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德国作家，他去世已整整一周年。作为德语译者，我很幸运，从1979年就与格拉斯结下了缘分。
最初读到格拉斯的作品，还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大学时，当代德语文学选读课本里有格拉斯《铁皮鼓》的章节，也从文学史和作家词典里了解到格拉 斯的生平和创作情况：1927年10月16日出生在但泽一个小贩之家，爱好戏剧和读书的母亲使格拉斯从小就受到文艺的熏陶。格拉斯最初以诗歌登上文坛。 1955年《幽睡的百合》在南德广播电台的诗歌竞赛中获三等奖。1956年的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和1960年的《三角轨道》既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受到 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联想丰富，激情洋溢，具有较强的节奏感。1967年的第三部诗集《盘问》政治色彩较浓，格拉斯也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
格拉斯几乎在写诗的同时开始创作剧本。早期的剧作如《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洪水》《叔叔，叔叔》《恶厨师》，明显受到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影 响。后来他还写了剧本《平民试验起义》和《在此之前》，试图将戏剧情节变为辩证的讨论，力求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格拉斯自称这两出戏是布莱希特“从叙事戏 剧发展到辩证戏剧”方法的延续。之后，格拉斯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1958年，尚未完成的《铁皮鼓》获得了“47社”文学奖，翌年正式出版，小说以家乡但 泽以及战后的联邦德国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手法，再现了德国从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历史。评论界称之为联邦德国50年代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 随后他又出版了《猫与鼠》《狗年月》，这三部小说被认为是德国战后文学早期重要的里程碑。自1972年起，格拉斯潜心于长篇小说《比目鱼》的写作，通过一 条学识渊博而又会说话的比目鱼和渔夫艾德克的故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写到20世纪70年代，诗歌、童话、神话和民间传说穿插其间，现实和历史相互交织，展 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评论家认为，作品的主题是表达对现实的厌倦，而作者则声称是要再现长期以来被掩盖的妇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讨妇女解 放的可能性。
1979年9月，格拉斯带着新作《比目鱼》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还没有任何格拉斯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华期间，格拉斯曾在北京大学和上 海外国语学院介绍了德国战后文学并朗读《比目鱼》部分章节。我当时正在上外德语系读大二，有幸见到格拉斯。1986年我进入《世界文学》当德语编辑。 1987年，编辑部拟出“格拉斯专辑”，由我负责选编，并和石沿之合作翻译格拉斯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后来，我还幸运地得到他亲自为《猫与鼠》中译本写 的前言。冥冥之中，命运似乎把我和格拉斯连在了一起。
1990年，我赴德国求学。1995年4月25日在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辽阔的田野》。朗读结束 后，我请他在1987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上签名。格拉斯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收到过的样书，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书时的愉快心情。此 后，我与夫人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把格拉斯的十多本书，包括《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蜗牛日记》《铃蟾的叫声》《相聚在特尔格特》《母 鼠》《辽阔的田野》《与乌托邦赛跑》《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对话》《局部麻醉》《德国人会死绝？》《我的世纪》《蟹行》《剥洋葱》《盒式 相机》介绍到中国出版。1999年到2013年之间，笔者还有幸翻译了《我的世纪》《蟹行》《盒式相机》。
在这期间，我也与格拉斯一起经历了他的辉煌与坎坷。1999年3月底我因参加《我的世纪》翻译讨论会，与格拉斯夫妇在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馆同吃同 住同工作整整三天。格拉斯不仅详细解释翻译《我的世纪》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结合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介绍了许多他本人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 用方言朗读了部分章节，给译者们增添了许多感性认识。遇到书里出现的经典老歌，格拉斯会轻声吟唱，尽管格拉斯夫人乌特几次都说他“跑调”；谈到书中跳舞的 章节，这时，擅长跳舞的格拉斯更是眉飞色舞。早年学过雕刻的格拉斯自称曾当过“石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格拉斯喜欢烹饪，对蘑菇 品种了如指掌，最早参加翻译讨论会的译者都曾有口福吃过他做的比目鱼。提到一种烈性酒时，格拉斯对我说，就像你们中国的茅台。他对1979年访华期间喝茅 台，对用火点燃茅台的表演记忆犹新，还说自己回到德国后，去中国饭店有时也会要茅台喝，还曾经为孙辈表现过点燃茅台。这个看上去很严肃的大作家给人留下了 风趣、幽默、机敏、善解人意的长者印象，所有人都很快融进了这个被格拉斯称作“第二个家庭”的圈子。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格拉斯作品翻译讨论会，我不仅被格拉斯的魅力感染，而且深感自己负有责任，我是惟一参会的中文译者，要尽可能地把作者的原意传 递给中文读者。就在我埋头翻译之际，瑞典科学院宣布将199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君特·格拉斯。颁奖理由是，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 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他的《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科学院 还称他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20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2010年，《我的世纪》在大陆和台湾同时 出版了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
