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长裤、花洋布小褂,额前的刘海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 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书,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 种菜色。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在那个黄昏,她老家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朦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我长大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我是书痴,见了老家亲戚不知道起身问好,反倒魔怔地举着一本书问她看过没。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利的孩子。
的确如此。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谨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草地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 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百十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 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 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 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师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学,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 册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粟,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 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 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忆特别清晰的是一本日本小说,书名叫《到泉水去的道路》,作者是谁不知道。那时候读书,总是看一眼书名,直接地、迫不及待地就进入正文,享受 大餐,而那个大餐的烹饪者完全在我心里忽略不计了。我还记得小说主人公叫京子,是个活泼开朗颇具现代意识的16岁女孩,京子的母亲寡居,年轻漂亮,渴望爱 情,母女相依为命。我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母亲教女儿如何梳妆:要把额前的头发撩上去,突出那个部位的光洁阔朗,才能衬得少女面孔青春勃发。这个细节之所 以印象深刻,大概因为自己也是个爱美的女孩,而那个时代却无从美起的缘故吧?
还记得一本书名,叫《漂来的磨坊》。记住它是因为觉得书名奇怪:磨坊不应该是一座建在地面上的房子吗?房子怎么可以“漂来”呢?至于这本书的内 容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得精光。依稀记得里面写到了爱情。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本小说,最近又读到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一段传记,提到 她曾写过一本《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倒觉得像是我读过的那本,译名不同而已。两位女作家,名字都带“乔治”,少年时代的我便搞混了。
小孩子看书不知道爱惜,再加上那时候生活粗鄙,该有的教养全都没有,一本书在我们手中经过无数次地传阅后,总是污秽不堪。基本的格局是这样:书 角蜷曲,书页薄脆如蝴蝶翅膀,吹弹即破,而且霉变黄黑,气味难闻。封面扉面统统没有,因而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译者。前十多页一般只剩1/3大小,再10 多页有了1/2,之后是2/3,最后是完整页面,呈阶梯形状。缺损的情节内容,要靠残页猜测才能建构起大致框架。好处是,读书的过程也是我们随心创作的过 程,如我这般痴迷者,狼吞虎咽读多了残书,倒阴差阳错地训练出了猜测情节人物的能力,多年之后,成为我自己写作的基本功。及至10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 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往往读过开头10多页,就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 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更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 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比如那本《到泉水去的道路》,比如《漂来的磨坊》。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 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10年“文革”,所幸有温暖的文学作品和我相伴,我没有堕落也没有荒废。我要感谢我同学的父亲,那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我也要感谢当年那些肯与我分享书籍的小伙伴们。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在长夜暗行中遥遥地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