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前后诞生至今，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新诗百年，关于新诗的责难始终不绝于耳，有人甚至认为“新诗的实验是一次失败”。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人们对新诗之所以产生误解，还是缘于对新诗的了解不全面、不深入，不知道如何领略它的艺术之美和内在底蕴。在我看来，作为新文学中最有个性和特色的文学品种之一，新诗的美值得珍视。
新诗之美在于，它体现自由性之张扬。白话新诗有一个别称，就是“自由诗”，自由自在、不拘一格地表达诗人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思考与理解，是这种文体的书写优势。胡适在倡导白话诗写作时，极力鼓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明确提出“作诗如作文”。这些艺术主张的提出，是希望人们能够在一个开放、宽松的语言环境中，重建中国诗歌的创作图貌和美学秩序。当然，“自由”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要有“内在的、精神性的自由”。自由是中国新诗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品质，自由是现代文化和现代人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自由”的基点上，中国新诗和现代文化、现代人生达到了强烈的共振。只有乘着“自由”的翅膀，新诗才能在新文学的领空中尽情翱翔，显现出无限的活力和美好的前景。
新诗之美在于其自然性之放飞。百年新诗史上，具有艺术品位的中国新诗，通常都是现代人情感和思想的自由书写与自然呈现，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也不会有令人生厌的无病呻吟和装腔作势。新诗是自由的，也是自然的，它不是没有形式，而是有着与古典诗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自由就是它的形式；它不是没有节奏，自然就是它的节奏，它与现代人的呼吸节奏相呼应，与现代人的情绪起伏相合拍。阅读新诗，人们常会产生如遇朋友述说家常的感受，这是因为它的自然品质使然。面对好的新诗，我们一般不会感觉字句上的艰涩和意象上的别扭，而是有着如沐春风的舒爽和快慰，也是得益于它的自然的审美风范与精神状态。
新诗是生活化的舒展。我们知道，新诗是“言文一致”的，日常话语和书面话语在这种文体里找到了最大的交集。新诗常常就是对生活话语的艺术转化而生成的文学作品。因此，新诗是比较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新诗中的言说与我们生活中的言说也没有多大的距离。这样一来，只要读者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对新诗的理解和把握就不是一件难事，在新诗中找到心灵的知音和情感的共鸣也相对容易和方便。
新诗具有最为宽广的想象视野和表达空间。惟新诗之自由、自然和生活化，因此，它获得了与现代世界同样巨大的宽度与广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用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来形容新诗的表达潜能是非常贴切的。我把新诗的这种宽广想象与表达比喻为神奇的“穿越术”，即新诗创作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上做最大程度的穿越和嫁接，因此有希望构建起一个丰富多彩的美的诗歌世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珍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