与此相比，2006年出版的《剥洋葱》让我经历了一次“痛苦、难舍”的心路历程。这20年来，Steidl出版社每次都会在正式出版前把格拉斯 的新书寄给译者，已经成为惯例。这次收到的《剥洋葱》，不像《我的世纪》《蟹行》是打印本，而是印刷的，只是上面专门印了：在2006年9月1日正式出版 之前不得写书评。后来我才知道，Steidl出版社印了上千本寄给很多记者。第一遍读时，书中主人公参加武装党卫军的内容并没有引起我太多注意。但在8月 中旬，《剥洋葱》正式出版之前，格拉斯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法兰克福汇报》大肆渲染了书中格拉斯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经历”，一时间， 《剥洋葱》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标题新闻，格拉斯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面的猛烈批评。
年届八旬的格拉斯首次披露参加武装党卫军这一人生污点，需要极大勇气。为了袒露这个埋藏心底60年的秘密，他选择了自己历来对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回忆录形式。“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2006年的夏天，格拉斯经历了一段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面对责问，格拉斯建议大家先去看看书，并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作了解释。他说，他当年是 报名参加国防军，结果后来却被分配到武装党卫军，从军的主要原因是：“我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它，因此我自愿报名了。这也 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就把这事忘了。和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了 我的桌上。后来我大概是到了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关于秘而不宣的原因，他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的原因，我现在也说 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作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 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是被征入党卫队特种作战部队的，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在一个内涵较大的场合里对此予 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主题时，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这本传记记述了我12岁到32 岁这段年月的生涯，正是在这样一本书里我得以敞开自己的心扉。”
《剥洋葱》的内容极为丰富，文学色彩很浓，它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往事，而是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拉近，将两个叙述层面交 织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种“双螺旋”的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织，试图向读者说明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时代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及作家生涯 的。书中没有详细记录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少提及具体人名，在叙述一件或几件经历的同时加入许多小事和细节。读者在阅读中不难体会到老人对隐瞒参加武装党卫 队经历的悔恨和羞耻。格拉斯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与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纳粹思潮，作家不仅深恶痛绝，而且竭力通过笔 下的人物形象努力揭示其之所以曾经在德国能够蛊惑人心、盛行一时的深刻原因。书中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物与作家笔下的奥斯卡、马尔克、图拉互相映照。夸张一点 说，《剥洋葱》可被视为开启格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同时也让读者思考：如果没有这段曾被秘藏的“褐色”经历，是否会产生现在的格拉斯和“但泽三部 曲“？
《剥洋葱》引起轰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许多出版社立刻来信联系买版权，展开了一场版权争夺战。最后，译林出版社和时报出版公司分别获得中文简体 字和中文繁体字版权。在2006年10月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Steidl出版社还专门邀请各国购买了《剥洋葱》版权的出版社领导与格拉斯共进晚餐， 参加者有译林出版社顾爱彬社长和时报出版公司林馨琴总经理。我看到的格拉斯，虽然有些消瘦，也不像过去那么健谈、幽默，但是依旧精神矍铄，兴致不减。因时 间原因，我不得不忍痛放弃翻译《剥洋葱》，但受译林出版社委派，参加了翻译讨论会，感到很满足，收获也很多。
与《剥洋葱》不同，《盒式相机》(2008年)叙述的是家庭日常琐事，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细节，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组成的格拉斯“家庭相 册”。作者让子女们自说自话，回忆早年的生活经历和他们眼中的父亲。据格拉斯证实，书里叙述的有些是真人真事，有些则是虚构，纯粹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兴趣和 爱好。书中的那个盒式相机则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切。它经历战火却幸存下来，“可以看见不存在的或者现在还没有出现的东西”，而且能够预知未来。它的主 人——小玛丽或者老玛丽确有其人，即作者在书前题献纪念的玛丽亚·拉马，她是格拉斯一家数十年的朋友，为格拉斯及其家人拍摄了数千张照片。无所不见的老式 盒式相机和近似魔女的“咔嚓一下小玛丽”，无疑为该书增添了魔幻色彩。
如果说格拉斯在《剥洋葱》里写了自己的历史，在《盒式相机》里写了他的家庭，那么《格林的词语》则是他“爱的表白”(也是该书的副标题)。格拉 斯在《格林的词语》里只写了格林兄弟在抗议汉诺威国王破坏宪法遭到撤销教职和驱除后，开始了编纂《德语词典》的工作。他重笔描述了编纂工作的艰巨，格林兄 弟对编纂工作的执著等。同时，格拉斯对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段信手拈来，他所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也不时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格拉斯在历史与现实之 间，在格林兄弟时代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频繁穿越。至此，作家完成了自传三部曲，用“爱的表白”倾诉自己对德语语言的眷爱，似乎在为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文学生涯画上句号。《格林的词语》出版之后，媒体不约而同地将其称为格拉斯的告别之作。但是，创作力超强的格拉斯又出版了《在德国途中》、诗歌集《浮虫》 《勃兰特与格拉斯书信集》《我的六十年创作》。2015年3月28日，他还参加了《铁皮鼓》舞台剧的首演活动。据格拉斯的出版人Steidl说，去世前不 久，格拉斯刚完成新作《论有限性》，该书可说是“一次小小的文学性的大胆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