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与春雷先生商议访谈事宜，他很爽快：可来北京会见，也欢迎我去邯郸。早闻他藏书甚丰，书斋是一道别样风景，我便欣然应诺。
3月19日，我踏上了风驰电掣的高铁。刚过两个小时，还未赏够沿途的满眼葱绿盎然春色，便到了广厦林立的邯郸古城。春雷非常忙，不可开交，穿梭于北京、石家庄和邯郸三城之间，还要经常打“飞的”南来北往。
去年年底，在中宣部召开的号召全国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视频电视电话会上，春雷是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系统发言表态的唯一作家。今年春节刚过，河北省委组织部发文任命他挂职邯郸县委常委，他遵令赴职。十天后的这一天，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建英安排了一个见面会，请春雷与县宣传、广电、文联、文明办的负责人正式见面，进入角色。见面会与我们的访谈约定撞车，怎么办？春雷说，老朋友别见外，相遇就是缘分，一起听听邯郸发展的新情况，会有意外收获。
见面会春风拂面，七嘴八舌没有客套虚话，没有常委、名家距离，你一言我一语直讲分内那些事儿，新鲜质朴，实实在在，热烈的交流中燃烧着人勤春早的烈焰，期待着“新常委”引领工作的激情，完全是乡亲乡音的家长里短。
春雷是性情中人，敞开心扉坦言：我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应当为家乡发展多做贡献，一年时光，一生缘分，让我们同心协力。
由李春雷“挂职”，我油然想到：早年著名作家柳青也曾到县里任职，创作了史诗作品《创业史》。今日，春雷被下派挂职，是报告文学业界的报春喜讯。河北省委慧眼重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报告文学事业的巨力支持。作为中国著名报告文学家赴县挂职的第一人，相信这位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捧杯者，定会不负众望，工作、创作喜获双丰收。
见面会后，天色已晚，借着昏暗的路灯，绕过曲里拐弯的院子护栏，摸进了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顿有“曲径通幽”之感。来到小区深处一栋楼房的单元门口，春雷先引我顺着十几级台阶来到地下储物室。灯开了，豁然开朗，足有三十多平方米，里外两间，外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装箱，有丛台酒、娃哈哈饮料、老坛酸菜牛肉面……整个一个食品店仓库。春雷说，没办法，书太多，只能用这些旧纸箱分门别类包装存放，用的时候按图索骥开箱取出，这些书籍史料是一张张真实的地图，让我大开视野，又像是一根根神奇索线，牵引我走进历史深处，眼前洞开曼妙的七彩世界，如此丰富的宝藏，如此利用空间，着实妙不可言。储物室里间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进，高高摞满了两、三千册大开本的地方志书、行业史书，领域广泛，种类繁多。春雷介绍，太喜欢书了，特别是文史书籍，每次出差都要到当地书店买地方志背回邯郸，现在网购方便了，有空儿就拾遗缺补，成批成批地“淘”，目前已经书满为患了，没时间归类编目整理，但我清楚2万多册书每一本的大致存放位置。书是我的最爱，当年购房时，再三考虑，放弃了买高档时尚商品楼的想法，我爱人很支持，用同样的钱买面积稍大一些的普通住宅，选择了这套带地下储物间、顶楼复式送面积的低价房，就是想给书多一些空间。
全国有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852个市辖区，374个县级市，1636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而春雷收集的老县志，已超过接近2000本。这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罕有的。
春雷家在六楼，没有电梯，顶层，面积230平方米的小复式，除了两间狭小的卧室，客厅和其他各间都是书，廊道、阳台也堆积如山，几十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排列得满满腾腾，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眼花缭乱中我快速扫视了一下，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经典名著十分丰富，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读本应有尽有。
同样令我惊奇的是，他的书桌左侧有两摞各有一米高的文件箱，每摞文件箱15层，每层一个小抽屉，面板上贴着白纸标签。
抽屉内装着什么宝贝东西？
春雷笑着说，这是“百宝箱”，是他的写作素材，一个箱里装着一个题材的资料卡片，分门别类存放，用时方便。偶发灵感，便信笔用纸记下，有时半夜梦中突生“闪念”，马上爬起来把稍纵即逝的“火花”记下来，不让灵感跑掉。“百宝箱”是他作品的源头生产基地啊！
匆匆观览，满室弥漫的书香沁人心脾，治学苦修、潜心创作的状态足见一斑，难怪他语言别具风格、作品丰富醇厚。不读破万卷书，怎能下笔如有神？
大隐隐于市。李春雷高产优质，他的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亿万读者心田的。
好了，谈起书就没完没了，有种刹不住笔的感觉，又不是写“春雷书斋参观记”，赶快收笔，言归正传。
谈什么话题？对于早已名声远播的他，作品与评论铺天盖地，粉丝团波及各界，日渐扩大，如何寻找采访新信息？如何探求深层次？如何谈论新高度，颇费心思。篇幅所限，仅能择其短篇报告文学为重点，谈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之道。春雷博学广识，学养沛然，以代表篇什为例，条分缕析，即便随性即兴地谈开来，也是字字珠玑，“如食甘饴，食之有味”——像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一样。
刘斌：近年来，你十分活跃，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如《朋友》《木棉花开》《赶考》《夜宿棚花村》《党参沟纪事》《我的中国梦》等精品，影响广泛。坊间称你是报告文学界的“短篇王”，你听说过吗？有何感想？
