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的新闻报道到教授的学术论文，人们时常接触到类似的话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正如许多人察觉的那样，反复的追问背后存在某种焦虑。这是一种普遍的想象：中国文学似乎一直徘徊于自己的国度而无法进入世界。
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多余的焦虑——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伪问题。世界并不是哪一家人经营的俱乐部，必须凭票入场。我们始终都在世界之中。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脱离世界。
我基本赞同后面这种观点。世界文化没有人为的边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无不跻身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之间时常存在各种程度的对话。因此，“世界 文学”并非一个静止的、固定的抽象概念，也并未拥有一个固定的组成人员名单。这个概念的背后众声喧哗，外延不断扩大。然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的是， 各个民族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对话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某些民族音量宏大，不断地抛出令人瞩目的主题，犹如一些活跃的发言者吸引了众多的倾听者；另一些民 族相对消极，它们仅仅安于一隅，人们很少读到这些民族为世界文学贡献的经典作品。
一个民族的文学通常是民族形象的组成部分。许多时候，文学甚至比历史著作、工业化程度或者国民生产总值更易于让人认识一个民族。人们可以迅速地 从这个民族的文学经典了解他们的想象力、价值观念、理解世界的路径以及批判精神。人们的心目中，法兰西民族难道不是和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这些著 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吗？俄罗斯民族难道不是和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一起贮存于记忆之中吗？某些时候，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就足以使一个民 族声名卓著，例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这个意义上，文学走向世界并非一个没有内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这即是一个民族形象的自我展示。恰 恰因为民族文学与民族形象不可区分，因此，一个民族的各方面构成很大程度上同时决定了民族文学发出的音量。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文化传播 体系、文化传播能力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到民族文学之中，影响它们在世界范围所获得的接受。
当然，时至如今，人们没有理由天真地将各民族的文学对话想象成气氛祥和的平等交流。对话可能遭遇各种语境。善意的彼此关注之外，人们还可能发现 偏见、居高临下的傲慢、闭塞和不解、价值观念的交锋，如此等等。这些语境存在具体的内容，例如某种观念支配了文学评奖机构，主宰批评家的作品判断或者影响 学院教授的文学史写作。形成各种语境的原因可能远远超出文学乃至文化的范畴，可能涉及各种文明体系的形成历史，涉及殖民地或者萨义德所形容的东方主义，涉 及经济状况、物质生活的悬殊差距或者传媒特征，如此等等。因此，民族文学的对话之中不乏浮夸的赞许或者由于无知而产生的贬低，不乏激烈的争辩甚至恶意的中 伤。尽管如此，这些状况肯定不是关闭对话的理由。只有更为深入的对话才是纠正偏见和傲慢的希望。
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是依赖某种文化投机，或者以卑躬屈膝的文化状态取悦于人，而应当以深刻和独特征服听众；另一方面，对话常常是双方的相互塑造，民族文学乃至民族形象必须在对话之中汲取文化养料，不断地重新确立自我形象。
不言而喻，大部分中国作家使用汉语写作。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说来，汉语是难以掌握的语种。然而，作为语言大师，中国作家的责任之一是展现汉语 的魅力。汉语的叙事、修辞具有哪些特征？也许，人们可以考虑一个文学史遗留的问题：汉语的表意方式是否特别适合抒情？很长一段时间，抒情文学构成了中国文 学的正统。汉语没有时态，也不像英语那么注重空间关系，因此，诗歌之中各种意象的组合更为自由，各种意象之间模糊不定的关系破除了“执著”的解读方式而形 成了空灵的意境。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种小诗内部的时间与空间关系不拘一格。据说这种表意方 式曾经某种程度地启示了西方的意象诗。另外，汉语方块字的整饬似乎也特别适于押韵，甚至产生了对联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学形式。
“象形”是汉字的六书之一。某些时候，汉语的阅读比拼音文字更易于产生形象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曾经对西方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认为，解构主义反对结构主义的同时仍然相当程度地遵循了后者的理论逻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著名观点即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 的，water之所以指称河床或者瓶子里的流动液体完全因为约定俗成。然而，汉语的“象形”原则无疑打破了这个观点。如果索绪尔或者德里达熟悉汉语，他们 的理论会不会更为深刻一些？我相信，作家、文学批评家或者语言学家更为全面的研究还会获得许多类似的发现。如果世界各地的作家将不懂汉语视为一个遗憾，这 就是中国文学的成功。
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相当多的作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程度超过了现当代文学。相对地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一个整体的形象。我指的不是长袍马 褂、辫子或者“会功夫”这种表象，而是中国古典文学显现的优雅、节制乃至静穆的美学风格。例如，歌德就曾经在他的谈话录之中论及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可以 从这种风格之中察觉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某些人生观念，譬如，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文化形象、中庸哲学的稳重含蓄、寄情于江湖的散淡、天人合一的自然，等等。然 而，进入晚清社会，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形象开始瓦解，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以另一种迥然相异的形象崛起。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力图从多个方面与各 民族文学对话，但是，恰恰由于内容庞杂，它们的整体形象反而不如中国古典文学清晰。
