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持续关注当代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创作，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我想结合自己一年来的批评实践谈谈我的体会。
2015年，我对一些影视剧记忆深刻。比如《大圣归来》。这是动画片，改编自《西游记》。它的成功在于它写的是西游的前史。观众难以忘记那个高高酷酷的猴王和呆萌可爱的江流儿之间的互动。画面中嵌入了古老中国的山水画面，清绿的山水，古装的打扮，生动的唐代市井生活等等。影片制作精良，里面有着我们所熟悉的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但这部电影还是让人惊喜。我以为，它的成功在于以古老的英雄形象与水墨中国图景的同构完成了《西游记》的”故事新编”，它充分利用了声光电设备及动画手段，使一个鲜活的孙悟空浮出，也使江流儿的时代重现。这样的美学追求使这部动画片的受众更为宽广而不仅仅拘泥于少年儿童。
另一部让人想到水墨中国的电影是《刺客聂隐娘》。那些我们曾经看过的唐代名画，那些《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丹枫呦鹿图》中的人物风景在影片中有如被施了魔法般“立”起来。侯孝贤通过影像将观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唤起：原来我们的大唐是这样的，原来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生活的，原来，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不是流光，也不是溢彩，每一帧镜头都有内容，有出处，有不凡。为我们构建这一切唐代理解的，除了美妙山水，还有那些器物、衣饰和陈设。还有人物，他们内敛、守信、仁义，行动中还有那么一些笨拙，在《聂隐娘》里，刺客们被视为人，而不是神。
当然，《聂隐娘》也是毁誉参半的作品，故事有不少漏洞。但是，这部电影在2015年依然难忘，我想，这多半在于它有关唐朝的想象。正如我在影评中所说，“原先那些粗鄙的、僵化的、庸俗的、貌似坚固的唐代想象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刺客聂隐娘》推倒并重建了我们关于唐代的认知。这里的唐代，不再是烂俗电影电视剧里杨贵妃武则天们的唐代，不是那种袒胸露背的唐代，也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唐代，它们是古朴素雅的，但朴素中却自有一种气度。”作为一个以画面为主要思考方式的艺术家，侯孝贤推陈出新，以《聂隐娘》这样一部电影完成属于他的中国想象。
提到水墨中国的重建，不能不提到去年最热的电视剧《琅琊榜》。很少有作品能像《琅琊榜》这样扯开一角，站在民间立场去看宫廷政治。它吸引人之处在于，剧作选取了低的视角，疏离的视角，一个从死亡战场上侥幸逃脱者的视角。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梅长苏，意味着民间，意味着江湖。从他的视角看宫廷，整部剧作的气象和格局便清朗起来。
多年的观剧经验很容易使观众相信，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隧道里，有你死我活，不择手段；有君王的无奈和贵妃的不易，但是，梅长苏的到来激活了我们对漫长隐秘历史的重新理解。《琅琊榜》与诸多宫廷剧的不同在于，并不津津乐道于权谋，相反，它对权谋是厌弃的。甚至，人物也有对封建社会皇权的不屑。当梅长苏说出“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时，也表明了整部剧作的现代价值取向。当然，剧作中更多的是“不忘”，对情义的“不忘”，对真相的“不忘”，对正义的“不忘”，对做人底线的“不忘”。这样的价值与理念，是不分哪个时代都值得记取的。我以为，在关于如何理解宫廷权谋方面，《琅琊榜》更接近于今天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价值观和理解立场，这，难能可贵。
迄今为止，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一直持续走高，甚至漂洋过海，红遍两岸。这让人想到文化影响和文化输出这回事，想到韩剧多年来对我们文化生活的渗透。李英爱与《大长今》，都教授与《来自星星的你》，都曾经是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些电视剧人物和明星潜在影响了我们对韩国传统、韩国文化的认识。而这一次，漂洋过海红遍两岸的是胡歌和梅长苏。
一部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复杂关系的组合体。当胡歌、梅长苏和《琅琊榜》被大众热捧，那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人物的成功，还代表着一种久违的古风的复活，是对以现代观念重新解读宫廷权谋的认同，是今天的我们对一种传统美学的接受。——一部艺术作品的受欢迎，最终在于作品本身的美学内涵与文化内涵，当它具有现代价值观同时又具有时代引领作用时，才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稍加观察会发现，观众们在微博或微信上赞叹这些影视剧作品的画面和制作时，会多次提到水墨画，提到清淡和留白的风格，以及传统等关键词。那么，当我们讨论这三部影视剧作品在2015年广受关注时，一个问题也自然出现：多年来，我们的屏幕上并不缺乏古装剧，但是，为什么在2015年这三部影视剧会让人想到古老传统，想到水墨中国？
我以为，因为这三部影视剧制作追求不约而同地有着共同的美学意味。这样的美学是什么呢？是清淡与留白的美学品味，是传统水墨画的意境；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彬彬有礼，是对情义而非利益的看重，是克制的深情，是柔软的强大；是对传统中国士子的风骨，对与正义和忠直有关的理想精神的记取。这样的美学观念在孙悟空、聂隐娘、梅长苏身上都得到了具体细微的体现。因为与当下俗烂的影视创作不同，因为人物和场景的鲜活，因为有历史感和真实性，所以这些作品才让观众念念不忘。
如果我们不把这三部与水墨中国有关的影视作品广受欢迎视为个案；如果我们联想到2015年故宫门前有万千观众彻夜排队争看《清明上河图》及“石渠宝笈展”，我们将会发现这一切并非巧合。这是今天我们时代的观众对水墨中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望，也是对浮躁、粗鄙、低俗影视产品的内在抵抗。
当然，很可能《大圣归来》《聂隐娘》《琅琊榜》的创作者没有清晰的重建水墨中国美学的创作追求；也很可能，观众们只是从本能上喜爱这些作品。但是，这一年里，当类似个案越来越多，当表相变成一种潮流时，批评从业者应该有艺术敏感性，应该认识到观众和时代已经表现出了它内在的精神诉求，应该尽可能辨析和表现这样的追求。别林斯基说，“诗人应当表现的不是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而是给他的整个时代添上色彩的意义的共同的和必要的东西。”也不仅仅是诗人和作家，我想，批评家的任务也是要勾勒我们时代文化上的共同趋向，表现我们时代内在的心智生活。
文艺批评是实践性工作，它应该介入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也应该有效参与到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去。优秀的文艺批评，应该切实发现今天每一位沉默而优秀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应该发现我们时代人为喧哗表象忽略的内在精神诉求与向往。事实上，当许多人对诸多现象只有感触而没有深入思考时，文艺批评家才愈加可贵，文艺批评工作的意义才得以凸显。我想，如何传达我们时代内在的精神诉求是今天文艺批评从业者面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