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纪老了，思想不老，年纪越大，思想越新，这样才好，年纪越来越大，思想越来越进步。”近日，在“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周有光先生111岁华诞座谈会”上，由于刚病愈出院而未能出席活动的周有光先生通过视频与大家分享他的心得。2015年，周先生的著作《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与读者见面，同年，其子、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晓平因病去世，享年82岁。虽然人生有悲欢离合，所幸深耕于语言学、经济学、人类学领域的这位百岁老人能以书为伴，更将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等所想所思付诸文字，成果斐然，令人肃然起敬。我们特选此文与读者一起走进周先生的书房，感受那份书香。
2013年8月25日，我见到了周有光先生。坐在老先生对面，和他大声地说着话，但因为激动，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说读了先生的著作《拾贝集》，很震撼。先生说，那些东西是不能轻信的。我知道这是谦辞，便问现在是否每天还在读书？他告诉我，眼睛还是很好的，用的是人工晶体，只是耳朵不太好使，需要借助听器才勉强可以听见。我这才注意先生每每听我讲话，都需要侧耳来听，十分吃力。一时有些愧疚，片刻沉默，想起了美国的张充和先生(周先生夫人张允和之妹——编者注)。张先生今年也已百岁高龄了。于是，便大声问他与张先生还有无联系。他说耳朵不好使，已经很久没有通话了。后来又谈起张先生的书法，他笑着说张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法，可她的学生都不懂汉字，只能照猫画虎，连张先生也自嘲，她有三千弟子皆白丁。
幽默的回答一下便拉近了距离。显然，先生的精神是很不错的。记得一进门，就看到他笑眯眯地坐在小书房的一张电脑椅上。我上前与先生握手，祝福他长寿。在我请他签名的几本书上，他都不忘写上这样一句：“时年108岁。”108岁(此处为虚岁)，对于一般人来说，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生命传奇。而我更为惊叹，甚至敬佩的是，在这样的年龄，他还能读书、思考、写作，并时有著作出版。
未见其人，先阅其著
先生在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5岁出版《朝闻道集》和《拾贝集》，都是在退休后乃至百岁高龄时的所思所想。我了解先生，便是从读《拾贝集》开始。那时，我在北方一个山脚下工作，环境闭塞，心情懊丧，夜读短文，如若电击。真没想到，这样一位曾经在经济学、银行金融和汉字改革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却有着一种难得的思想清醒和尖锐；也真没想到，这样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内心却还燃烧着一团升腾的火。
印象很深的是2005年秋，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常在学校附近魏公村的一家书店看书。一天傍晚，有两位中年妇女结伴到书店询问三联书店刚出的新书《百岁新稿》，也向我热情推荐了先生的著作。那时无知，不知道周先生。彼时，我甚至还有些厌烦老人家，担心他们的世故、精明、顽固、守旧，甚至是糊涂。5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读了先生的著作，颇有恨晚之感。2010年春天，我曾为一家日报的文艺副刊组稿，并策划过一组以世界读书日为主题的稿件。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给我发来的稿子中，有这样一段日记：“2010年4月10日，香港，多云，星期六。今早返编辑部，续看周有光先生的《拾贝集——105岁老人的醒世警言》的最后清样。去年9月初，我去京华拜访他时，老人家交给我一沓打印稿，上面斑斑朱笔，又再三叮嘱我：以此为准。回来细看那书稿，一点一划，了了分明。”
《拾贝集》在香港先行出版，内地则在不久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我第一时间就买到了这本书。果然如孙先生所言，这些文字“虽短小精悍却汪洋恣肆，平淡如水则意蕴深厚，而且句句是真话，有赤子之诚”。于是，我立即购买了先生的《朝闻道集》来补读。2014年，周先生108岁了，古称“茶寿”，很多学者写文章祝贺。我得知8月底，孙先生会来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会余可能拜访老先生。于是便邮件联系，希望自己也能有此荣幸。8月25日下午，我和孙先生在前往周先生家的车上，还在担心是否能够顺利见到老先生。我问孙先生：“过会见到老先生，可否单独交流呢？”孙先生说，老先生最喜欢和年轻人谈话了。
周先生读些什么书
在老人的书房里，我们拍照合影，请他为新书签名，也断断续续地谈话，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顿时变得非常热闹。环顾先生的书房，我看到有4个大小不一的旧书架，靠墙而立，一张发黄的书桌，放在窗户旁，但都是极简单、极朴素的物品。如果不是书架上的一个平板电脑和正在使用的空调，真有些恍然旧时的感觉。书架上的书并不是太多，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占主要位置，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汉语大辞典》、《英汉大辞典》等这样的工具书，因为块头大，十分醒目。
我还注意到距离先生很近的地方，有两本精装书，也很醒目，应是可以随手拿到的，想来是近来在读，或许准备在读的书籍，均是当前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它们分别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和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的著作《革命年代》。从一个人所读的书，大抵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精神向度。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的文字之中，总是有着诸如闪电般的思想光芒。他的视野依旧开阔，而他的文化底蕴和人生积淀却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孙先生此行的一个目的，就是出版老先生近来的著作。由此，我想周先生一定还是笔耕不辍的。孙先生纠正我说，老先生是使用电脑的，而不是用笔。108岁的老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编制了“汉语拼音方案”，又在92岁学会了使用电脑，并进行写作，他仿佛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本身就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
书房里的怀念
我还注意到在先生的书房里，挂着数张照片，其中好几幅是周先生与他的夫人张允和先生的照片。这或许也是一种深深的怀念。在我询问的时候，周先生特别强调夫人是93岁去世的。他对我说，张家四姐妹，现在就剩下最小的了。但这一句话，似乎又是他的自言自语。或许我的话，令他想起了往事。我很想和他再谈谈沈从文，一个传奇而杰出的中国作家。但想了想，先生曾写过一篇《连襟沈从文》这样的文章，也便罢了。张家四姐妹，个个蕙质兰心，而他们的丈夫，也个个令人敬佩。大姐张元和的丈夫顾传玠是昆曲演员，二姐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是文字改革者，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是作家，最小的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是汉学家，似乎个个都与中国文字颇有缘分。无论是使用中国文字、改造中国汉字，还是吟唱、翻译、书写和研究中国的文字，其实都是为中国文化创造光热。
一个多小时后，孙先生提醒我们该走了。之前已经在这里拜访的从事拉美经济史研究的张森根，也准备告辞。我们一一握手，再次祝福先生长寿。下楼后，我深深呼了一口气，似乎还沉浸在一种“追星”的兴奋之中。张森根是周老文集的编选者，编辑过包括《拾贝集》在内的多本论著，他说不久前周先生给他打电话说，我们现在应该进行“礼貌教育”。听后心里顿时有些惭愧，我们这些乐于“追星”的人们、没有接受过“礼貌教育”的新时代，不知是否会有令老先生感到不舒服乃至厌烦呢。张先生补充说，老先生总在思考问题，有时会和他通电话，但他只是自己讲，因为根本听不见别人讲话，于是笑称自己是聋人讲话。我忽然觉得，先生就像一个自我完备的美妙世界，不断地给我们传送着精神的光热，我们可以接近他、了解他、认识他，而他却已经很难接收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喧哗、吵闹、芜杂乃至荒诞了。
(本文选自《岁岁年年有光》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