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同情”的隐忧
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之力，斩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异议不断。也许人们认为，为作家的勇敢颁奖，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似乎与文学无关，毕竟文学奖不是和平奖。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真的跟文学无关吗？且存疑。先看异议。
大致的异辞无非有二端。酸葡萄心态忽略不计。
一端为反对意识形态支配并褒奖文学价值，这明显是中国式的创伤反应。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延伸，甚至与“报告文学”和左翼文学有隐秘的血缘关系。但为了避嫌，当下的纪实文学采用了非虚构(nonfiction)的表述方法，以将其纳入西式叙事话语体系内，对其内在的革命性和新型阶级趣味，避而不谈。这是害怕历史重演的本能反应。另一端则担心非虚构写作加速虚构文学的死亡，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恐慌心态。美国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担忧非虚构文学对虚构文学的冲击，而今，虽然小说尚未死亡，但读者对非虚构文学的阅读兴趣大过对虚构文学的阅读兴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究其深层原因，写作及阅读趣味的变化，恐怕跟悲观主义的盛行以及中产阶级的式微，直接有关。
异议后面，是隐忧。隐忧不无道理。非虚构写作的危险性在于，它非常善于辨认并挑选世俗意味上的苦难(亦即所谓的生存苦难)，但稍有差池，文学便容易流于“立功”等功名事。本来是同情之事，如果受功名事诱惑，反会变成消费同情之事。对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贫困、饥荒、疾病、日常犯罪与战争等，从这里，挑选任何一种事实来书写，都会激起人道主义的义愤。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选择的对象，苏联卫国战争(《战争中没有女性》)、阿富汗战争(《锌皮娃娃兵》)、核灾难(《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等，无一不是人道主义框架下的“政治正确”。面临生存苦难，必须同情，这是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内压倒性的“政治正确”。但人道主义如果走向极端，就必然带有斗争性。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到，革命的发端，无一不带有人道主义色彩，但走向极端之后，人道无不转化为非人道。如果生存苦难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其它苦难及幸福快乐，迟早会成为革命的杀伐对象。人道主义确实高尚，但人道主义成为唯一的高尚，就有道德独裁的风险。拆除道德独裁的武装，对世俗道德规范提出抗辩，恰好是文学的追求目标之一。所以，人道主义与文学绝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文学的同情心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是两回事。
克制才有尊严
异议从表面上来看，是出于对文学性的持守。但从道德哲学来看，上述异议，是出于恐惧心——对人道主义间接导致之罪恶及悲剧的恐惧。那不能言说的恐惧心。
勇敢是悖论，勇敢后面，必有牺牲的代价。人们会追问，非虚构文学之勇敢的背后，究竟牺牲了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究竟有没有牺牲文学性？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所谓文学性，除了独立的审美性之外，还应该算上思想性。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必有思想性乃至宗教意味。从文学审美性的角度来看，《锌皮娃娃兵》等作品的叙述手法是极其克制的。在生存苦难面前，过多的虚构、修饰，就是亵渎与再次伤害，克制恰好就是保住人的尊严的合适办法。阿列克谢耶维奇善于用极简之法捕捉极繁之事，对罪恶的辨析，有一剑封喉之快狠准，对苦难现场，虽有选择性记录，但在还原与忠实的层面，看得出作者做出了最大努力。在语言的道德及艺术层面，无可挑剔。没有对语言表意的精准认知，不可能有冲击人心的力量。事实本身真的能说话吗？史上多少大屠杀，淹没在光阴中——南京大屠杀，至今没有强悍而精准的语言呈现。没有语言的转换，事实本身未必真的能说话。让事实发声，需要复调的“语言”，纯粹虚构，恐怕难以周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个人独创性，就在于对事实进行了精准的语言转换。而关于思想性，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有生和死的大命题，有普世性话题，这些，都是评论家们擅长总结的，无需我在这里饶舌。放下恐惧心，看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性”吧。
其实用什么样的形式表达，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能走多远、能登多高。过分强调虚构与非虚构的分野，是陈腐的文学评价观。表意或表音文字，本身就起步于想象，落笔即是想象在生成。所谓完全纪实，只是幻象。文学及其评价当有更大的视野。
到历史研究、新闻写作、
虚构文学去不到的地方
当然，诸君又会抓住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题材不放。问：假如这世界没有了生存苦难与邪恶存在，那些以“苦难”为核心的非虚构文学，是不是就失去了写作的可持续性？这是乌托邦式人道主义的追问。答案是否定的。残酷的是，生存苦难与存在苦难一样，都是永恒的。约伯的呐喊，将永无休止。苦难永生，罪恶永存，这是存在的悖论、活着的命运。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生存苦难的“文献文学”，当然有其存在的重大价值，它能去到历史研究、新闻写作、虚构文学去不到的地方。这一次颁奖，并不单单只是为勇敢颁奖。更何况，勇敢是人类极其稀缺的品质——比所谓的文学性稀缺多了，就算是为勇敢颁一次奖，又何妨？！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史，非虚构文学并非主流获奖者，颁一次两次，无须有“天要塌下来了”、“小说要死了”的浮夸反应。文学表达的多元化，是好事。胡传吉，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