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7日，四川省作协在成都举办“2015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文学评论家谈及乡土文学的“四川记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在发言中坦承“对李劼人和四川乡土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不够。一个重要的章节被忽略了。”四川新文学史近百年，乡土文学一直是主流文学，也是四川文学成绩最突出的类型，但关于四川乡土文学的系统性研究和整理，付诸阙如。近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四川乡土小说论》在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启动，课题研究目的旨在系统梳理百年四川乡土小说脉络，彰显四川乡土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项目主持人向荣以此文在论坛上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抗战时期，四幕话剧 《野玫瑰》(1942年)在大后方昆明和重庆上演，盛况空前，仅重庆一地就演出16场，万人空巷。扮演女主角的著名演员秦怡回忆说，当时一队国军士兵，没买到戏票却不罢休，居然在剧院大门架起机枪，强行进入。足见此剧在当时爆棚般的影响力。
《野玫瑰》的作者是西南联大教授，四川富顺才子陈铨。陈铨在抗战期间提倡“民族文学”，希望民族运动与文学实践在抗战历史语境中有机地统一起来，建构一种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民族文学”，在大众中培育一种国家民族至上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这种文学观的引导下，陈铨在抗战中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抗战锄奸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就有四部，而影响最大的就是 《野玫瑰》。
《野玫瑰》是现代中国最早的谍战剧，讲述国军女特工夏艳华卧底沦陷区，抗日锄奸的英雄传奇。这个戏既成功刻画了女英雄复杂纠结的内心情感世界，也没把大汉奸符号化脸谱化，而是从人性和人物个性等多元层面刻画了复杂的人物形象，使汉奸王立民成为圆型人物而非扁平人物。这在抗战初期乃至当下的抗日神剧中都是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因此《野玫瑰》在当时与郭沫若《屈原》一起成为抗战时期的名剧。
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史只有《屈原》在长啸，却不见《野玫瑰》绽放，陈铨和他的《野玫瑰》被选择性遗忘了，与之相伴的是五四时期的四川现代乡土文学也被遗忘。
迄今为止，当下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和乡土文学专著，如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等，在描述五四时期的现代乡土小说时，没有一篇四川作家的作品。关于四川乡土文学，通常是从上世纪30年代以沙汀、艾芜等人才进入文学史视野的，这几乎已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背后，四川五四时期即20年代的乡土文学则被遗忘了。
事实上，五四时期四川作家不仅发表出版数量不少的乡土小说，而且在当时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0年12月，年仅18岁的四川作家林如稷就在著名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乡土小说《伊的母亲》，写一家佃农因天旱无法缴纳地主的年租，被迫典妻给人当妾的悲催情景。小说写得虽然稚拙，但它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四川作家写的乡土小说。不特如此，它还是新文学史上最早描述乡村典妻制度的小说。而严家炎、丁帆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认为，浙江许杰发表于1925年的《赌徒吉顺》是最早描写典妻制的小说。
据统计，五四时期四川作家林如稷、陈炜谟、李开先、李劼人、高世华和陈铨等人都发表出版过乡土小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林如稷1920年的《伊的母亲》，1921年的《死后的忏悔》，1923年的《太平镇》、《葵堇》，1925年的《故乡的唱道情者》。陈炜谟1923年的《烽火嘹唳》，1925年的 《狼筅将军》，1926年的 《寨堡》、《夜》、《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李开先1922年的《埂子上的一夜》。李劼人1925年的《捕盗》、《棒子的故事》、《失运以后的兵》，高世华的《沉自己的船》。而陈铨1928年出版的20万字的《天问》，是四川作家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第一部长篇乡土小说。
由此可见，从1920年到1928年，四川作家已出版发表包括长篇和中短篇在内的多篇部乡土小说，以时间和题材上说，完全与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流派的发轫期并肩同步。在鲁迅主编的著名选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台静农的小说有四篇入选，与鲁迅的篇数相等，四川作家陈炜谟也入选四篇，即《狼筅将军》、《破眼》、《夜》和《寨堡》，除《破眼》之外，其它三篇都是乡土小说。借用杨义的话来说，陈炜谟的小说是不容忽视的。在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四川作家李开先1922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埂子上的一夜》虽未入选，但在《导言》中茅盾认为这篇描写“棒老二”的乡土小说，超越了当时小说书写“学校生活和恋爱关系这狭小而被滥用的范围”，在2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中是难能可贵的。“以其独特的叙事旨趣、悲剧意识和形式技巧，不仅是1920年代长篇小说草创期的重要收获，而且在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陈诠的《天问》与老舍、巴金和沈从文的小说并列一起，做专节讲授。
所以，找回巴蜀现代文学“被遗忘”的作品与价值，不说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重修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必要，而且还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