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对军旅文学作品的持续观察和研究，在2015年有引人瞩目的拓展。他认真研读了主要军旅作家的短篇小说，分析得失，更指出制约他们创作进一步升华的原因：通俗化“转向”导致文学中崇高品质的丧失(《军旅中短篇小说的尴尬与问题》)。同时，他对军旅长篇小说的整体样貌有相当出色的描述，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一、二期的4.6万字长文《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新世纪十年军旅长篇小说研究》，足可见其阅读的深入扎实。同时，傅逸尘还将当代中国军旅文学中的抗战题材作品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坐标，进行视野更为开阔的比较阅读，力图寻求民族精神、民族力量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构架。
2015年的军旅文学批评，有一事最值得铭记：在可以说是人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批评事件”。我之所以称其为“事件”，一是因为它的孤立性，依常识判断，这种事情不可能经常发生；二是它的结果有点出乎预料，原本可能是佯装的靶标，引来了真实的火力。“事件”的原委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创意写作教学”活动中，系主任徐贵祥把自己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说《识字班》交给同学们，希望他们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展开批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年轻学子们以令人瞠目的勇气在这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头上动土。结果是，徐贵祥“引火烧身”，收获了篇幅远超过其作品的一组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有的已在《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并全部结集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从批评所涉及的内容看，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既有勇气更不乏卓异见识。当代军旅作家中，被如此差评“青睐”者几乎没有。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一个作家能不能引起评论者注意，其作品能不能提供有讨论价值的命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她)的写作是否受到尊重的一个标志。写了大量作品但无人问津，或只是借助营销手段获取廉价吹捧，都是非常可悲的。换一个说法，作家享受到批评——无论高度肯定还是严厉批判，应被视为一份殊荣。
此批评“事件”启示良多。文学系师生磊落相见，教学相长，推行活泼教学理念是一个方面；涉入文学不深的年轻作者，挑战具有一定影响的军旅作家的权威性，破除对所谓名家、大家的迷信和简单崇拜也是一个方面。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年轻无畏的批评者们在徐贵祥的小说中确实发现并指出了其创作上的许多重要破绽，从文本层面、艺术思想层面、审美理想层面，甚至价值观层面，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这尤其令人鼓舞，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徐贵祥在当代中国军旅作家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徐贵祥创作的优长和缺陷，他笔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败，正是在大部分军旅作家那里也都普遍存在的。
徐贵祥苦心孤诣，意在推动教学实践，成效如何，且当另外评说，但他在文学世界里“以身试法”的勇气，他在面对后生晚辈口无遮拦的批评解剖时的从容淡定，非常值得尊敬。毋庸置疑，这样的一次作品与批评的碰撞，对长期以来军旅文学有写作而无批评的状况的改变，是标志性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军旅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军旅作家和作品基本上丧失了有效的观察，当然，批评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基本上丧失了。虽然我们看到每年都有评论文章发表，有研究专著出版，但从总体看，无论是美学旨趣方面，还是社会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军旅文学的批评家们都是面目模糊的，没有严苛的艺术标准，没有清晰的价值尺度，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依此反观，许多军旅作家甚至滋生了可任意作为的幻觉，以为仅靠一定的声名积累，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作品本身的优劣则根本无需置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发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场售卖的成功，作品就算彻底完成了。作品与读者、文学创作与研究评价、文学最终的接受状况及社会效应这些层面的多重关系，似乎都已经解体，至少在军旅文学队伍中我们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此次对小说《识字班》的“毁灭性”批评中，虽然暂时未见理论性或方法论意义上的鲜明创新，但众多年轻的批评者们各踞战位，攻其一点，打击可谓精准。徐贵祥以抗战时期一个农村女子识字班几位女性及其丈夫为描写对象的这部小说，写得痛快饱满，一气呵成，甚至忘乎所以，结果留下了太多显而易见的遗憾，而杂志方面因急于推出作品，似乎也放松了编辑尺度，留下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即如在读研究生李梦媛所作的解读，《识字班》虽可见徐贵祥“从脸谱化、类型化、英雄化的人物塑造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但最终对女主人公傅菊珍这个人物的塑造仍存在着重大缺陷，他没能让这个人物获得成长：“从一个粗浅的农民阶级快速地过渡到一个愿意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大义灭亲的英烈女子”，这样的处理是“唐突的”。
