迷信。”这是因为我在那时认识到了，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任何分科的学术，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具有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局部限制，这是值得警惕的。更何况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工具，所有的工具都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恶。在科学之上，需要有能驾驭科学制止科学侵害人类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的善良、正义。如果把科学当作最高准则来看待，就是科学迷信。
刘斌：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信息密集，知识含量丰富，能够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科学技术、历史学等等学科融会贯通，风格奇特，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提高通识能力的？
王宏甲：这本身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对我的要求。就知识体系而言，工业时代是分科的时代，信息时代来了，我们已迫切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打破专业藩篱。如果没有通识能力，就难以认识万象纷呈、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你又怎么能表现它呢？我感到，拥有通识能力，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特别需要的素质。
刘斌：能透漏一下您当下的创作情况么？
王宏甲：目前在写《孔子大传》。此外有一个梦想，想写一部中国文明史。梦想吧，不好说什么，有个梦想总还可以吧。
刘斌：感谢百忙中接受采访，受益匪浅，谢谢您。
王宏甲：谢谢刘斌，谢谢大家。
王宏甲简介：
王宏甲，福建建阳人，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创立了信息时代纪实文学的一种独特风格，作品奔放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多学科融会贯通的交响，情感与思想并臻，叙事与论述交融，从而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创造出一个独特的阅读世界。曾获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中国广播文艺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解放军全军新作品奖等。所著《无极之路》被拍成中国第一部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53集)，《新教育风暴》拍成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曾赴韩国出席首届韩日中文学论坛，做《我的中华文明观》演讲；赴法国参加首届中法文学论坛，做《世界需要良知——兼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演讲；赴俄罗斯出席第十四届利哈乔夫国际文化对话会议，做《在圣彼得堡怀想阅读》演讲。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责任编辑/魏建军
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