李春雷：感激读者的厚爱，同时也感到责任和压力。说我是“短篇报告文学之王”是读者和评论家的过誉之词，多年来，我只不过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上用工尤勤，尽心尽力，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创新而已。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家应该始终保持冷静谨慎的态度，不会在意这些称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古往今来那么多经典名著，当今报告文学界那么多前辈和优秀的中青年作家，自己差得远呢。古话说的好：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时刻警省自己，不可挺胸仰头，只需躬身做人，埋头做事。
谈到短篇报告文学，我倒很“醉心”，也有一些心得。
刘斌：“醉心”何在？
李春雷：我目前醉心写短篇，深感好处甚多。“长篇”与“短篇”各有利弊。宏观的大题材，容量大，写长篇是必要的，比如建明会长、赵瑜副会长等人的很多精美长篇，社会的确需要。但也有一些作者，自以为只有长篇才能显示水平，才有影响，写的东西似兰州拉面——越拉越长。其中不少是注水肉，豆腐渣工程，自己写得很累，市场上卖不出去，读者读不进去，只有送进废品站，劳民伤财。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多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多渠道获得信息，很难有时间静心读完一部长篇作品。所以，我感到短篇更易快捷地融入人们的阅读空间，更能有效、快捷地把“报告”传播开来。作品写得精粹唯美一些，读者阅读起来会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如食甘饴，食之有味。这是时代的要求，阅读市场的需求，读者的心理企盼……所以，我崇尚短小精悍，目前“醉心”写短篇。
刘斌：听说你正在整理自己的短篇报告文学精品集？
李春雷：是的。应读者要求，我正在从正式发表的一百多篇短篇报告文学作品中挑选20篇左右，配上评论家的评论和导读，争取上半年结集出版。
刘斌：这是一个好消息。的确，你的短篇创作已经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好作品、大影响力的作品叠出。年初，学会新春茶话会上，无论是建明会长晒成绩单，还是炳银“大管家”盘点数家珍，都首提你的作品《朋友》。《朋友》有三个“第一”，新华社历史上以通稿形式发表的报告文学，这是第一篇；全国各大网站以头条推荐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第一名；被全国千余家报刊转载，这是第一次。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李春雷：《朋友》产生的社会影响，不是我创作人如何如何，而是习贾二人真挚友情和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入人心，是作品题材真实感人，也是时代的需要。《朋友》刊发后，我在博客上发表了这样一段心里话：“……报告文学的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文学要报告，但更要文学，更要反思，更要担当，使读者从中能听到真理的声音，能看到文明的亮光，能感受到文学实实在在的力量……”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也是我一直的思考。
刘斌：《朋友》获得成功，反思一下，有没有遗憾之处？
李春雷：有，还有几个珍贵的细节没写进去。当时思想还是局限，没彻底放开，有些许顾虑，事实证明这些顾虑是多余的。
刘斌：披露一下未写进《朋友》的细节？
李春雷：好。先谈一下创作理念，在过去思维中，写到领导人必写他高大伟岸，举手投足不同凡响，说话必有哲理，出口成“典”。时至今日，创作应回归人情化、人性化，领导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也要吃饭喝水，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枝梢末节更能见人格魅力、友情厚薄。我讲一个未写进的细节：当年，习贾两人经常促膝交谈到深夜，难免饥肠辘辘，有一次谈到兴奋处，已是午夜时分了，两人都有腹空的感觉，这时，近平起身从床下翻出一根从北京带回来的香肠。没有案板，也没有刀具，怎么办？这时，近平找出一把水果刀，又取下一页稿纸，把有字迹(因有油墨)的一面铺在桌子上，将香肠切成几段，两人你一段我一节地吃起来，继续深谈。这个细节极其平常，却意蕴非常。不仅能表现出近平当年的俭朴，更符合两人的身份特征。但是，创作时我想，既然写两人吃香肠，必然要写两人喝酒，而我的作品设计里，没有披露习近平喝酒的细节，担心会影响总书记的形象。现在想一想也无所谓，或许反而会更加真实更加形象，效果会更好。总书记也是男人，也会抽烟，也会喝酒。所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无止境的。在这里，我虽然写了真实，但更真实的事实，并没有写到位。这是一个小遗憾。
刘斌：这个细节挺生活化、人性化，没写进作品是个遗憾，当时写《朋友》有什么顾虑？
李春雷：压力太大了，顾虑太多了。遇上这个特殊题材，写不写？一时心中很矛盾。不写吧，有负重托，过于拘谨；写吧，难免背上“吹捧”、“攀上”之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下了决心，写！我相信自己内心澄明清白，我知道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人类文明的高度在哪里，我就是要为真善美而写作。赵瑜说得好，作家与题材是有缘分的，碰上《朋友》这个题材，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尽心为之。机遇落到我的头上，我感到幸运，应该紧紧抓住把握好。
具体怎么写？难题一个接一个。
首先，我明确了“视角定位”，只能“平视”，决不“仰视”，接着制定了两条准则，一条是恪守真实性准则，不能有丝毫虚构、夸张，全部素材都要交叉印证，每一个细节都要准确无误；另一条准则是强化文学性，语言去“新闻体”，讲究文学艺术，讲究语言美、意境美。
