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怎么办？》是杨庆祥献给同时代人的书，这是一本逆向而行之作，从2011年开始写作到2015年完成全篇，他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从刚毕业的博士成长为青年教师。庆幸的是，这些成功和光环并没有使他患上“自我麻醉症”，反而花费如此多的知识、经验、劳力和时间来完成这样一本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通经验，也就会有偕同言说的可能。在书中，杨庆祥从自我经验谈起，作为“奋斗者”如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失败实感”，从小资产阶级的梦中惊醒之后，发现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先验资本的存在，使得个人努力在现实面前更加脆弱和苍白。“80后，怎么办？”当它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时，值得我们深思。
在“小时代”接续的“80后”如此炫目浮华艳丽之外，是否有着另外的“80后”——如书中所关注的出身于一般家庭、并不光鲜亮丽的大多数。杨庆祥将目光投向底层，在“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的意识中切入很多“80后”底层的故事。底层的“80后”女孩明知地下室住久了会生病，依然面带微笑默默承受；群租的小情侣做爱却能长久保持没有声音；农民工来到城市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但只能为生存所困，在神婆算命和艳情小说中满足阅读需求；在现代化城市里，面对强权者的下跪要求只能抛却尊严……其实，这不也是一个个催人落泪的悲伤故事吗？
这些人和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这些“奋斗者”会被视而不见，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他们该怎么办？我们中的大多数不也正属于这样的“底层”吗？从被编织的“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后，我们不也是面临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顿吗？这恐怕是杨庆祥试图带领大家讨论的问题。
杨庆祥从文本出发，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奋斗者的故事已然成为个体悲伤？高加林和涂自强是属于不同时代的奋斗“失败者”代表，不同在于，高加林能给我们精神的力量，涂自强却只能揭开现实的无力盖子，带给我们唏嘘和感伤。尽管这和作者的叙事风格有关，但奋斗者自身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高加林在卖馍的路上遇到光鲜的老同学会自尊受挫，涂自强被同学在宾馆淋浴间戏弄时却没有任何心理不适。“我们用镢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和高加林战天斗地的狠劲和强烈的意念相比，涂自强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承受者，“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
涂自强只是我们这一代中的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80后”会成为一个个“套中人”，退回去、再退回去，“不必责怪”，自我矮化。是社会出了错，还是个体出了错？
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到文珍的《录音笔记》，一个个文学故事中的“80后”形象早已说明问题。“80后”的“自我”是封闭的自我，也是自我调适能力最为强大的自我，因而很少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知识建构。时间久了，甚至连“我是谁”都不关心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写出清新脱俗的《幻城》的郭敬明会如此醉心于名牌包包、华丽妆容；志于作家、曾被寄予厚望的韩寒会在赛车手和作家的身份间自由腾挪。虽然无意比较，但杨庆祥还是意识到这两人是绕不过去的话题，随着“反叛英雄”韩寒的日益消沉、郭敬明沉浸在华美的《小时代》里津津乐道，“80后”的面目也变得暧昧、消沉、浮华、堕落。杨庆祥显然不满意这种状况，“80后”如何与历史接续，如何进行自我精神建构，恐怕是他思考的问题。
在书中，杨庆祥通过大量访谈，放入了多种身份与姿态的“80后”：“富二代”、创业者、寻梦者、漂泊者。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因自己的身份而脱离他们，而是从最为大众的生存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讨论一代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虽然书中讨论了房子、车子，但这是一本和独立、自由、尊严有关，和精神建构有关的书。“80后”和饥饿记忆无关，和市场经济转型无关，在重大历史面前一直是不在场者，因而找不到存在、找不到事件，也找不到历史和自我的坐标，恐怕这也是“80后”很少考虑自身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原因。“再不思考，我们就老了。”杨庆祥的焦灼不应该仅仅属于他自己。
在压抑的叙事背后，《80后，怎么办？》还是留有光明的尾巴，一位“80后”国企员工道出心声：“我们是比‘50后’、‘60后’、‘70后’更幸福的一代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幸福和至善有关，也和思辨有关。在老之将至的路上，也许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发出自我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