我愿意认同一些同行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观点：20世纪文学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虽然这个整体内部存在几个明显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通常 被视为20世纪文学的发轫。八不主义、白话文、新诗、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和杂文，当然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文学翻译，这些文化事件带来的剧烈震荡拉开了现代文 学的序幕。这时，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各民族文学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中国古典文学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那些五四新文学的骨干分子扮演了“盗火者”的角 色，他们大胆地引入西方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换言之，这个阶段的民族文学对话之中，中国文学更多地作为倾听者，接受者。五四新文学是否破坏了中国古典文 学的文化基因？这个问题带来的争论迄今还在延续。我个人愿意再度对五四新文学的主将表示敬意。我的心目中，这一批作家的文学选择源于他们的历史判断，他们 的“盗火”冲动来自民族历史深部追求现代性的冲动。帝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所栖身的民族积贫积弱，文学以及文学所依存的文化整体必须负起相当一部分责任。 这一些作家将文学的改造视为改造民族素质的工程之一。我多次描述过鲁迅等新文学主将复杂的文化策略：他们援引西方文化资源反抗西方文化殖民，与传统文化决 裂的目的是认同民族国家。这种文化策略背后的孤注一掷包含了他们的愤懑、焦虑和理性思考。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历史判断。对于如今的现状说来，这种判断可能已 经失效，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如今的现状否认他们的历史贡献。值得思考的毋宁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他们当年的勇猛冲击，如今的现状可能吗？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交流急剧缩减。5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出现了严重分歧之后，苏联文学也陆续退出了人们 的视野，中国文学大体处于独白状态。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两种观念产生了较大的作用：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最为先进的文学，因此，各民族文学的对 话和交流显然多余；第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文学包含各种毒素，批判和拒绝之外别无他途。80年代之后，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国家开始秉 持改革开放的战略，文学一马当先地充当了解放的先锋。与五四时期的文学存在某种相似，西方文学的各种潮流在很短的时间里一拥而入，再度产生巨大的震荡。除 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抵达，粉墨登场。随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接踵而来，包括像昆德拉这样的东欧作家也引起了许多作家的莫大 兴趣。对于中国文学说来，80年代如同一个盛大的聚会。各种主题、表现形式纷至沓来，实验和探索此起彼伏。总之，空前的活跃构成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 特征。
由于思想解放带来的踊跃气氛，80年代的文学活跃是一种必然。然而，3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这种活跃正在逐渐转化为更加深沉的思考，大部分作 家不再满足于模仿西方文学。广泛的吸收和开阔眼界之后，作家更多地考虑的是另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哪些是当今文学必须关注的中国经验？如何以中国的美 学风格表述中国经验？如何展现中国作家的创新精神？这些问题显现了中国文学的自主精神，也构成了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示的独一无二的面貌。
这里所说的中国经验，远非秦时明月汉时关，中国经验更多地指当今中国的现实巨变以及产生的各种精神反应。当今中国现实具有哪些特点？历史正在发 生巨大的转型，改革进入深水区，诸如此类的表述比比皆是。作家至少可以意识到，没有哪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完整地解释当今的中国现实。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从 大规模的革命到市场经济的崛起，这些巨大的历史事件包含了无数生动的故事。文学的笔触必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言行和内心深处。这时作家可以发现，多少人 的人生目标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多少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反省自己上半辈子的所作所为，一代新人的文化性格出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因素，他们的人生规划和社会历 史想象正在发生何种变化，等等。
这将赠予作家许许多多的灵感。事实上，这个转折远未彻底完成，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文学共同参与探索和解读。换一句话说，作家的任务远远不只是单纯 地再现，作品的思想含量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品质。对于许多才能杰出的作家来说，这是出大作品的时代。作家不仅要意识到中国经验的意义，同时还应当树立写 出大作品的雄心壮志。
什么是中国的美学风格？当然，平平仄仄的诗词格律或者章回体小说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当今，我们的艺术资源不仅拥有数千年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同 时还包含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新型的文学经典。当然还要指出的是，西方文学以及拉美文学愈来愈多地渗入中国文学，影响作家的想象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文学没有理由拒绝各个民族优秀的文学财富，重要的是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内在的组成部分，这将显示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力和弹性。即使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 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找到成功的案例，例如魏晋时期佛经的翻译。翻译的梵文多方面地改造了汉语，甚至对于格律诗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进。如何利用 这些艺术资源造就中国的美学风格？在我看来，所有的艺术资源必须接受一个标准的考验：能否有助于显现独特的中国经验。从宏大的历史景象、社会关系的急剧调 整到个人内心的幽深，中国经验存在各种复杂的层面，可以向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体系敞开。所谓的中国美学风格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本质”的范本可供模仿，最 为深刻地展示中国经验的艺术形式将最为充分地表现中国的美学风格。
当然，这个节点也是向作家强调创新精神的时刻。如果说，经济与科技的创新重新塑造了世界，那么，文学肯定是最为重视创新精神的文化门类之一。当 然，创新必须依赖于相应的历史条件。可以看到，当今支持创新的历史条件业已成熟。中国经验正在向作家的想象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不知不 觉地启动了作家的思想，同时，各个类型的艺术形式体系积累前所未有地丰富。对于作家说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时，问题的焦点逐渐转向了作家：是否接受 挑战？如何接受挑战？作家必须有勇气面对这种追问。
只有当创新精神成为明显特征时，一个民族的文学才能真正抵达世界的前沿。对于中国文学说来，那时才有可能转换话题的方向——那时的话题可能是：世界如何走向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