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是大致一样的东西，而作家的创作却迥然相异。近期王安忆在访谈节目《锵锵三人行》中聊当代小说时，又提到了小说的生计问题。
“生计”成为小说最难把握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当下小说面临什么问题？
王安忆：主要有三个方面吧。首先，小说在被过量地、过度地消耗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花一周写的小说，我的同事半小时就读完了。他们经常 问我的问题是：王安忆你最近怎么没写小说？我要说的是我一直在写，但创作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思考，不是几天或者一个月就能有一部新的小说问世的。而读者是 在大量地、迅速地、过度地消耗小说。这样的逼迫会使得作家疲于应对，对资源和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冲击。其次，小说的另一个损伤还来源于电影电视。相比较画面 和声音语言，文字语言在当下则显得缓慢而无力。但事实上，小说赋予创造力的表现是电影电视无法给予的。最后，也就是小说的内容和结构问题，也是我今天一直 在说的“生计”问题。
记者：“生计”指的是小说的内容和结构，不是小说的状态？
王安忆：要理解这个，我在这里先点几部小说，曾获诺贝尔奖的挪威小说《拓荒记》，《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夭折》，这些作品在诠释人物和故事时有一个共同特点——“生计”问题交代得很清楚。
我一直认为小说是现实的代言人。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奴隶，资本，以及现代社会。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就是将“生计”在小说中表现得跃然纸上，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
中国也有，尤其是李肇正，他写的《城市生活》，可称为“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真正意义上的并且无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 者”，不唱高调，没有花招，忠实于自己生活的写作态度。李肇正的小说，是能够让凡人接近乃至亲近的世界。他选择的是城市生活世俗化的一面。一是作品人物的 选择上，他倾向于写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从作家、厂长到工人、家庭妇女、打工妹，都是城市生活中最常见的人物。在李肇正笔下，这些人物活得都很不容易，各 自为生活而奔忙，他们不像有些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清高到不问饮食男女，一味关心国家大事。但李肇正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说没有为人准则，只不过这种准则 不像某些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将道德箴言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其人物思想都是从“生计”中提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底线来维持的生存价值为基础的思考。
记者：你的意思是当下小说的题材和精神选择有一定的偏离？
王安忆：小说要由外部的表象和内在的内容构成，内容是组成外部表象和形成外部美感的重要条件。我认为作家创作的核心就是将故事里的每个人物 生活都安排得服帖。这就回到“生计”这个问题上，“生计”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应该是最好写的。而小说创作繁衍至今，这种“生计”反而却成为了最难以把 握的。
记者：那么“生计”是否可以成为缓解当下小说尴尬处境的关键词？
王安忆：我用这样一个比喻回答你的问题，好的小说就好比一个走得很准的机械钟表，在看到它的外部之后，内部才是最值得玩味的——把表壳拆开来，你会看到齿轮和齿轮之间清晰地咬在一起，机械带动齿轮的运转很规则，很有条理。
而事实上，小说在一个社会中的发展和升级决定着小说的形态、形象、走向以及价值。当下中国小说内部需要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但目前看来，还没有成型，也还不成熟，所以可能讲得也不是很透彻。
记者：你在繁华而时尚的上海生活，创作小说。距离热闹咫尺之遥，能安守寂寞进行你所说的“生计”创作吗？
王安忆：上海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事实上，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是大致一样的东西，而作家的创作却迥然相异，这是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认识、思考的不同。我认为一个人在特别热闹的地方反而能够安守宁静。如果一个人身处旷野，反而不容易面对寂寞。
市井人物有个性，他们身上有美学价值
记者：在您的许多作品中，上海不断成为被书写、被关注的对象，您怎样描述自己跟上海的关系？
王安忆：让我为上海这个城市画像很难。我曾经说过，我跟上海是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居住在这里，又不可能写别的地方，这里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让我离开这里，我的生活又不习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你的所有经验都在这个地方，很难用爱和不爱去解释这种关系。我们就在上海的变化当中，被它推着走，可能很难客观地去看它，一定是充满了各种主观性。这也可以看作我对上海的感受。
记者：作家写作的东西大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您而言，小说中的上海也基本停留在过去的时光、人物身上。对此，有人会将您的小说贴上怀旧的标签。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王安忆：小说写的一定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但是我绝对不是怀旧，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当下的生活。我是当下感特别强的人。在我的写作里，只有《天香》和《长恨歌》里的第一卷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其余的生活都是当下我经历过的。我很难去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把怀旧的标签贴在我身上，可能正是一种社会风尚使然。我过去一直写上海，但是没有多少人注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写《长恨歌》时，上海渐渐变成一种象征，一个风花雪月、黄金的民国年代的标签，然后，一些人忽然发现，我的《长恨歌》带有这种影子，于是就把我的作品向怀旧靠拢。有时候，一个作者恰恰是被别人规定的。
记者：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集中在市井里弄，这些人物构成了您创作的主体。为什么会对市井人物如此偏爱，他们身上吸引您的东西是什么？
王安忆：在我看来，市井人物有个性，他们身上有美学价值。我写小说，最关心的是人的个体的性格。主流的很多人物都是被时代、社会塑造的，缺乏性格和自己的个性，都是一种集体的状态。这和我的世界观有关系。写小说的人都是很主观的。你很难把我跟别人去比较，甚至建立关系。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都是不一样的。写市井人物，这是我个人的兴趣。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反而回避了主流的塑造，回避了一些集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变得非常有性格，这些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作家创作的一定是这些独到的东西。此外，这也跟我创作的材料有关系，我就生活在上海市井生活中，很难摆脱这种生活经验。一个作家如果刻意去寻找材料，往往什么都得不到。你的生活本身就会跟各种事情发生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材料的来源。
记者：您现在在复旦大学讲授写作课，您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写作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王安忆：每个学生的问题就是所有人的问题。年轻人创作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写什么”。他们对自己真正的生活经验、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忽略的。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充满了暗示，文字的东西又特别多。他们看很多网上、媒体的东西，看别人所谓成功的小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写出来的东西也差不多，像校园里的爱情，读起来都寡淡如水，而且缺乏对生计的思考，他们笔下的人物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却没有任何笔墨交代资金从哪里来，就是说没有根源。
记者：您理想中的小说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安忆：我希望，读者能从作品的阅读中自己寻找答案。现在不少读者喜欢去看作者的各种创作谈。当年我们看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来不去看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现在的读者愿意去看作者写作背后的故事，这可能就是媒体造成的。我始终坚信，最重要的是文本，文本是作者最想给你的东西，不要找答案，要相信你看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