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光明日报作者》，摘自《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由张胜友口述，宫苏艺采访整理。
回顾人生，光明日报是我的一个重要成长平台。1982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走进光明日报大楼，当时的感觉就是忐忑不安。光明日报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知识分子的报纸，肯定是专家、学者聚集的地方，人才济济，进来以后只有老老实实，一切从零开始。
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把我从文艺部调到机动记者部，现在来说叫时政部，我有了更大的空间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闻报道，从此我一直走在中国改革报道的前沿，写了很多通讯报道，也写了很多报告文学。
1992年，我写的电视政论片《十年潮》，由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成电视纪录片。《十年潮》播出后，反响非常强烈，中央电视台又把它制作成录像带，送到邓办，邓办秘书又打电话给中宣部，传达小平的精神说：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这个指示传达到光明日报，报社非常高兴，因为光明日报直接参与这个片子的制作和宣传，所以当时的副总编辑徐光春提议，给我一个总编辑特别奖。当时我感到非常光荣，总编辑特别奖啊。
这时我已经生病了，发高烧，深圳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深圳去写小平同志南巡的片子，当时报社领导说：作者生病了。以后上级有关部门又打来电话，说，深圳的医疗条件不会比北京差，马上把作者送到深圳，时间很紧。我发着39度的高烧，由常海同志和他秘书白建国陪我到深圳，我们就住在小平同志南巡时住的迎宾馆。
因为是发高烧，又低血压，当时医生说，我的血压只有50到80，没有办法，就喝一点红葡萄酒和红糖水，我只能躺在床上，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把小平同志南巡的所有原始资料，还有关于深圳特区的所有报道、报告文学、影视资料全部送到宾馆，在我的床头架起一个垫子和播放器设备。我躺在床上看了五天，看完以后，跟深圳市委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交流我的创作思路。我说，一共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小平思想，小平两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是1984年，在深圳特区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小平同志出现在深圳街头，给深圳巨大的鼓励，写下题词：现在证明，我们创办深圳特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再就是1992 年南巡，当时是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中国掀起第二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吹响号角。所以，这个片子要贯彻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深圳的改革开放取得非常多的成就、非常多的全国第一，但是我们不是写深圳改革开放的大事记，而是要理出一条主线，主线就是：深圳在探索国家由有计划的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为全国做出了表率，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第三条主线，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共和国改革的长子，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它要辐射全国，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它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家、在全世界第三次经济浪潮、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面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三条线要结合起来。
他们都很赞成这个思路。我在迎宾馆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写完大型纪录片《历史的抉择》的解说词脚本，这二十天里，我除了下楼吃饭，没有走出宾馆大门半步，完稿以后，当天下午就回北京了。实际上，这是中央交办的重大的宣传任务，当时那么着急，就是这部片子要作为十四大的献礼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由当时的厂长，各部门骨干力量带队，马上赶到深圳去拍这部电影纪录片，深圳电视台配合。我记得当时力量不够，还调用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力量，90分钟的片子很快就拍出来了，直接就送到邓小平家里去审片。关于审片的情况，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放完以后，当时参加审片的中央宣传组的负责同志都在，有李瑞环同志、丁关根同志、李铁映同志、杨白冰同志等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小平同志说话：大家看怎么样，我看不错嘛，我看很好嘛。大家都说了意见以后，小平又说：我们说了也不算嘛，听听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怎么说。又把这个片子送到了十四大，请十四大的全体党代表观看。光明日报这个时候用了两块版来刊发解说词，当时有大量的电影拷贝发到全国各地、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外交部也买了很多拷贝送到驻外使领馆。我记得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给我们光明日报送来一个拷贝。
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十八大以后提出来的重大改革任务，我想光明日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它将会大有作为，也应该要大有作为，而不辜负这张老报、这张大报，在全国读者心中、甚至全世界读者当中的声望和影响。祝光明日报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