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长长的一生》是叶至善晚年为自己的父亲叶圣陶老人写的一部长篇传记。叶老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仙逝，在世94年。作者写到了老人仙逝那一天时，语调是那么平静：“老人家不会回来了，我的《父亲长长的一生》该收场了。”至此，全书正好也是94个章节。
这是一部用心血和生命写就的大书。作者开笔写这部40万字的大书时，也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其时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刚刚修订完了皇皇25卷本《叶圣陶集》，在他女儿小沫看来，“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体力严重透支，但是他不能停歇”。他在传记的开篇短序中如是自道：“时不我待，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余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
说“练笔”当然是自谦，然而，写作中的艰辛却是可以想象的。小沫和永和姐弟俩在本书的新版序言中，写到了叶至善先生写作时的真实情景：“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累垮了，在全神贯注写稿子的时候，他似乎忘了浑身的疼痛，连平日里急促的呼吸，都变得舒缓而平稳，可是一放下笔，他累得连脱鞋的劲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上，大口地喘着粗气，把速效救心丸放进嘴里。那时候他把什么都放在了脑后，连胡子也顾不得刮，浓浓的须髯天天在长，又白又厚，足足有半尺多长……”两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传记。书稿一交出去，他就病倒了。该书出版一年后，叶至善就悄悄地永别人世。
叶圣陶老人的一生，历经了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诞生与壮大的近乎百年的漫长历程，可谓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该有多少东西可写？哪一段家庭悲欢和个人经历，不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时代风云休戚相关？如何取舍与剪裁，对作者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写作智慧上的考验。当初这部传记的写作缘起，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和了解史实，作为25卷本《叶圣陶集》的“附卷”，即《传记和索引》来完成的。因此，叶至善给自己定了一条清晰的写作原则：“传记想尽可能配合前边的25卷往下写。有些人和事，在某篇中已经由作者交代明白，我就写得概括些，甚至简略提一下，请读者参看某些文篇就算了。有些人和事，作者未曾提起过，料想读者希望知道，恰好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印象，我就适当写上一些。”
无疑，这种材料上的取舍和详略选择，是建立在对传主已有的文字和作品的全面知悉和熟稔，对叶圣陶平生各个时期交游圈的充分了解和熟识的基础上的，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小沫所说的“心中有数，下笔有神”，才能多侧面地写出“一个真实的、勇敢的、敢爱敢恨，一生都在追求光明，追求正义，以天下为己任的叶圣陶，一个工作上孜孜不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生活中孝敬父母，关爱妻儿，把家庭时时放在心上的叶圣陶”。例如书中的第12节，写到1921年1月4日，叶圣陶的朋友们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的研究者写的有关文学研究会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叶至善先生就没在这件事上多花笔墨，而是以父亲这个时候“躲在甪直一门心思作新诗”为重点，写了父亲一贯倡导的应该让小孩子独立去尝试、去发展自己的儿童教育观，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叶圣陶。而这首教育诗中的主角，正是幼年的叶至善本人。
因为作者几乎是时刻伴随在父亲身边的，他不仅目睹了传主一生中的重大的“行”，也深切地感受到和记住了传主日常生活中许多的“言”。这是叶至善比一般人写叶圣陶的传记更具优势之处。因此，记言记行并举，大节细节并重，是他这部传记的又一特色。抗战八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个人和家庭又怎能希求更好的命运？叶圣陶一家老少流离失所，上海、苏州、杭州、南昌、九江、汉口、宜昌、重庆、乐山、成都、桂林……真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传记中用了大量笔墨，记录了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叙写了在国恨家仇的艰难岁月里，叶圣陶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朋友们一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不辍民智教育，抢救和保存文化资源，为了救亡图存而忘我工作的真实情景，使读者从细枝末节里辨认出一个同仇敌忾的大时代的样子，听到一个大时代里真实的风雨声。
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可以说，正是叶圣陶用生命写就的百年长卷成就了这部传记的深厚。
(《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