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方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刘旭教授的赵树理研究新作《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模式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研究》)系统研究了赵树理文学的叙事特点，深入分析了赵树理文学的原创性，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伦理及社会主义的底层解放观对赵树理叙事模式的关键性影响，最终突显赵树理文学独特的乡村内部叙事特征。同时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缺乏现代意识”评价赵树理文学这一较为偏颇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充分论证了赵树理文学是以回到古典的方式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性局限的规避，同时对传统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意义的扬弃，以农民的“生存伦理”为本位，形成了另一种理想化的“底层进化式”叙事模式。可以说，赵树理文学作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结合的典范，为建立属于中国的东方化文学标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研究》不仅对当前文学界和思想界一味强调西式民主自由而完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赵树理文学成功地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乡村伦理相结合，无论对文学界还是思想界都是一个极大的启示，而且论证了赵树理文学蕴藏着质疑西方化文学标准的霸权性质的生长点。
《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整体研究部分从赵树理文学的宏观叙事模式和文学史角度概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特点及赵树理的文学史定位。立足“超越现代性”论述赵树理转向的叙事表现，即不像周立波、丁玲把党代表作为叙事视点，而是把农民作为叙事视点，党代表成了被略写、被叙述的外来者；但同时外来者又在叙事中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赵树理采取农民视点反而更强化了党的领导的有效性。农民视点的确立给赵树理的左翼乡土文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以中国乡村伦理和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底层解放叙事。具体的叙事学分析部分主要通过文本细读方法，运用修辞叙事学、文体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方法分析赵树理文学的文体、修辞及叙事结构特点，进行从话语的句篇到文字的细致解读，多角度分析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各项特征，并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发现各种思想在叙事策略中融合的踪迹，从而全面突显赵树理叙事的超越性。在对比研究部分，《研究》具体分析了赵树理思想变化的表现和原因。在《鲁迅与赵树理的“国民性”对比》这一章中，作家从世纪母题“国民性批判”出发，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给赵树理文学思想带来的关键性变革，赵树理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作者认为鲁迅的农民形象中所包含的对国民性改造的绝望，来自于对大环境的静止化理解，而赵树理由于生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则提供了不同的想象可能，作者从中国小农社会产生阶级及公共意识的可能、赵树理笔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会主义经验和东方小农伦理对赵树理文学的关键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文学独特性的产生原因，认为他打破了鲁迅的“国民性”魔咒，塑造出了具有社会主义式现代意识萌芽的农民形象，寓示了新的底层文学叙事模式。
赵树理文学的超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正在于重返古典，他在走了几年启蒙路线之后(甚至曾经与施蜇存同时写出了现代主义小说)，发现西方化写作对农民的教育几乎没有效果，于是找到了用古典形式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无形中避开了百年来启蒙思路造成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他者化”问题。西方思想的涌入带来的文化自我丧失问题在中国一直存在，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非常相似，强大的西方崇拜淹没了大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使之丧失了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继承能力。在《重返古典：赵树理文学的东方叙事特色分析》这一章，作者从赵树理叙事的古典特色出发，分析赵树理文学传统形式之下隐含的现代因素。赵树理对古典的散点透视和线性叙事都进行了现代改造，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散点叙事和融合了乡村进化观的线性叙事，在接受效果上既让农民愿意接受，又能潜移默化地完成对农民的现代教育，体现了赵树理建构“乡村共同体”的现代整体意识。同时基于一种集体性的农民解放观，赵树理将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方式相结合，在貌似传统化的叙事中，淡化情节的冲突和人物主体性描写，从乡村内部出发，用农民的物质利益诉求置换主流革命文艺所要求的阶级斗争，把乡村传统伦理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形成一种渐变型乡村进化观，进而构建出一个合乎农民认知和理想的乡村共同体，赵树理文学以表层叙事的古典化和深层结构的乡村关怀完成了对欧美式现代的超越，并与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想象结合，形成了超越性的东方化现代叙事模式。
《研究》基本厘清了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元素及“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及西欧现代小说在叙事方面的承继与扬弃关系，深入分析了赵树理文学的超越性，指出赵树理超越性的重要方面在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综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成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现代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异于西方的东方化现代文体。从理论价值上看，“形式”的发现非常重要，囿于所谓的“现代”思路，难以发现赵树理的超越之处，这不是武断的结论，而是学术界的事实。
《研究》通过后经典叙事学方法的运用，把形式分析与思想分析相结合，发现了赵树理在文学性与思想性两方面的超越之处，也发现了曹乃谦在文学上的成功与思想上的失败之处，更大的价值是发现了莫言作为当代成就最高的作家的伟大之处，甚至发现了莫言在乡村理念上与赵树理的延续性，及莫言相对于赵树理的超越之处及其在文学上的更卓越的才华。
《研究》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方法上，都突破了当前研究界主流的社会思想式批评方法，以叙事学为支持的文本分析，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当前底层文学和赵树理研究时遭遇的瓶颈，大大增强了分析的力度，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晰性和可操作性。《研究》用此研究方法相当成功地揭示出，赵树理创造的叙事模式成功地超越了东方/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模式，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新的文学叙事模式。在逐渐成为西式现代强国的中国，这种模式对于提升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人性化与人文关怀维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底层文学、三农文学、打工文学开拓新的文学样式提供了较好的思路，直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走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