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立足本土，认识中国和表达中国？作为一名作家，他的本职首先是写，但是如何去写，写什么，如何在纯文学式微的大背景下满怀信心地构建自己的城邦和王国，固守自己的疆土，如何把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讲好，如何在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同时，保持自己文本和语言的个性、特色和人文情怀，确实是我们写作者应该认真考虑和谨慎实践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名多年生活在基层的写作者，其实我极少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因为我时常沉溺于生活本身，并且不能自拔。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我，最重要的创作源泉其实就是身边这些最普通的中国人。从我小学四年级到达这个县城后，多年之内，它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弯弯曲曲的主道，郁郁葱葱遮人眼的柳树，主道两旁低矮的门市，理发的、开川菜馆的、开一元店的、开门诊的、售南京板鸭的，这些操着不同职业的人，每日将门脸敞开，让平原上平铺直叙的阳光打进。这些年，那些门市里的商人换来换去，门市里的商品也换来换去，然而不变的，是我每天都要经过这些街道，经过这些或陌生或熟稔的小镇人。这是有意思的事，即便参加陌生的饭局，看到那些陌生的人，你也会觉得他们那么眼熟，只因这些年里，没准你就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他或她：破旧的电影院里、接送孩子的学校门口、县政府的某个会议上、医院里的某个病房、卖安徽板面的破房子里……总之，那些你以为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已与你擦肩而过。另外一群人，则是时刻与你朝夕相处的人，他们是你的朋友，而且职业各异：有卖文玩的，有卖观赏鱼的，有开小饭馆的，有政府秘书，有房地产老板，还有卖摩托车电动车的……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有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担当，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羞涩，什么是妥协，什么又是小农意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沉默，只有在特定时刻，他们身上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同时，作为小镇上的居民，他们都保留着“复制人”的美好品德——你无法在他们身上刻意挖掘出更多的情感类型和不安因子，你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和略显粗糙的技法，将降临到你身上的灵感战战兢兢地转化为人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所以我想，对我这样一位写作者而言，身边这些有个性或者没有个性的男人或女人(如穆齐尔所言)，在他们身上显露或隐藏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缘由，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才是有个性的、独立的，甚至是永恒的故事。他们貌似波澜不惊，其实真相早与镜像融为一体，你无法用更多的技法和力量去做更多的阐释与勾芡。
那么，如何艺术地、技术地去构建和表达这些人？这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我只能简单地说点自己的浅薄认识。文学普泛审美价值的存在，赋予了文学标准一定的世界共性。但是因为民族心理差异、习俗差异、艺术表达方式的差异这些标准的介入，国外的故事跟中国的故事，讲述的重点和意义肯定有所不同。跟国外70年代作家作品，譬如《夏屋，以后》《母猪女郎》《当“9”翻转归0》《一切破碎，一切成空》《白牙》《失去的遗产》等作品相比较，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姿态其实有些保守和自足。90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疆域，更新了小说的叙事理念，但是21世纪以来，我们重归传统的现实主义，以故事为核心，不自觉地遵循着某种机械的、有套路的写作条规，反倒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和延拓。生活在我们笔下烟火气十足，却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打捞，也缺乏对文本的创新意识。当然我不是说故事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我们写小说不单单是讲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我们对“故事”的理解跟西方作家对“故事”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这在短篇小说文体上表现尤其明显。跟国外同龄同行在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和勇毅实践比较，我们在小说创作上呈现出某种可意会可言传的沉默，这使小说的同质性和模糊性日益明显，同时，也让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显得有些呆板、木讷、拘谨，缺乏神采飞扬的自信。
我想，只有立足和深入现实的问题意识，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同时自省地、自觉地对文学表达方式与表达内容进行探索或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新，才有可能是中国文学真正立足本土、深刻表达中国的要素。贺仲明在《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中，曾经有如下论点，我非常赞同，不妨把它作为我这次发言的终结：
“它需要有特别的深度意识。作家们不能满足于书写生活的表面和外在形式，而是要揭示出表层生活背后的独特文化底蕴，激发出独特民族审美精神的活力，呈现出真正内在的民族个性；其次，它需要更清晰地辨析和扬弃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对文学本土精神的强调绝对不是封闭保守。本土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姿态和向度，不是以之对文学创作做简单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对传统，需要遵循批判和创新的重要前提；同样，对本土生活本身的沉潜也不能被生活局限和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