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昆剧院演出的《景阳钟》获得很好的评价。它开拓了整理改编传统戏的新途径，或者说，说明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审视与认识可以更新，其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景阳钟》改编自传统戏《铁冠图》，虽然曾在清末民初、抗战期间多次盛演，成为一种民族反抗外族统治或入侵的社会心理、族群情感的表达，但因涉及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评价，解放初期被列为“禁戏”，从此尘封绝世。但是演过、看过它的人却都难以忘怀，尤其“撞钟”“分宫”数出，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昆曲《景阳钟》编剧周长赋充分尊重和保留原剧的艺术精华，同时慎重而有力地重新塑造崇祯。剧本既着重增加了崇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一面，使该戏更具有历史辩证性和批判力量，又谨慎保留但适度削弱崇祯宵衣旰食、勤政廉政的一面，以加深悲剧的情感基调，也使得精美的传统表演和音乐有所附丽。
其实，原作的力量并不止于对封建帝王崇祯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原作者借崇祯之死所寄托的明朝亡国之巨痛，这种痛苦是明末清初文人士族集体的痛苦和自责。无论对现实多么绝望，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历代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应当是与国家、民族利益相一致的，这是匹夫之责，是生命的底线，也是最基本的精神立场。但是明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戏通过崇祯的孤独无助，客观展示了众人亡国之时的袖手旁观，以及自责和无可补救之痛，并且延续为类似“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反复震荡的痛定之痛。崇祯作为亡国之君， 他众叛亲离到成为孤家寡人，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与国家共存亡，并且留下他表露内心真实情感的遗言。他的死所表达的自责、自罚以及失败、失望，让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士大夫震惊、震撼和疼痛。封建帝王固然是具体的个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其尊严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所以，崇祯之死有了一种国家、民族尊严蒙羞与疼痛之感。该剧是把崇祯当作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当作民族血肉相连的一分子来看待，所以产生的疼痛是血缘之痛。这种感受和认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崇祯的作品所没有的，但却是历史上那个时代真实的感受和情感，对此，我们应该尊敬、珍惜并思考，这是先人思想和情感的集体积累，是民族、历史的文化果实。
中国传统艺术或者说艺术传统，除了“赋”，还有“比”“兴”，即作品是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景阳钟》理解并且领会了这种历史文化情感。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经过上世纪“化腐朽为神奇”的批判阶段、颠覆阶段、重造阶段，如今进入了温故知新、返本开新的复兴与传承阶段，整理改编者有了对文化传承的敬畏和自觉意识。《景阳钟》的改编，是比较鲜明地体现这种阶段更迭的例子。它不仅精心保留了原作艺术上的精华，而且对内容条分缕析，在有分寸地保留了崇祯之死的悲剧感的同时，充分保留并强调原作者所表现的亡国之痛的集体情感，把崇祯形象沿着原作者的情感进行符合历史的深化或者说复原，从而使同情蕴含了深刻、客观的反思与批判，同时又不破坏同情所赋予艺术形式的内在魅力。从对历史的一味批判、否定到有条件的理解和接受，《景阳钟》传递的是对历史和传统剧目从政治立场到文化立场的视角转换，这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最新鲜的感受与认识。
上海昆剧院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剧团。它有传统、有积累、有境界、有追求，自信自觉，沉着大气。尤其一批老艺术家“人书俱老”，百炼钢化作绕指柔，举重若轻，俯仰自如，年轻一代也已渐成气象，更令人赞叹的是演员们不仅自有所成，而且传承着剧团的艺术积淀。上海昆剧院追求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走的是以作品的精粹化来获得永恒艺术魅力的经典化道路，不厌其烦地整理传统戏并追求极致。老戏能做到老而弥坚、老而弥新，能做出境界、做进深处，个人包括时代的新东西也就出来了，即老话说的温故知新、返本开新。我有时甚至会有一种错觉，认为上海昆剧院即使不排新创剧目，也不会落后。他们讲修养、讲根基、讲来历，讲临帖摹碑的功力，技可载道，艺到至境则可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