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言明，“刀片式叙述”不是一个准确的文学阐述，也不是关于文学写作的某个技术命名，在没有更准确的命名代替之前，暂且这样一刀见血地阐释。刀片，顾名思义，意味着狭窄、锋利、穿透，拥有如此意味的文学叙述的方式，也就同样具有刀片的物理含义。
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怪异的社会现象，足以跌破所有人的眼镜。那么，当下的写作者如何在这乱象丛生的现实生活中找准文学讲述的切口呢？还是像拉伯雷、托尔斯泰、雨果那样使用“推土机式叙述”，用百万、千万的字数，三百六十度全景式的画面，强劲地推进故事的进程，尽一切可能的文学力量，呈现历史恢弘的宽度吗？如此要求当下的作家，恐怕是不切实际的苛求。因为当下多元化的生活现实，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呈现个性十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所有，所以要求作家要在一部中、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社会的宽度”，的确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即使长篇小说也不容易。所以几年前作家余华用“新闻串烧”的方式，在他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中，全景表现当下社会现状，尽管余华用这样的叙述方式遭到诸多批判甚至讨伐还有奚落，但仔细想来，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当下的现实生活太过丰饶，用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展现如此丰富的横断面，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中，使用“推土机式叙述”况且有一定难度，那么在抒写同样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中，似乎更是难上加难了。当然有难度不是作家推卸的理由，挑战写作难度，我们已经高呼了好几年，这实在不应该是理由。最为关键的是，“推土机式叙述”的确不容易表现。于是，越来越精细的纵深式的叙述视角，开始在作家中间特别是年轻作家的笔下不断呈现。纵深式视角的推进，也就是开篇论及的“刀片式叙述”，在最近几年文学创作中逐渐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集中体现在中、短篇小说之中。
“刀片式叙述”在中国作家中，特别是“70后”作家中最为明显。例如戴来的《一二一》、张楚的《夏朗的望远镜》、鲁敏的《死迷藏》、徐则臣的《古斯特城堡》等等，这些中、短篇小说几乎都采用了“刀片式叙述”。他们不再追求过去“50后”作家和“60后”作家惯常的“高大、恢弘、气势”的叙述追求，而是通过小说某个人物或是某件小事，通过窄小纤细的视角，用“刀片式叙述”嵌进人物内心或是事件的窄小的缝隙中，从而表现纷繁社会的斑驳绚烂。
“刀片式叙述”不仅在中国年轻作家中畅行，国外作家也是如此。比如被大师略萨称道赞誉的阿根廷“70后”作家萨曼塔·施耐伯林，她的短篇小说也大都采用“刀片式叙述”，如抒写“黑帮题材”的短篇小说《杀死一条狗》等。
“刀片式叙述”并非突然迸发，也不是平地起风，而是有着悠久的叙述传统。比如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作家蒂姆·高特罗，他的小说集《死水恶波》中，其中大部分篇章都采用“刀片式叙述”，人物简单、故事简单，线性推进。假如再往前溯，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她的那篇被中国作家深为熟悉甚至烂熟于心的著名小说《伤心的咖啡馆之歌》，也是通过狭窄的叙述视角、讲述一件“很小的事”，并通过“刀片式叙述”精彩呈现出来的。
当然，在长篇小说里，几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的容量中，采用线性的“刀片式叙述”，则极有可能会阻碍作品思想的表达，以及叙事的拓展和有力的推进，这样的小说可能看上去稍显单薄、局促。所以退回一步讲，也许“刀片式叙述”更适用于中、短篇小说。正是中、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使得“刀片式叙述”如鱼得水，继而更加显现其独特的气势。
假如用一句话形容，“窥一斑而见全豹”可能是“刀片式叙述”的最好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