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可生活还得继续。
作家叶辛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0期，作者：叶辛，原题为：《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总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新政策的出台，又使在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回归城市。
难忘的插队生活
“文革”期间，戴着大红花、插队落户闹革命的111万上海知青来到农村之后所面对的第一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关，不是思想关、劳动关，而是生活关。
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外加每月36元生活费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已经十分诱人，因为当时大部分知青并不能得到这种待遇，有的甚至没有生活费，只能靠自己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叶辛就属于后者。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 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我记得我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人 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 作为。那时我们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
在贵州省的上海知青约有一万余人。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到闭塞、贫穷的贵州，路途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也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最先在贵州一个小城市贵定下了火车，在那里铺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着稻草睡觉。
真 正抵达我们插队所在的修文县，则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之后了。如果说疲劳只是磨掉了我们的激情，那么真正可怕的是踏进山区、山寨刹那，面对和我们 想象截然迥异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到修文县久长镇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甚至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道：“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来 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寸土不生的山区来了。”
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那些美好的想法即使不是我们十多年生活的全部，也是支持我们来到农村的最主要动力，而这里和我们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农村画面完全不同。
当时我们是6个年轻人一起插队落户在砂锅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可生活还得继续。
然而，当十年下乡结束，要回归城市时，我已经和许多农民一样了。有时生产队派我到贵阳出差，买打米机之类的农具。我就穿件破棉袄挤火车，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围的人一起聊聊天气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会发愁，会想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没粮食吃了。
十 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这10年则使我熟悉了最贫穷山 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在贵州的土 地上成了作家，从乡村的崎岖小路走出来，这些都可说是得益于十年又七个月的农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