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参加第四届少数民族戏剧展演的云南玉溪花灯戏《卓梅与阿罗》，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剧中，这对著名的恋人改名为阿罗与卓梅，落户彝族山寨，身着古老的彝装，在芦笙伴奏中跳着跌脚舞，用花灯调倾诉互相爱慕之情。在炽热的火把节里，沐浴着自由恋爱的洗礼，在幽静的哀宇山脚，流淌着以死殉情的血迹。完全中国化及民族戏剧化的此剧，因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浓重的悲剧意味，成为莎剧改编的成功之作，受到首都观众的欢迎。
中国戏曲改编莎翁剧作，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如改编自《麦克白》的京剧《欲望城国》、昆曲《血手记》和徽剧《惊魂记》，改编自《李尔王》的京剧《岐王梦》，以及黄梅戏《无事生非》等。这些剧作都很成功，在于它们虽然文本和舞台呈现形式发生了较大的挪移与变化，但悲剧的崇高感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卓梅与阿罗》“化神”的悲壮崇高感也就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个人与封建社会整体对立，爱情对专制强烈控诉，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鲜明的理性批判意识”，把“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提到人性本然的个性解放的认识高度”，达到了现代社会、现代人与经典深刻沟通的目的，因而引人共鸣。
《卓梅与阿罗》的成功，还在于其完全中国民族戏曲化的转换与表现。在展现爱的力量和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的过程中调动了众多艺术手段，对当事人双方心路历程以及在面临死亡面前心理变化进行了多层次的歌、舞与“对话性的独白”的有机拼贴。导演严伟采用写意手法，利用彝族人民崇拜的“火”，隐喻光明、吉祥和希望，从天而降的大红嫁衣、洁白无瑕的盖布、群舞演员身上的黑色大披风，在隐喻中具有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富含了丰富的潜台词，赋予悲剧以更多的浪漫色彩。音乐创作采用彝腔揉灯味，灯调融彝音，以卓梅的羽调式、阿罗的徵调式为主，从滇中南彝族杂弦调中筛选音调，取滇东北“送郎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音乐。剧中多次应用彝族原生态独唱、对唱、合唱，民族乐器的应用等都强调了本剧的地方民族特色。《卓梅与阿罗》剧的歌舞叙事，在增强表现力的前提下，又不失花灯的本体。舞蹈身段设计大量采用了本土彝族原始的动律元素和花灯舞蹈，结合牛角号、烟盒、小胡琴等特色道具，为整个剧目增色添彩。
艺术是不分国界的，真、善、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最高标准。《卓梅与阿罗》一剧的改编在中国文化与莎剧之间架起了一座融通中西的立交桥，并且通过这种改编实现了中国戏曲与莎剧的世纪对话，重现了莎剧鲜活的舞台生命力，使莎剧与中国戏曲之美，在新的层次与更高的艺术水准上凝铸成美的结晶。它的成功为中国民族戏曲成功演绎外国经典作品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值得肯定和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