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作家都置身在一种剧烈、持久的社会和文学转型中，即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锐变；从作为主潮的乡村文学向现代城市文学的演变。中国文学的格局、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场文学转型，是对整个文学的考验，也是对每个作家的检验。
山西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以乡村题材小说为强项的文学大省。在从乡村文学向城市文学的历史转型中，所经受的冲击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的山西文学，创作上一度出现下滑现象，但到新世纪前后，山西文学又再度复兴。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新锐小说家群体风生水起地成长起来，他们是山西的第五代作家，评论界也称其为“‘晋军’新方阵”。这一群体兴起于新世纪前后，重点作家有二十几位，他们不再像前辈作家一样独尊农村题材小说，而是乡村、城市、城乡交融题材乃至其他各种题材兼容并蓄。他们在思想和艺术取向上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自主性。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问题，但他们无疑给山西文学注入了活力和生机，推进了山西文学的变革和转型。
这一代作家是在市场化、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登上文坛的，他们大多数出生在农村和小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其中6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葛水平、刘慈欣、张乐朋、王保忠、韩思中、曹向荣； 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李来兵、杨凤喜、小岸、陈年、李心丽、燕霄飞、李骏虎、李燕蓉、杨遥、闫文盛； 8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手指、孙频、陈克海等。他们的创作体现着山西文学的实力和风貌，而他们的问题也制约着山西文学的走向和发展。
对山西文学来说，第五代新锐作家既是承传、发展的一代，又是叛逆、创新的一代。山西的前代作家都有较统一的思想理念或思想资源，如“山药蛋派”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晋军”作家的现代启蒙思想。而第五代作家更信奉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与领悟，创作呈现多样化状态，农村生活、城市生活、城乡交融生活乃至历史题材、科幻题材、职场题材、婚恋题材等都可以为我所用。前代作家大多追求的是一种经典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创作模式，譬如大叙事、大主题、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等，第五代作家虽然继承了现实主义精神，但大多青睐的是小叙事、小主题、个性化、碎片化等。他们同全国新锐作家相比具有相似的代际特征，但又有山西特有的现实主义底蕴。
城市题材创作一直是山西文学的弱项，尽管“晋军”作家中的钟道新、蒋韵等创作了不少表现城市生活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作品，但并不占据山西文学的中心位置。直到山西的第五代作家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即便是葛水平、王保忠、杨凤喜这些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也兼写城市题材，相当一部分作家擅长从乡村和城市的交融中切入社会人生。更有一些作家主写城市题材小说，创作实绩引人瞩目。其中，“70后”、“80后”女作家成为主力，如孙频的小说突出地表现了现代城市中青年男女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爱情、婚姻困境，具有一种浓郁的苍凉感和荒诞感。
城市题材写作是山西文学的新潮流，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势，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我们的作家还缺乏自觉的城市意识，不能用更宏观、更理性的眼光去看取城市；对各种各样的城市人了解、深入还很不够，作品中鲜有鲜活而丰厚的人物形象；还不善于从乡村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中汲取精华，进而创作出一种丰沛、成熟的城市小说来等等。
乡村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转型，实质上是文化和文明的转型。这一历程无疑是艰难而漫长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城市文学需要思想理性和艺术上的经典化，乡村文学需要接通现实、寻找新的叙事形式，二者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建构起新的当代文学。这一历史使命已落在青年作家身上，单就山西新锐作家来说，存在的局限与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譬如思想理念与情感积累的匮乏与单薄，生活体验的狭窄，对个人、圈子之外的社会和人物还了解、理解甚少、甚浅；譬如文化功底薄弱，文学修养、文化积累似乎还难以支撑进一步的艺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