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法国作家加缪说过一句话非常好，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活得好，而是活得多。多比好更充实更丰富，文学就是让我们活得多的事业。
我自己的生命历程，要从祖父讲起了。祖父是国民党，在各处抗日，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去延安参加了红色革命，后来被分配到青海省剿匪，他是青海解放的前驱者之一。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他抗日时期参加国民党的事情重新被提了出来，被诬为“历史反革命”。文革后，整个家庭随祖父迁徙到青海省复职工作。我便出生在青海省海晏县，那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肯定知道一首很有名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在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写的。初中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一个更加西部的地方：德令哈市。海子在德令哈写过一首诗叫《姐姐》，他说“今夜只想关心姐姐，不想关心人类”。据说那个“姐姐”就是德令哈人。后来，我还回到陕西短暂地读过书。我的梦想和诸位一样，是考上清华大学，但我没有诸位幸运，我的分数不够，只好去了中山大学，到了广州。广东是中国当代移民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我才真正的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
当年让我最痛苦的，是坐火车这件事。假如从青海德令哈坐火车到珠海(当时前两年要在珠海校区上课)，你们可以看看地图。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快坐疯了，坐过的火车里程，可以绕着地球跑几圈。
我在本科的阶段开始写作，这时候就涉及到故乡的问题了。刚才楚兄说了，他一直是待在同一个县城，他对这个县城太了解了，而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哪里都是我的故乡，哪里又都不是我的故乡。我在广州待了16年，可算是我此刻生命的一半了。虽然我很热爱这个城市，可我也很难融入这个城市。我们知道广州有一个最厉害的屏障，就是它的语言，粤语。我现在会听，但是我不会说。作为一个北方人在那个地方，还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父亲的报复》，这里面虚构了一个父亲的形象，父亲很早很早就来到广州发展，他一直想融入广州，把自己变成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但他一直是失败的。广州跟北京一样，遭遇到了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拆迁运动，广州的小巷子都没有了，父亲突然成为了广州老建筑的保护人这样的角色，他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广州人都更爱广州，最终，他以精神抗争的方式赢得自己的尊严与身份。
但是乡关何处？一个人在面对天地的时候，只剩下渺小的自己。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路过青海的一个盐湖，叫察尔汗盐湖，那是中国最大的盐湖，里边蕴藏的盐可供人类吃上百年。高原盐湖，就是古代的海水在高原隆起之后形成的湖泊，在强烈的阳光蒸发下，只剩下浅浅的一层卤水。我第一次看到盐湖非常兴奋，水是绿色的，水边是白色的盐，你踩在上面像踩在雪地上，但那是盐，非常神奇、非常美丽，但是格外荒凉。盐湖附近是寸草不生的，没有一点绿色。在那个地方特别想写一篇小说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认识，然后我就构思了《听盐生长的声音》这篇小说。我用第一人称来写，写“我”去到盐湖看到了什么，但写到一半我写不下去了，我作为游客的身份融入不了这里。
这个小说放了半年，半年后，我突然有了灵感，小说中的“我”不再是外在观光者的身份，而是在当地生活工作的一个人。在当地有钾肥厂，“我”就是钾肥厂的一个工人，“我”在审视“我”的生活，这样整个小说的空间就打开了。文学为什么这么必要？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理解你不熟悉的、或者说外在于你的另外一种生活，文学就是在我和你或者你和他之间搭建一道想象力的桥梁。让我们能够理解彼此，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时代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外力，试图碾碎我们之间的联系，如果人的心灵不够强大，他就会早早失去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中国从《诗经》《离骚》开始，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悠久的文学传统。自古以来，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文学就是我们的信仰，它是一种对人、对活着、对存在本身的信念。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网络时代，维护这种信念格外重要。网络其实是让我们更加远离了彼此，而不是接近了彼此。因为网络看似是一个非常平面化的结构，但是它并没有让我们达到平等。我们知道为什么“大V”说话有人听，而我们说话没人听，就是因为网络的话语权更加显著。所以文学就是给我们这种弱小的个体以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能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来对抗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挤压。
所以，我最终无法把精神寄放在某个稳固的土地文化上，只能在大地上漫游，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听盐生长的声音》这本书的后记，我起名叫《没有故事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自己没有故事，而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没有故事，这个时代的个人没有独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时代生产传奇，我们每天打开微信，打开新闻都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但那真的不是文学，文学是我们作家用自己精神的力量，对生活的阐述以及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