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滇东北，有一个叫昭通的地方，它属于乌蒙的一部分，盛产贫困和血性，那里是我的故乡，也是《万物生》作者沈洋的家乡。
云南昭通出作家，在今天中国文坛来说不是新闻，而是共识。昭通作家群，是一个直面现实，贴近生活的基层作家群。昭通为什么出作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文学新秀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文学评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乌蒙群山上的昭通人来说，从来都是一本沉重的大书，沈洋更不例外。这个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镇的人，是典型的乡下人和山里人。那里，极美的山地自然风光与极穷的山民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美。极寒极冷的高海拔山地上，只能出产土豆、燕麦和苦荞。每年冬季，黑颈鹤就会飞过贫困的村庄，在高原残存的湿地上觅食。黑颈鹤是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残酷的一种高贵的鸟，它成为沈洋文学启蒙的最初偶像。贫贱不能移！做一个普通人也要追求高贵的精神生活，成了沈洋这个大山之子最初的人生信条。
这个文学梦，对于像沈洋这样的有才华的山里娃来说，并不是仅为了满足青春期热血的躁动和丰沛情感的渲泄，好梦一场，最后存入青春的纪念册了事的。他们在心中播下文学这颗种子，是要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直至最终结果的，如果不能这样，梦想于他们来说就会代价高昂。沈洋是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师范毕业，重回故乡大山包，在那里，他边教书边写作。文学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手段。昭通为什么出作家？原因在于此。在经济欠发达、相对偏僻闭塞的地方，知识青年改变命运的途径相对有限，文学成为一种可能和期望。在昭通这样一个地级市，活跃着数百人的作家、诗人。文学得以方兴未艾，蓬勃发展，除了这地方十余年来培育的文学生态，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企图用文字来实现自我，改变命运。
沈洋从一个小学教师，因写作崭露头角，进入市文联，做了秘书长和副主席。他的成功，给昭通的文学写作者创造了典范。沈洋可贵的，是他的不忘初心。他始终跟乡村跟土地跟乡亲，保持零距离。他始终相信，只有生活，能给他的写作提供养分。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对于沈洋，不是空洞的口号。时光倒溯6年，沈洋就以私人名义联系永丰镇，开始体验生活，他不仅身体力行，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构建蓝图，还自编自导自演，并发动3000多农民参加演出，拍摄了电影《我和三甲有个约定》，该电影获得了全国首届“情系三农”微电影大赛优秀作品奖和云南省的多个奖项。2014年，“8·3”鲁甸地震，给昭通所属的鲁甸、巧家两县造成严重损失，2014年9月15日，市委组织部又选派沈洋等17名副处级干部，奔赴灾区，指导和参与灾后重建，沈洋被选派至巧家县新店镇，挂职担任镇党委副书记。他为灾区的重建工作，特别是鼓舞灾民重拾生活信心重建家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日子，他会在夜深人静时给我打电话，谈灾区，谈文学。直至今日，他依然战斗在灾区第一线。沈洋是生活的践行者，也是生活的拾贝者。
沈洋的长篇小说《万物生》，就是这些年沈洋深入生活的河流从中淘洗出的沙金。作为农民的儿子，不可能对发生在身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熟视无睹。农村艰难的蜕变过程，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守住青山绿水和乡愁，坚守几千年形成的乡村文明，都是激发作者创作的动力。沈洋在《万物生》这部书写新农村建设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饱满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长的形象。文雅琪这个人物，是读者过去的阅读经验中没有的乡村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这是沈洋心目中理想的新农村人物形象，摒弃性别因素，这个人物身上，有太多作者自己的影子。
据我所知，苹果的升级换代，是近几年真实发生在昭通的事情。昭通，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那儿的苹果因品质优良闻名天下。沈洋写的苹果村，是浓缩了的昭通，中国农村的每一次崛起，都带着巨大的历史之痛和现实之难，新农村建设也不例外。农村要新，要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新思维、新技术、新手段、新境界、新视野。这每个新的实现，都得跟千年传统形成的旧抗争博弈，这其实就是一场变革。苹果村的变革中，那些困难，那些冲突，那些矛盾，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真实难题。正是深入生活的实践，让沈洋对此了如指掌，从而使一个在借助产业升级实现成功蜕变的新农村形象——苹果村跃然纸上。
当然，沈洋的写作就像他描写刻画的新农村，还走在成长成熟的路上。沈洋的写作，还有稚拙之处，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何解决结构问题，如何从容驾驭几十万字，都是他今后要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