当时我还想到，无论从修养品德、完善人格角度，还是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角度，抑或从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的角度，“习贾之交”都具有典范榜样作用，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生在世，交什么友，近什么人，历来是检视人品的一块试金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损者三友，则为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看一看那些贪官奸雄近的是什么人？交的是什么友？是献媚贿赂奉迎的低劣之辈，是煤老板，迷信大师，黑帮头目，明星美女，而贾大山是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忧国忧民的贤人达士。我们河北文化界的人都清楚，贾大山被习近平直荐任县文化局长后，为正定的文化事业实实在在办了多少好事。“习贾之交”是一个地方最高领导人与一位普通文化工作者之间的真实友谊，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意义和作用非同小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有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等关于友谊的佳话，但是，只有“管鲍之交”在《列子·力命》中有记载；“高山流水”只是一个美好传说，真有钟子期、伯牙其人吗？有待考证；“三顾茅庐”在《三国志·诸葛亮·出师表》中有文字，但故事情节是想象的，而“习贾之交”真实可靠，准确无误。
经过这一番思考，我下定决心，挑战自己，放下顾虑，闯文学笔法书写现任最高领导人的“禁区”。
刘斌：你在《朋友》创作中如何具体把握真实性的？
李春雷：我清醒认识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家，体制内是史官，民间是史家，记录中华民族心灵史，表现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要有史官、史家的严正责任感，对历史高度负责，每个细节都要严格交叉考证，有确凿可靠依据。
从采访开始，我就直接到现场，到当年的正定县委大院，到贾大山家中，沿着当年习近平拜访贾大山走的路线细细踩踏，寻找感觉。对文中人物、时间和故事，更是严格考证，颇费周折。李满天原名李春芳，创作《白毛女》时用名林漫，李满天与林漫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到正定县委查阅档案，根本没有李满天的名字，后来又找《正定县志》，找到了林漫的任职记录，怎么证明林漫和李满天是同一个人？我又找人口述证实，经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介绍，终于找到了李满天的儿媳妇，终于落实李满天这个人物。
再如，写习近平唯一一次到贾大山家吃饭的具体时间。我采访多位当年县委工作人员，都“忘记了”、“记不清楚”，如果用“1982年冬季的一天”或“198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这模棱两可的表达就会减损可信度，细心的人就会产生一连串的质疑。多方查找资料无果，我不甘心，最后在原县文保所所长的工作日记中查到，准确时间：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这样人物、时间准确无误，给人的真实感、扎实感就会扑面而来。
刘斌：文学性在《朋友》中是怎样具体呈现的？
李春雷：我讲一下“唐三彩”，文中有关“唐三彩”的细节是我在采访中意外的发现。在贾大山家采访时，我看到书柜上有一对唐三彩，便问他儿子，有什么来历？他儿子说，你不提，我倒忘了，这是习近平离开正定时送给我爸的。我惊喜地追问：你爸跟你讲过这方面的情况？送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有什么样的细节？他儿子说：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抱头痛哭，分别时，送了我爸这对唐三彩。我又问贾大山妻子，她说：那天晚上，贾大山很晚才回来，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什么话也没说，倒头就睡了。
在我看来“唐三彩”是点睛之物，传神之物，这上边有故事。
那个年代，朋友分别大都是女送手绢，男送日记本，写个赠言什么的，唐三彩虽然是仿制工艺品，也是馈赠佳品，是习贾之谊的见证。
刘斌：文中唐三彩出现三次，每次都有什么寓意？
李春雷：第一次出现在近平宿舍兼办公室“……窗台上摆着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给自己的纪念品。”这是伏笔。第二次出现：“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没有赘言，照实直白。第三次出现：文章结尾处“留白”，只写“……唯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矗立着，矗立在时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永恒的朋友……”这是前后呼应，扣题之笔。
刘斌：关于这个细节的处理，你在文中采取了“留白”手法，达到了余音缭绕，回味无穷的效果。
李春雷：如果按照通常笔法，可以把这个细节放大、渲染。但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我没有必要去追访唐三彩是谁送给习近平的，也没有必要讲习近平赠送给贾大山时两人说了什么话？……他儿子也是“听说”，听谁说？贾大山已经作古，如果把他儿子的口述写上去，没有其他依据，就会有失真实，有虚构之嫌，就是不负责任。倒是在近平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非常自然，顺理成章。
刘斌：《朋友》恪守真实性，且讲究文学性，尤其是唐三彩三次露面，分别以“伏笔”、“显笔”、“留白”形式出现，是出神入化之笔。文中用“近平”的称谓出于什么考虑？
李春雷：关于称谓，我是慎重考虑的。说白了，就是选择什么视角去表现“习贾之交”，用“仰视”，用新闻语言不行，我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只能冷静、客观，用对史实高度负责的态度，用纯文学的笔法去写。既然写朋友之间的情谊，那情谊的基础就是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不应该出现高低贵贱之分，必须有人性友情的本原本色，一句话，必须用“平视”的角度切入，所以，文中不用“总书记”的尊称，除了必须场合，一律直呼其名：近平。连“同志”也不缀后，不带任何称谓符号。
刘斌：听说你想征集一个成语把“习贾之谊”固定下来，处于何种考虑？
李春雷：我们邯郸是著名的“成语典故之都”，产生了1500多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习贾之谊”太感人了，习近平到正定上任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人是贾大山，贾大山生命最后时刻登门探望的领导人是习近平；贾大山无党无派，习近平慧眼识才，破格直荐他为文化局长；士为知己者死，贾大山扑下身子，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习贾之谊”真实确凿，不用雕琢，比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还要精彩，具有深刻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永久的历史价值，如果能用一个成语表现出来，你想吧，是很有意义的事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长河里一块熠熠生辉的瑰宝。我一直在期待。