同样，徐贵祥在《识字班》里着意塑造的金广友这个形象也遭到了强烈质疑。另一位研究生徐彤指出其在人性问题上的严重局限：“在《识字班》中，正是金广友这个人物，将战争最真实也是最残酷的一面，毫不留情地呈现在了自己的妻子与读者面前(畏战、怕死)……一般人都会具有的这些恐惧和怯懦，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悲天悯人的反思与关怀。”徐贵祥的处理是，“在最后关头，金广友一改‘逃兵’本色，变得无私无畏，英勇杀敌，即使面对妻子的劝说也不为所动，仍是生死不顾，矢志报国，挨了一身枪子后，终于气绝身亡。”徐彤认为，“金广友的死，如果能够回归到人物本身的欲望上面，赋予他一种毁灭的极致之美，也许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作者笔下，人物的欲望，在结尾之前的确已经积蓄到了一种几欲喷发的地步，可是最关键的收尾处，这个人物所有原初的、发乎本心的欲望和需求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外部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是一种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甚至连他的死都是为国捐躯，为了‘人类伟大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其时，金广友已经再度‘回归’绝对主流和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的铁律，‘回归’到了诸多军旅作家笔触共同写就的那支‘战斗英雄队伍’当中。”像徐彤这样的意见，不仅对徐贵祥的单篇作品，对大部分禁锢在相同定式中军旅作家的写作，都可谓振聋发聩。李梦媛更进一步提出，徐作中“用男人们对于性和肉体的欲望来刺激他们冲上前线的动力，这似乎扭曲了男人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初衷。但从《识字班》这个题材上来看，其原本所要表达的主旨应该是农村妇女在识字班中的学习与蜕变，以及她们对家庭、丈夫等产生影响，从而表现她们对战斗胜利功不可没。但读完全文后，总感觉文中的两性关系似乎略有压弱原本主旨之嫌。最开始以肉体的欲望鼓励丈夫参军参战，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奖赏他，满足他，包括其中殷福塘以觊觎别人的媳妇为目的参与战斗，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将两性关系的比重扩大得比预想中的多，所以可能也因此冲淡了原本所要表达的识字班对于战斗胜利的作用”。这就涉及到军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几代军旅作家，甚至是女性作家那里，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看法在纵华政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傅菊珍们觉醒的女性意识，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属性并利用了这一属性”，“傅菊珍不是江姐，他的女性意识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度自觉。起码，文本还没有给她成长的空间。她在金广友三人逃兵路上的‘劝说’已经生硬了，当在民工路上捡起枪瞄准自己丈夫的时候，令人顿时陌生起来”。所以，“只是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是运用男性语言在写女性，而不是用女性语言来写。”
还有结构问题：“纵观全文，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故事的铺陈应该是有明暗两条脉络贯穿其中的，一条是后方识字班女人们的蜕变，另一条是前线男人们的战斗与成长，而作者选用《识字班》作为题目，显然是要以女人的作用作为主线去完成这篇小说。通篇看来，其实女性在识字班的成长历程并没有所预期的那样丰富，反而是男人们，从怯战到参战，从可耻的‘皇协军’到人人称颂的‘英雄’，从想要叛逃到回归队伍，这些成长与蜕变已经慢慢地成为了作品的主线。而对于女人们，多是突出了他们的影响而淡弱了她们的成长，这似乎已经将明线暗线颠倒而置了。”类似的犀利见解不胜枚举。批评的触角真正深入到了文本内外的诸多方向。路迪雨婴将《识字班》中塑造的傅菊珍与孙犁《荷花淀》中的抗战女性形象做了文学史意义上的比较，认为“相对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雷同化、概念化，具有保守性，被传统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限制了自由和发展……而在《识字班》里，一个个性格独立爱憎分明，敢于突破传统封建礼教的鲜活女性形象，这背后有着作者要防止女性角色类型化的意识”，然而她笔锋一转说：“由于整部小说开场描写人物性格的铺垫不够，导致傅菊珍的性格弊端特别突显。甚至有些地方会给人造成一种她贪图虚荣的感觉。比如她让自己的丈夫去打鬼子，给人的感觉是她的抗日动机不是从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雷从俊也观察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胸怀国家、深明大义，都不约而同、急不可耐、费尽心机地送郎上战场，都把自己当作‘慰劳品’而自己毫无‘需求’，甚至面对战争也都很少有基于女人的‘一己之私’和千回百折的心路历程，更缺乏坚硬之下的柔情”。不一而足。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举例上述批评“事件”所包含的信息，并非是要就事论事，我希望通过检视其中所散发出的积极能量，简单阐明一点：目前的军旅文学发展中批评精神的失落，要对当前创作的失范负上一定的责任。现在我们看到的，除了大量无关痛痒的作品讨论会发言，除了不断重复的一些镶嵌了“英雄”、“家国”词语的空话套话，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言。今天已经在出版这样那样的军旅“文学史”，包括对一些作家的研究专著之类，很多质量参差不齐、水准平庸甚至低下的“作品”，正在被盖棺论定；一些粗劣不堪的作品，在艺术精神与社会理想、审美特质与生命智慧，甚至在语言、想象、寓言结构的生成等诸多关系的处理上都含混错谬的作品，正在被推向“经典”的格位。这种急切追求当下的成就感而不是对历史负责的病症，一如当今社会其他方面所见。
现在我们尤为需要的，是从思想理论、文化哲学高度，对多年来因加速度“成就辉煌”而造成的恶疾加以矫正，而这需要有思想影响力、有美学建树的理论和批评大家。面对目前产量够多但质量难成正比例的军旅文学作品，如何定位，怎样评判，能不能准确辨析和确认其艺术上的优劣，严格区分其价值趣味的高低，都有赖批评的担当。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清明、法度的严明、立场的坚定，这些必不可少。具体一点，军旅文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军旅作家的艺术品格、思想修养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都需要准确的理论说明和精微的批评阐释。事实上，从文本(包括形式)批评，到社会学批评，从对一般的美学问题的检讨，到对时代思想与道德状况的探察，批评家们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都是现成的，我们并不需要发明特别的方法或语言。只要能够认真地去阅读，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诚挚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就可以了。正如围绕《识字班》展开的“批评事件”所显示的，在今天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一般的审美经验问题、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乃至作家的趣味、价值诉求问题，都是完全可以进行理性探讨的，也是可以进行交锋辩难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比如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对历史表达中洞见或歧见的论争等等，也是可以从学理、学术层面开展的。
惟愿发生在2015年的这次“批评事件”，能够对军旅文学中匮乏已久的批评精神起到一次召唤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