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四大方言区，常出好作家。从民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这个规律。
第一个是北京方言区，最著名的作家是老舍。我们都读过《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完全用北京方言去写。后来，北京方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一口新京片子。北京方言代表了北京的一种皇家文化。过去北京四九城说话是不一样的，东城和西城的人说话都比较提着；南城的说话都呜哩呜哩，有些连我也听不太懂。我们小时候，某个同学一张嘴就知道他是东城的还是宣武的。南城人说话语速快，而且呜秃。所以，凡公共汽车上报站名你听不太懂的，那个售票员八成是南城人。
第二个是四川方言区，像巴金、郭沫若都是。四川方言今天也可以读到，一些文艺作品喜欢用四川方言来表现。比如前些年姜文拍的《让子弹飞》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就是四川话版。你会觉得四川话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魅力。
第三个是湖南方言区。我们知道的大作家有沈从文、周立波。湖南方言极具魅力，尤其在写优美的景象时。我们读沈从文的《边城》就能感受到他语言的那种魅力。
第四个是陕西方言区。出了许多作家，比如柳青、路遥、陈忠实、杨争光等。
这四个方言区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好作家呢？因为他们的方言用文字表达的时候，既有特色又能看懂。有人会问：上海话有没有特色？太有特色了！上海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份报纸全是用上海话写的，但是上海人自个儿都看不懂，必须找人用上海话念一遍才能明白。再比如说老婆这个词，北京话叫老婆，书面语是妻子，革命的书面语叫爱人，湖南话叫堂客，陕北话叫婆姨，一听基本上都能懂。可如果用温州话写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了鱼”。这就完全听不懂了。上海话叫“介子婆”，写成文字也准保你看不懂。
有人会说，鲁迅不属于这四大方言区，但也是大作家啊。对，鲁迅是浙江人。我小时候读他的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通顺，像翻译过来的。他说话为什么总爱用倒装呢，为什么老是别别扭扭的呢？可能就是因为江浙语的优势用文字很难表现出来。所以说其他方言区不是不出大作家，依然可以出，但是他会写得很辛苦，他必须抛弃从小熟知的方言，用另外一种语言，即普通话来写作。因此，其他方言区的作家写出名的相对少一些。今天的作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从小都受普通话教育。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作家，基本都是用普通话写作，已经失去了方言的魅力。我当然希望看到具有方言特色的文学作品出现。像《金瓶梅》，语言非常有特色，有人通过研究其中方言的运用，确认是山东人写的。我们的方言有两种特性，一是语调，二是择词。比如北京人说“我钱包鼓鼓的”，上海人则说“我皮夹子鼓鼓的”。上海人不但不说钱包，也不说钱，他们把钱叫钞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上海出差，那时候编辑部的人总让我捎点吃的回去。带什么呢？带糖，水果糖、软糖、硬糖等。我去买糖，售货员问我：“要男糖还是女糖？”我一听就蒙了，什么男的女的！其实，她是在问我要硬糖还是软糖。
记得当时在上海坐出租，我跟司机说右拐，结果司机说“小转弯”，我听成了“向左弯”。我说右拐，他又说小转弯。我说你怎么老跟我拧着呀！他说不是向左弯，是小转弯。后来我才知道，咱们一般说的左拐右拐，上海人说成小转大转。大转是左拐，小转是右拐。由此可见，方言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消失，是非常可惜的。
摘自《都嘟》(第1季)，马未都/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