刘斌：以上我们通过《朋友》谈了短篇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现在我们进一步谈谈短篇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和思想性。
李春雷：我认为报告文学文体的四性是必须坚持的，越来越清楚，真实性是原则，不能动摇，文学性是表达形式，不可或缺。时代性和思想性是特征，这两性是密切相关的，时代性有新闻属性，是新闻的深度报告，具备鲜明的主流思想，反映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和人类文明中的真善美。
刘斌：你在创作中如何把握时代性和思想性？进而提升艺术质感和文学精度？
李春雷：我的短篇报告文学题材基本都是当下的，甚至是新近的，与时代同步的，在表现手法上力求体现自己的语言特点，去“新闻体”，采用春秋笔法，叙述语言简约、明快，用词精准到位、严丝合缝。具体有这么几点：用“鹰眼”敏锐捕捉亮点题材；用特写小镜头反映人物思想境界；五官并用观察发现人性本质，用多重主线交叉推进叙事。
刘斌：掰开了揉碎了具体谈吧。
李春雷：先说用“鹰眼”敏锐捕捉亮点题材。最近，我在选编我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集时，发现了三十年前写的报告文学处女作《笑笑饭店》。那是1984年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写的，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有味道。当年，邯郸地区面向社会搞了一个“两户一体新风赞”的征文大赛，主旨是赞颂改革开放初期兴起的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户，具体题目自拟。我当时只有16岁，没有什么社会生活阅历，只是跟我父亲到一个体饭店吃过两次饭，有一点新鲜感受，这家饭店老板不为赚钱，赔本为顾客提供服务，许多作法萌生着精神文明的亮点，当时国家还没有大张旗鼓地提出建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一个高中生更没看得那么深远。但是，我凭直觉感到“笑笑饭店”很有特色，开了时代新风。构思之后，夜半时分，一鼓作气写了2500字。第二天，天刚破晓，又简单修改、清抄一遍，跑到学校交给了班主任袁克礼老师。他仔细认真地看了以后，用惊奇的眼神问我，是你写的吗？不是抄的吧？真的是你写的吗？连问几遍，言外之意，是不是从报纸杂志上抄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我写的！袁老师看了看我熬红的双眼说，春雷，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出彩，抓住了“文眼”，语言也优美自然，如果是你写的，不管参加多大规模的征文比赛，肯定会得一等奖，而且是第一名。袁老师教学经历丰富，颇有鉴品眼力。果然，他预言成真，一个月后公布结果，《笑笑饭店》在那次邯郸地区19个县市的征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刘斌：想象得出，当年一定很轰动。
李春雷：那时电视还不普及，电台广播、报纸发表，我也出名了。我讲这件事不是炫耀，是讲感受，创作首先要敏锐捕捉反映时代闪光的亮点。后来，我参加工作当了十年记者，记者第一素质要有“新闻眼”，我的理解，是“鹰眼”，用“鹰眼”去发现去捕捉亮点题材，否则，你写的再华丽，自己感觉良好，也是马尾串豆腐，拉不起来。
刘斌：依你之见，这种发现和捕捉能力是天赋，还是后天训练养成？
李春雷：主要是后天感受、训练。我从小喜欢读书，酷爱文学、历史，自从写了《笑笑饭店》，对现实题材有了特殊情感，开始喜欢关注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这种能力是在不断磨砺中逐步锤炼提升的。
刘斌：用你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解读一下小镜头映出大境界的创作心得。
李春雷：以《木棉花开》为例吧。写《木棉花开》是偶遇题材，也是与这个题材有缘分，那一年应邀去广州丰田汽车公司采访，晚上几个作家喝茶，聊天聊出来的，海阔天空，聊改革开放，聊广东、香港、新加坡，自然聊到了领导人物，在座的广州市文联副主席吴东峰感叹地说，任仲夷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急先锋，眼下对这位广东恩公的记录书写还没有一篇像样的文章，提议让我写一写。
我敏锐感到，这是报告文学的好题材，可遇不可求，当即答应下来。
值得写，但怎么写？在做案头准备时，我搜集了有关任老的资料，研读了任老生前的大量讲话、著述，根据这些宝贵的文献，理出了创作大纲。开始雄心很大，颇感自信，设想写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任仲夷传》。进入采访阶段，遇到重重困难，不能随心如意，虽然各方给予了很大支持，任老家人被我的执着真诚所动，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细节，但是，要文学呈现任老一生的辉煌，单就表现在广东的作为，鲜活、生动的素材还是不够充足，采访量可以用“海量”形容，与广州文联约定的交稿时间也很紧迫，于是，我便操起短篇报告文学，展开了小镜头、小视角的书写，从任老承担政治风险，冲破思想禁锢，大力发展经济，直到遭“二进宫”等素材中，精选了若干“小镜头”、“小场面”，肖像描写“小特点”讲话文章“小语句”，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
刘斌：《木棉花开》起笔开门见山：“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心脏早博，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1米71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寥寥数笔，人物性格凸视，形象扑面直来。最称绝的是你把木棉花与任老品格联系在一起，你是怎么发现这极有象征意义的英雄花的？
李春雷：前面我讲到报告文学的观察、捕捉能力，要有“鹰眼”，要做有心人，善于发现，勤于思考。我是内地河北人，到广州采访，那满目的翠绿花红，眼花缭乱，在住所大院里散步，发现有许多叶红似锦，花蕾炽烈如火的树花，这是什么？一问，别人告诉我，这是广州市花：木棉花。马上有了灵感，火红的木棉不正是任老品格的最好象征吗？就这样《木棉花开》油然而生，一锤定音。
