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日夜书》(刊载于《收获》)产生广泛反响。韩少功的散文随笔《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等在当代独树一帜。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多次获境内外奖项：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二届、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第一届萧红文学奖等。
演讲 | 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文学的认知、娱乐和教化功能已弱化
韩少功指出：巨变的时代，文学的认识、娱乐、教化功能有所转移，要有优秀作品和作家，必须—顺变守恒，再造文学。
最近几十年来，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80年代很多青年征婚者自诩“爱好文学”，到今天“文青”在不少场合成为贬义词，可逆的和不可逆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必要看清文学的新常态。
在我看来，文学至少已有三大变化：
文学的认知功能弱化
在没有互联系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比如汉赋文体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写到场景多是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如何如何，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也可以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富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那时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电视的黄金时段或报纸的头条新闻，散文、诗歌、小说等是读者了解世界和人生的主要信息工具。但时至今日，我们了解彼得堡不一定通过托尔斯泰，了解巴黎不一定通过波德莱尔，虽然文学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文体特长，但强大的新闻业和互联网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新兴的信息媒体。
文学的娱乐功能弱化
我小时候逃学和旷课，常常是因为迷上了一本《铁道游击队》或《林海雪原》。那时候娱乐方式不太多，文学就经常成为美酒、节日、快乐大本营，让很多人沉醉其中。《红楼梦》里的富二代读《西厢记》，在正人君子眼里是“不正经”，是“玩物丧志”。朱熹曾誓言“决不写诗”，陆游曾自贬其诗是“闲言语”，大概都觉得诗歌属于不正当场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也很失体面。但时至今日，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唐诗宋词等都被归入“严肃”文学，“严肃”得几乎像数学和哲学，连某些文科学子也觉得读这些东西是一种苦差事，一点都不High。如果不是要应考升学，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打电游、蹦迪、自拍、K歌……以至今年全国电游总产值一千多亿，相当于四到五倍电影业的全部产值。文学当然还有娱乐性，但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和教育的人对此不一定乐得起来，因此它越来越像“小众”产品。
文学的教化功能弱化
“教化”这个词在今天让很多人烦。但人类与动物有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的。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是文明教化的结果。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当年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人心很乱，如何教化？他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包括文学。
在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的时候，文学的教化功能曾被放大。“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之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艺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号角，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作家在那个时候被誉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但这不像是历史的常态，至少在眼下，就像作家阿来说的，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恐怕大多数是吃喝玩乐，饮食男女。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娱乐至死”是人间正道。作家财富排行榜每年也都炒作得很热闹。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大富大贵，但财富能否作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甚至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太荒唐，那么有关媒体是否觉得前一种炒作也太有土豪意味？
以上认知、娱乐、教化三种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哪些属于不可逆的变化，哪些属于可逆的变化，不容易看明白，常令人们困惑。由此产生的困境不全是因为文艺界无能，而是因为文化生态出现了剧烈变化，作者以及受众的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能知道天气变冷了是一种可逆的变化，不需要惊惶失措？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人死了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必须顺变而为？传统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销售额在下降，但从广义上说，手机段子不是文学？博客、视频、流行歌曲、电视剧等为什么不是文学？这些含有丰富文学元素的新型产品，以文学作为重要的支撑和动力，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进入了一个疯涨的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
既然文学并没有死亡，那么我们也许就应该明白变化中有哪些不变。换句话说，当今时代文学的理由在哪里，再造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在哪里？
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
电子数码技术便于传达视觉和听觉，将来甚至可望传达部分的味觉和触觉，但即便到那时候，语言文字仍然无法替代，文字之学还是大有作为的。钱钟书先生说过，任何比喻都没法画出来，比如说爱情，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脏吗？今天的人用“放电”比喻爱情，同样是不可画，你画一些插头、插座、电线，还是画电闪雷鸣金光四射？文学的修辞之妙，常常表现词语的错接、重组、巧配、虚拟等等，超越物质现实原貌的逻辑，因此不可画，也不可拍摄，是绘画和镜头够不着的地方。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抽象功能，同样是超物质和超现实的，比如抽象的“人”、抽象的“社会”、“思想”、“文化”、“代沟”、“生产关系”、“购买力”……也都是绘画和影视够不着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缺少了这些概念，回到一个只有画面和音响的世界，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就是说，文字工作者们大可放心。我们得承认文学的某些写实功能不妨移交给电子视听产品，让它们去做得更为“有声有色”，但文字仍然是人类的立身之本，文学甚至构成了文化的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并没有夕阳西下。
人类永远需要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
很多人活得较为物质化，好像觉得钱可以搞定一切。这种情况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钱当然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但是达到温饱线以上，对于个人幸福感来说，钱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步减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并不全是贫困的产物，相反到是物质财富增多时的常见现象。医学专家们发现，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传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这与价值观的严重缺失和混乱是否有关，值得人们深思。人是一种群居生物，人与人的关系要保持健康，保持温暖，获得价值和意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得“有情有义”。岂止是人，动物也有情，因此佛家给人和动物共用一个名号，叫“有情”。人更需要“义”，连黑道也是“盗亦有道”，要讲一点江湖义气的。这个“有情有义”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却是低成本的和低科技的，不需要秀豪华、秀奇幻、秀惊悚、秀3D、秀大牌明星等等来予以实现。可惜的是，有些专家对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对情和义用心太少，对当代生活中情和义的观察、体验、表现、创造用心太少。由此产生的文化空心化、泡沫化、快餐化，不成为华丽的过眼烟云实在也难。
好作家永远需要经验和学养两种资源
眼下有一些投资文学的“公司”，似乎文学生产可以工业化，雇几个“枪手”，包几间套房，签下合同，付出订金，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小说、剧本、报告文学了。有些商家和政府首长也相信这种生产方式。要说服他们，说文学不能如此急功近利，说好多“神剧”和“雷剧”就是这样闹出来坑爹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学没法大跃进，也很难工业化，否则华尔街一定包揽所有的文学奖了，否则那些海湾石油富国就能出几十个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了。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包括作家们人生经验和文化学养这两种资源的积累，只能厚积薄发，只能积沙成塔。就像前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是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行万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直接、深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但眼下作家们都都市化了，精英化了，甚至职业化了。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不少中国作家活得越来越好。我们肯定不忍心再把他们关进“牛棚”，或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当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段子，街头的几张八卦小报，十几次观光式的“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并无读书和思考的兴趣，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把他们送进名牌大学混个三进两出，戴上博士帽，统统高学历化，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
文学要繁荣，必须固本培元。但愿有更多作家同行—当然包括我自己，今后在经验资源和学养资源的积累上有所增进，国家和社会也为这种增进提供更多创造性的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舆论支持，还有包容和耐心。一种既有活力又有定力的文学繁荣，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2014年12月20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韩少功主讲《文学的变与不变》，马栋予黄相宜参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