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的一个午后，和友人歇坐在西山的高石上，眺望历史悠久而又活力四射的北京城：薄薄青霭中，建筑、道路、绿树错落有致，像一幅立体的风景画；身旁的鸟鸣、蝉声和着山风拂面款款，还有阳光的明亮、树荫的婆娑，仿佛灵韵透过超验的清纯之舞……这是一个审美静观的时刻。当然，这种静观同时也是一种审美间离的观察、思考方式，借以和现实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审视、反思我们急遽变迁的时代，以及涵濡其间的影视文化的风云际会。
在哲学的意义上，马克思曾深刻地写道：“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20年后，麦克卢汉敏锐地洞察：“媒介即人的延伸”。时至今日，影视文化的深广发展既印证了哲学思考的明敏，也为文化的审美生存和省思提供着鲜活的材料。在当代中国，大致自1990年代以来，影视文化的蓬勃发展见证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现如今，在复杂的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由互联网思维渗透、架构的新形态、新格局中，影视文化更是以其丰富性、复杂性，一方面已然成为了我们时代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放大器、风向标，另一方面，创新2.0的暗流涌动使我们的五官感觉、情感、意志，乃至记忆、无意识等几乎全都在被重新安置……
站在“发展”的风口浪尖，环视影视文化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前景，有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面向需要我们深入时代生活的腠理，进行静观、间离的辩证思考：一是盛衰流转；二是价值判断。就前者而言，在媒介发展的现代历程中，电视就曾风光无限，如今却是互联网、移动新媒体炙手可热、如火如荼；但正如电视不能取代他者一样，新兴媒介的如日中天会削弱电视的光芒，却不会消解其应有的力量。其间的盛衰流转，与其说是望断背影离愁浅，还不如说是春风唤起春潮新；与其说是新陈代谢，还不如说是螺旋提升，换言之，“竞争-汇流”是全媒体时代影视文化发展可预见的命运。如此说来，当我们透过“互联网＋”的大趋势、大格局来审视、思考诸如ICT、内容、IP、话题、类型、资本、众筹、娱乐、衍生品、大数据、媒介融合、多屏、网生代、用户，以及生产传播、营销推广、接受评价等新型产业链各环节互动交融、聚变循环中的新业态、新生态，“价值判断”就必然突显为影视文化转型与塑型中的一个核心命题。
正像我们身处的时代一样，影视文化目前也面临着描述的尴尬、命名的困惑和选择的痛苦。如果搁置争议并在比较风格学的意义上简要勾勒其精神地形图，那么，“驳杂”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表征。在感性直观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涛走云飞、花开花谢……面对影视文化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借一双慧眼，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文化构成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各种因素共时性地叠加、交织在一起，而身处这一特殊历史时空，我们也真的需要在复调语境中孜孜追寻文化的秩序和依靠；在历史语境上，文化的二元性或多元性悖论抒写终源于时代生活的二元性、多元性，而诸如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个体与群体、男与女、义与利、权与法、情与理等结构张力却正在多方位强烈地冲击、震撼着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无疑，现实的驳杂必然带来态度的驳杂，也必然带来价值判断的驳杂。要言之，一味盲目地拥抱技术、资本、娱乐等浸泡的实在或声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一种不可取的鸵鸟的态度。在文化批判上，“异化”(马克思)、“铁笼”(韦伯)、“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类像”(詹姆逊)、“景观”(德波)，以及“诗意栖居”(海德格尔)、“新儒”(冯友兰、汤一介等)等所蕴涵的丰富意义依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张力和启迪作用。而一味保守地“向后看”或情绪化地愤慨“一代不如一代”，亦是一种不可取的杞人忧天的态度。事实上，世异时移，变化亦宜！尽管我们恰巧生活在一个复杂纠结而又磅礴恣肆的时代，但终究历史绵延，生活继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年轻辈自有年轻辈的精彩，后来者自有后来者的福报。
这样一来，在长风万里、波涛汹涌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妨关注影视文化发展的“第三种态度”，即是从影视文化的驳杂中过滤清纯。所谓“清纯”，其义有三。一是对时世和文化现状的了解、掌握而至“澄明”。所谓搭上时代的快车、把握时代的精神，说易行难，这关乎知识、阅历、素质、修养、定力，更是于才胆识力中，“识”为先。二是对复杂结构和历史行程的辨析、拷问而至“反思”。本质上，技术、资本、娱乐等是手段而非目的，凡事两极相逢，极高明而道中庸：“大数据”就难以数字化人类情感、经验，商品逻辑的水银泻地侵害的不仅是衣食住行还有思想、伦理和价值，娱乐至死则会让精神在一地鸡毛的“滑稽戏”中枯萎。三是对世风和文风的清明、彰显而至“白贲”。“白贲”之美是极饰反朴归于平淡、绚烂之极复归本色，是点燃文化理想的灯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真、实、新、美的价值向度，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或许，“第三种态度”是“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表达和期盼，但在碎片化特征鲜明的信息时代，不仅关乎文化、美学范式的嬗变，亦可作为影视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隐喻和价值主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