刘斌：短篇写作更见功力，《木棉花开》简笔线条，胜过浓墨重彩，独特视角，大开洞天，镜头精致，短小凝练，无赘肉无闲笔，细节淋漓，满溢思想张力和艺术美感。
李春雷：你的简评是鼓励，其实艺术门类不同，技法不同，但是触类旁通，彼此间都有借鉴意义，美术如此，摄影也同样。以“取景”来说吧，比如拍摄一座山峰，毫无光影知识的人会傻傻地直拍，稍有常识的人就会左顾右盼选角度，而专业摄影师则避开人群，攀岩登壁找独特的视角，藏拙用巧了。大巧若拙，小中见大，枝微末节可见魔鬼力量。
刘斌：谈了取景与观察，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情感倾注，请以选入《大学语文》的《夜宿棚花村》为例谈一谈。
李春雷：是这样的，小题材也能写出思想力度高，文学精度浓的文章，其中要有情感倾注和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坐不住了，半夜爬起来给中国作协打电话，要求赴川采访。在倒塌的废墟面前，在同胞的尸体鲜血面前，我的心彻底撕裂了，无力动笔，写什么？写自然灾害对人类的肆虐？灾民的惨状悲情？还是写救援救灾的“壮歌”？一时不知如何切入，直到进入德阳市的新农村典型——棚花村，我才有了感觉。从日影西斜进村，到次日日升三竿离去，在十五、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调用“五官”，眼看、口问、耳听、鼻嗅，高度扫描采访，与灾民同吃同住。乡亲们面对一片废墟，没有绝望，反而灾后更坚毅、顽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期盼，重建家园的信心让我感动，在言谈话语和具体行为中表现得真实感人，淋漓尽致，从“杯子都砸碎了，别见怪，”到“莫客气，莫客气，住处已经安排了。”从“饭锅和锅盖都砸扁了，捏一捏，又圆了，还能用。”到“因了味精和花椒的多情襄赞……”都是家长里短的话，这不就是鲜亮、生动的中华民族精神吗？不就是震不倒，压不垮的脊梁和筋骨吗？
刘斌：在你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常见到多维叙事，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顺叙、倒叙、插叙方式，使文本结构更加轻盈灵动，时空转换交叉呼应。在《我的中国梦》里特别清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条主线，平行推进，效果大不一样。
李春雷：学习掌握基础写作理论的目的是应用。采写罗阳的事迹是中国作协组团去的，这个题材有新闻的时效性，要求在较短的时限内交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从沈阳回来后，如何表达？采用何种叙事方式？我思考后决定两条主线，交叉叙事，平行推进。
刘斌：一条是罗阳去世前到辽宁舰观看歼-15起降训练的活动过程，另一条是罗阳的成长历程人生轨迹。
李春雷：是的，如果采用传统顺叙的方式，会显“头轻脚重”，如果采用倒叙方式，又会“头重脚轻”，如果采用“插叙”，又会切割分离，凌乱不堪。所以，我采用了“平叙”，两条主线平行叙述，交叉推进。同时，把新闻常用的“倒金字塔”叙事方式应用其中，把人物最突出的、最能显现精神、品格的片断串联起来，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蒙太奇”地呈现，用一个时髦词，就是“拼图”，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作品完成后，自己比较满意，《人民日报》很快整版发表了。
创作《我的中国梦》主要的体会是要突破自己，勇于创新，敢于走出传统的叙事模式，把文学手法和新闻笔法融会贯通，叙事才不会陈旧老套，会给读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能耐心读下去。
刘斌：这种叙事方式创新在《索南的高原》中更加明显。
李春雷：对。“倒金字塔”开头，开门见山，索南是谁？紧接着交待：她是一个婴儿。不！她是一个胎儿。极简的肯定与否定，引出故事。
其实，这篇作品正文是三条主线，每条又有若干辅线，交叉叙述。一条主线是婴儿被武警救援的诞生过程，一条是武警政委朱自清父亲死亡前后的纠结，另一条则是芳香的藏族文化。三条线索，有张有弛，节奏变换，紧针密线，一环紧扣一环，环环相接，密不透风。
写抗震救灾的作品，太多了，大都是新闻式写法，从哪里突破？这是我苦苦思考的，《夜宿棚花村》是一种写法，也就是把常规写法写到极致。再一种就是《索南的高原》，创新写法，产生异样的艺术效果。报告文学，要丰富艺术手段，尽量避免传统的四平八稳，平铺直叙。
刘斌：以上我们谈了短篇报告文学的四性(真实性、思想性、时代性和文学性)，谈了叙事的基本结构、视角、方式，也初步谈了叙事语言。现在，我们谈谈你的报告文学写作之路，从源头开始吧。
李春雷：我对报告文学十分自信和看好，为什么这样痴迷，乐此不疲，勤于笔耕，是有认知根源的。我从小就对文学、历史感兴趣。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强烈感觉，人类在进化和劳动中，最早突破的思维都是具有实用功能的，无论是劳动器具的逐渐掌握，还是数字意识的逐渐清晰，那就是最原始文字的记数功能(结绳记事)和指事会意功能，所以，文字和文学天生是具有纪实功能的。据史书记载，中华文明最早出现的典籍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虽然都遗失了，但他们的主要功能定然是纪实。再往后，出现了《周易》《尚书》《春秋》等，及至到了《左传》、《史记》，达到高峰。这些典籍，都是文史不分，浑然一体，是历史，又是文学。这种阅读感受，在我的心田里植下了深深的种子。
我最初写小说，当时很幼稚，以为小说是文学，文学只有小说，逐步对文学语言有了感觉。我特别喜欢古典散文，对《左传》《史记》的经典文字，和韩柳欧苏、归有光、桐城派的散文如饥似渴，后来对五四时期和现当代文学家的作品也大量阅读，有了更深的感觉。
刘斌：对书有特殊情感，达到了“酷爱”程度。
李春雷：是的。确实是酷爱，从小没什么爱好，也不爱玩儿，不合群，别的孩子一下课蹦蹦跳跳，打打闹闹，我就一个人闷在教室里在作业本上写小说。我家在农村，很闭塞，写小说要有些生活感受，能写出故事，我写不出来，急得在教室里哭，把纸撕了写，写了撕，就是被书上的故事吸引，被书上的文字魅力、文学芳香陶醉，自己异想天开，想自己写得和书上的一样美，就是有那种强烈的欲望，这是那时天真、幼稚的想法。
刘斌：是什么机缘让你顿开茅塞？
