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浩岗最近问世的《现当代小说论稿》体现了他独特的思想品位与学术眼光。
该书的上编主要关注现当代小说经典作品的“重读”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读者的变化，以及历史的不断延伸，经典作品的解读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因此，所谓“重读”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生存发展的一种常态化现象。但这里的重读是以一个学者站在特定时代高度对小说经典进行的重新探讨，是以全新的审美视角对经典文本展开的深入解析，是力图以更加客观公正的眼光对经典作品文学地位的重新评价。作者特别注意对鲁迅、巴金等作家那些关注不够、争议不小的作品做出富有深度的解读，给出了独具见地并令人信服的解说。作者没有因为“十七年”文学受到政治影响大、某种程度上存在“图解政治”的现象而绕开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而是看到了即使在“十七年”文学中，还是存在《创业史》《红岩》《李自成》《艳阳天》这些富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之作，作者的分析告诉人们，任何文学作品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时代因素的影响，包括特殊时期强烈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会穿越时空的，它身上的那些令人感动的东西，那些给人启发的东西，那些留下真实时代历史记忆的东西，是不会因为当时的某种局限而消失的。这些东西终究会流传下来，会继续并长久地给人以感动和启发。
该书的中编集中探讨了现当代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即现当代小说的传承与变化问题。当代小说是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继续发展的结果，但将现当代小说放在一起论述，并不是两段时期小说作品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同一种视角共同考察小说作品的整体发展。文学史虽然需要分段研究，但历史本身是不分段的，历史进程中每个因素之间必然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本书作者从《红楼梦》到《苦菜花》，再到《丰乳肥臀》，目光连通了古代、现代、当代的小说发展脉络。不论五四文学对于文学传统做出了怎样的变革和改造，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家自身就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现代文学的作品必然带有古典文学的深刻印记；成名的当代作家大多成长在“十七年”文学繁荣期间，他们在今后创作中也必然有意无意地以“十七年”文学作品作一个参照。立体地看待文学的发展过程，充分意识到现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作者对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研究就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作者“互文”的不只是不同的小说文本，而且还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活内涵，不同的社会特质。这种眼光不仅对不同时期的小说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互文性”阐释这种方法也有了新的补充和积极的推进。
该书下编则回到了作家研究上来，主要是“知人论世”研究方法的再度实践。作者着力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幽默”的特色、京派的浪漫、茅盾与沈从文的共同点，以及丁玲和“红色经典”等等问题。最后的落脚点是文学史写作的问题，以探讨文学史写作中对“文学”与“历史”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为结束。这一部分内容看起来有些散漫，其实核心是很明确的，就是以人论文，以文证人。“幽默”是现代作家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现代文学史上还曾经有过针对幽默的讨论，现代作家的幽默也分为不同种类：有老舍那般充满了亲切感的诙谐，有钱锺书那般因学贯中西而充满书卷气的尖酸，还有林语堂带着“牛油气”的调侃。甚至对幽默进行过批评的鲁迅，其作品的一个最大魅力恰恰也正是深沉老辣的幽默。作者选取了鲁迅、老舍、钱锺书、张天翼、赵树理这几位作家进行综合分析，所选作家从“知识精英”到“文摊”作家，作品基调也从“横眉冷对”到平淡随和，具有丰富的维度和开阔的广度。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幽默产生的原因，这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观、创作态度、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所选的五位作家虽然同样具有“幽默”特质，但作者敏锐地看到了五者幽默之间的区别。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教育背景造就了作家看待人生世界的不同眼光，这也是作家幽默之所以能够如此多样化的原因。幽默的鲁迅之所以一直与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以幽默著称的作家林语堂合不来，在文学观点不同的背后是看待问题的不同眼光，而这样不同眼光的形成原因还来自于两者差异巨大的经历和家庭环境。林语堂没有从小康家庭坠入困顿，也就没有机会如同鲁迅一般经历人情冷暖，自然也就不会对人性之恶和革命等等问题的理解有鲁迅的深刻和尖锐。此外，作者还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各位作家的幽默是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表现的，如鲁迅的幽默主要来自思想的深刻并以白描为主来实现，张天翼的幽默来自语言、行为、心理等的互相矛盾，老舍与钱锺书主要以叙述语言取胜。难得的是，作者发现了老舍作品叙述语言与相声等民间艺术手法之间的紧密联系。赵树理的幽默则往往体现在有趣的人物外号和大团圆的结局上。在论述京派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较难界定、创作风格多样的松散流派，作者没有对其“正面交锋”，而是转换角度，采取了逆向思维的方式，先论证了京派“不是什么”。作者以严密的推理和令人信服的举证证明了京派“不是现实主义的”、“不是古典主义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既然这些特点均不符合京派，那么京派的风格特色又是什么呢？作者从“主张回归自然”、“描绘理想境界”、“抒情色彩”，以及部分篇章对奇风异俗和民间文学的借鉴这几个方面论证了京派文学与浪漫主义风格的契合。然而，京派毕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流派，这个流派的浪漫主义是非常独特的。作者对于“京派式浪漫主义”也作了非常准确的分析。应该说，这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发现，具有突破性的研究价值。该书还论述了茅盾与沈从文的共同点、丁玲的“革命”性格、“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估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观点。而对于文学史写作的论述尤其具有创见性。在文学史的写作中，作品的选择依据尺度不好把握，“文学史”三个字，首先是文学，而所书写的又是历史，文学性和历史价值两者均不能够偏废。而“文学性”这个概念比较抽象，作者从“真实感”、“艺术感染力”等方面论证文学性的评估标准，为文学价值的界定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维度。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本身是一个去粗存精的过程，文学史只可能越来越薄，绝不可能越来越厚，在文学作品筛选入史的过程中，具有历史感的作品与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均有存在的价值，并且每一部文学史的写作都带有作者自身的观点和选择原则，进行文学研究，还需要借助大量的原始材料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这一点作者也给出了有益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