李春雷：上初中以后，有一次，老师叫我们谈理想，我说我想当作家，写小说。老师说，好啊，那你从现在起，就要多读书，多动笔写。一句话，让我开窍，找到了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我天天写日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全部写出来。由于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没有什么顾虑，写得大胆放肆，天马行空，每天3千字。那种大号的日记本，每月一本，蝇头小字，正反页全部写完，足有10万字。就这样，越写越上瘾，从未间断。这个习惯，竟然坚持了整整十年，直到大学毕业。这十年，是我最迷茫、最困惑、最痛苦的十年，也是我执着苦练的十年，是童子功。
刘斌：这个童子功太重要了，补都无法补。
李春雷：这十年，是我启蒙后最珍贵的时期，我抓住了，天天把对窗外世界的感觉、印象，用自己的笔表达出来，苦水磨剑，日夜砥砺，使自己的艺术感觉秋毫毕现。现在，很多文学青年，虽然也酷爱文学，但基本功太差了，缺乏对语言和文学感觉的敏感度。
写日记的同时，我也写小说、散文。前面提到，高二时期参加征文比赛，《笑笑饭店》折桂夺冠。没有这些功底，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刘斌：你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那么感兴趣，为什么考大学时，报了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李春雷：我的心比较大，受鲁迅影响，作家要走出国门，吸收域外文化，开阔眼界。所以，1985年高考时，报了大学英语系，想毕业后出国深造。
刘斌：谈谈你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
李春雷：大学四年，我是如愿以偿，如鱼得水。英美语言那种特殊的音韵节奏、意境美感强烈地吸引了我，我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四年当中，读了大量英美经典名著，如威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雪莱、丹尼尔·笛福、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哈代、劳伦斯、萧伯纳、马克·吐温、福克纳、海明威等的作品，那种原滋原味的水灵灵的鲜活美感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表达。
比如，形容时间飞快，中文说光阴似箭，稍纵即逝。但在英语里，表达就更形象、更逼真：Time files like a bird。在这里，时间长着翅膀，在日夜不停地飞翔，像一只敏捷的鸟。
刘斌：感觉不一样，各有千秋。
李春雷：是的，我们汉语有奇异的美，英语也有特殊的美，相互吸收，相互渗透，才会有更高层次的大美。大学四年，我没有虚度，没有浪费时光，同时还系统深入地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课程，阅读了大量作品，坚持写日记，许多时候用中、英文交替写，磨砺文笔。业余时间遍览最新的文学杂志，并开始创作，发表了一些散文美文。
刘斌：语言是文章的基本元素，其意境美感会使作品熠熠生辉，经历了“童子功”和“专业修炼”，才会出手不俗厚积薄发，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李春雷：炳银老师曾经评价我的文学语言“如同四月的花信风，五月的桃花水，像‘歌之旋律，鸟之双翼’，能将散文、小说、诗歌和新闻语言融为一体，联合发酵，散发独特的语言芳香。语言精准传神源于洞彻的清明，通过现象洞彻本质真谛，进而用生动形象语言写尽细微之微被忽略的生命情绪，营造了亲切生动的气氛和场景。‘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融会贯通，精巧编织。”
我一直把这些评论熟记于胸，把评论家的评论和读者的赞许作为方向，更加努力。
我认为文学艺术首先要讲语言美，在语言美的基础上才有意境美、情感美，才能表达好思想、追求、担当、责任与义务。是勇士，首先要有闪亮的刀枪，才能上战场；是农夫，就要有好农具，才能种出好庄稼；是工人，就要有好工具，才能盖好楼，炼好钢；是歌者，就要练好歌喉；是作家，首先要有文字功底，才能笔下生辉，写好文章。
刘斌：“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苦练“童子功”精神对广大青少年有励志作用。
李春雷：我从小就有梦，有志向做文学人，当作家，把文字写得精巧醇美。练“童子功”是最好的训练和磨砺，要从小学阶段练起，打实基础。要想在文学之路走得远，专业学习是必要的，上大学最好，上不了大学要自修，打实基础，广开视野，才能站在高处看风景。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很重要，知识拼图，吸取正能量，吸取古今中外的营养才能滋养心灵。光打基础还不够，还要完善人格——一个作家人格的高下，决定着自己作品能否走远。
刘斌：你觉得报告文学写作人应该有怎样的风骨和肝胆？
李春雷：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压根不是“附庸风雅”，不是“歌功颂德”，更不是“风花雪月”、“缠绵情长”。这种文体是记录历史足迹，记录时代风云，要有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使命，勇于担当，像杜鹃啼血一样地忠诚表达，是男人、硬汉的文体，要像太史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挺直脊梁，有风骨有肝胆，血气方刚，忠实为之。我不妄言自己的作品如何如何，但我可以坦言，我写的报告文学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是着眼国家意志民族命运，用纯文学反映真善美。说到这里，我很想谈一谈短篇之外的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情况。
刘斌：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和《宝山》吗？
李春雷：对。特别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写作过程，对我的意志品质是一次“血与火”的锤炼，太不容易了，刻骨铭心。
我大学毕业后没能出国，到邯郸日报当编辑、记者、文体部负责人。1998年，全国掀起学习邯钢热潮，这是新旧世纪转折时期，国有企业全面困难中的一次深层次嬗变和改革，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新闻敏感和文学创作冲动使我产生一个念头，想用报告文学把邯钢经验和其特殊意义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但是，障碍重重，我当时刚刚三十岁，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区报纸小记者，被人看不起，屡遭白眼。那时邯钢大门前每天车水马龙，《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报记者频频出现，各地记者蜂拥而至，新闻报道更是铺天盖地。他们还把《创业》的主创大腕也请来了，拍一部电影叫《挺立潮头》，另外，还有从北京来的三位作家，也在写报告文学。所以，当我找到邯钢，说要写报告文学时，被果断地拒之门外。后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省委宣传部，再三表态不要一分钱赞助，就是凭实力写一本报告文学精品，为河北争光。去了几次之后，他们终于答应了，同意介绍我去写。但邯钢的态度仍是不太配合，不安排采访。说实话，直到这本书写完，书的主人公也没有接受采访(当然，书出版后反响良好，我们成了朋友)。我咬紧牙关，找不到现任的人采访，就找退休的老职工采访，每天骑着自行车在邯郸城里转，走街串户，到家里拜访，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五十年代邯钢创业时期的窦洪勋老人，他给我讲了许多珍贵的邯钢历史细节。后来，又陆续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些邯钢发展的见证人，口述了许多情况，都是资料上根本没有记载的，使我对中华民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进程，从邯郸的变革到中国工业化进程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思考。
刘斌：听你讲过写《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凤凰涅槃”的过程。
李春雷：是这样的。我是农村孩子，从来没进过工厂，没有工业生活经历，在报社做文艺版编辑，接触的也都是文学杂志和文学青年，过去对于工业和经济，特别是理论，根本不感兴趣，我实在不知道钢铁到底是怎样炼成的。现在写这么大的工业题材，更加上对方不配合，而我立誓又要写一个精品，这简直太难了。全书25万字，我写得太艰难，写了撕，撕了重写，痛哭二十多次，为自己痛哭，怎么这么难？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最难写的题材？工业题材极其枯燥，但我必须硬着头皮去苦思，去钻研，还要理解透彻，还要用文学的柔软、芳香去表达。
为了真正地、深层次地体验大工业生活，我下定决心，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炼钢炉前体验，而且越是节假日越要与工人们在一起。那一年除夕的晚上，我在火红的炼钢炉旁和工人们一起值班，当外面的鞭炮声稠密地响起的时候，我猛地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现在是大工业时代，早已远离了我所生活和熟悉的农业文明。农村里所有的农活此时都停歇了吧，可这里不行，社会化大生产就这样连续化、周密化，你今夜的产品就是别人昨天的订单，就是社会上明天的产品。整个国家的工业系统就像一个无形的须臾不可停顿的巨大链条，环环相扣，隆隆运行，于是，市场上的产品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更便捷了，我们的社会也更文明了。这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脉搏，我此时才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从心底感受到。
更意外的是，那一天晚上还突然发生了一次事故：钢水大喷。满天钢花飞舞，在我们外人看来是一个漂亮的画面，但在他们却是一次最危险的战争。每一朵钢花都是一滴最炙热的钢液，飞到脖子里，溅进眼里，钻入耳道里。不幸，这一次我也赶上了，我急忙往远处跑，可一滴美丽的钢花还是追上了我，溅在了左手无名指上，我本能地去用另一只手去抓，顿时，手上血肉模糊，钻心地疼痛(至今还留有白花花的疤痕)。当时，那些工人兄弟们并没有像我一样抱头鼠窜，而是迎着稠密的钢花，去排除事故。这一次事故中重伤几人，轻伤十多个。也正是这一次事故，把我与工人之间的情感一下子打通了。从此之后，我再看到他们，便感到格外亲切，有故事，有新意，有激情。于是，一些美妙的构思便如杨花柳絮般翩翩而至。
当时用的是台式电脑，有辐射，整整一年，除了采访，每天十几个小时盯着看，眼睛就近视了，眼睛周围长一种肉赘，像胡子。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面部皮肤和神经太疲惫，再加上电脑辐射所致。刚开始，肉赘痛痛的，几天后，痒痒的，能搓掉。就这样，肉赘一边长，我一边搓。贾岛有一句诗“吟得一句诗，拈断半茎须”，字字句句，真是苦吟而出啊。
写完这本书，我抱头痛哭。现在回头看看，这本书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之一，整体提升了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工业的认识，并吃力地驾驭了这个大题材，也初步写出了中国工业文明进程的艰难历程，尤其自己的意志品质，是一次大锤炼，大提升。
刘斌：呕心沥血之作，用汗水、泪水、血水浇灌而成。是不是这根“硬骨头”啃下来之后，后来的创作就得心应手了。
李春雷：真是这样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发表出版后，评论界给我很高评价和鼓励，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打来电话，邀请我写宝钢。2001年，我去宝钢体验生活一年，发现宝钢是代表中国工业发展道路的标杆，是中华民族工业文明丰富经验的宝藏，于是《宝山》油然而生。这本书大开大合，内容翔实，语言精致，原本文学性更强，出版时删去了许多，但仍然可读。2004年，《宝山》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我也成为鲁奖获得者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那一年，我36岁。
刘斌：你的作品题材涉及领域广泛，基本是“通吃”。我注意到你写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这两部工业题材作品后，马上把视角转向了军事和战争题材，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赤岸》，也受到广泛好评，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李春雷：没有秘笈和捷径，简单一个字：走。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也就是走入火热生活，接地气；只有走进你所写的题材，“心入”这个领域，才能达到你预想的结果。2004年2月，省作协要我写一部反映当年八路军129师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作品，但没有一分钱资助。当时，正是我事业上最艰难的爬坡时期，为了文学，似乎什么都能舍得。那一年，我自己投入4万多元，租用一部面包车，请太行山区出身的老作家李亮，和当地驻军的一位军史研究员同行。我们一行四个人，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沿着刘伯承、邓小平当年的战斗路线走了一遍，冒着风雪，进入崎岖山道，行程数千公里，遍访600多位乡亲，直接体验当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后来，我写出了20多万字的《赤岸》。
刘斌：从《赤岸》我想到《赶考》这部短篇，你在史料的密集吸纳、思想的精准提炼，语言的灵巧精美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没有“专注”的态度是不可能做到的。
李春雷：“专注”的态度十分重要，我每接受一个选题，都会专心致志地介入，深入研究，深入体验，深入感受，深入采访。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与时代的创造者一起欢笑，一起流泪，才能写出感动自己，感动读者的作品。
刘斌：我们从短篇报告文学谈起，现在有些信马由缰了。最后谈一个问题，透露一下你今后的创作计划？
李春雷：可以。我心中一直酝酿着两个大的写作选题，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是《太极》。我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少有的伟人，他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处，追求“天下为公”，推翻帝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思想先进而且超前，提出“民主、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意义深远，勾勒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未来，与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相通相接。我准备用我的独立思考、独到发现、独特语言，写一部我心目中与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孙中山。
第二部创作选题是《太极》，我们邯郸是太极之乡，晚清时期出现了两个传奇人物：杨露禅和武禹襄，他们是好朋友，又分别是杨、武式太极拳的开创人。现在，世界上超过五亿人在练习太极，而80%以上的人练习的是邯郸的杨、武式太极。
太极文化是我们邯郸奉献给人类的最精美最实惠的礼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太极不仅在健身意义上具有不及替代的价值，而且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一块高地，更有着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是传统道教文化的精髓，最能体现老子和《道德经》的思想真谛，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宇宙和谐、圆融天下等理念，在人与人和谐、社会和谐、国与国之间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类与宇宙的和谐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
自从1991年以来，我就开始谋划这个选题。我准备用严肃的历史观和严谨的创作态度，重点反映杨、武式太极拳的发源、发展、成熟、壮大和走向世界的全过程，用故事感染人，用激情感动人，用思想感悟人，在注重打通观众和市场的同时，写出杨、武两位太极宗师的相学相长、和谐共进的人生追求奇特故事，重点写出太极神秘而又真实的高邈境界。同时，考虑到国外的读者和观众，写出太极对人类的特殊贡献，把太极作为一种桥梁，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壁尽力打通，使这本书(及之后的电视剧)成为一种世界语言，通行全人类，从而把太极把邯郸全面地介绍给世界。
这两部都是长篇，我不急于动笔，可能要沉浸时日，充分沉淀，也许五年、十年，用全身心，大气力投入、完成！
刘斌：中、短篇有什么计划和安排？
李春雷：今年准备写一组抗日战争题材的系列短篇，“我的抗日战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决心利用当年创作《赤岸》时搜集的鲜活素材，一反传统，避开大题材，直奔生活最底层，选取一组不同身份的小人物，并用精细的笔调、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胆识，从人性底处和各个侧面写出他们的琐琐碎碎，写出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从而写出了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各自不同的抗日战争。我相信，这将是一个突破，期望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简介：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毕业于邯郸学院英语系和河北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19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和《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100余篇。
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蝉联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蝉联四届)、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蝉联五届)等。
2007年当选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1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青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责任编辑/魏建军
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