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余秀华，在那个她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走红的冬天，所有报道都在强调她的身份，农村、脑瘫、诗人。大家用猎奇的眼神看她，听她混混吞吞地说话，想发现她身上的特别，把尖锐的问题磨得慢一点再问她，又害怕伤害她。
去年5月在天津的一场朗诵会上又见过她一面。负责她行程的女孩从机场接她，略带胆战心惊。朗诵会很顺利，之后的余兴酒席上，已近凌晨4点，她缓慢地说话，尽兴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潇洒痛饮的画面，一直清晰地印在脑海。直到前几天，再见到她。她为自己的新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来到北京。生活在她身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离了婚，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尽管她说自己的生活仍然在半空中，但明显地，表情和语气轻松了很多。
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和她心平气和地谈一次。问出那些看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比如上一段婚姻，比如被身体困住的情与爱。
我们聊了半个下午，比预想的时间长。她眼神里是亮的，所有的回答都是坦诚的。
一对反义词一直有形无形地出现在我的脑中，困守与自由，这是刻画她人生的一组词，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抉择。
采访结束的时候，忽然发现面前的余秀华，蜷缩在自己的身体里，但这个女人很大。
“离婚前后我的诗歌没有什么分别，
诗歌表达的是一个瞬间”
此前的报道里，离婚之后，余秀华的前夫向她要一笔长工费，算是这么多年在余家照顾她的补偿。
“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讲，我听了很多年，会觉得他很无知。婚姻里，哪有什么长工费。”
余秀华最后还是拿出了一半的稿费，给前夫买了一套房子。
“我心里很后悔，给他买什么破房子，真是的。”她双手捧起茶杯，把水咽下去。“但有时候觉得他挺可怜的，年纪大了，自己又没有很大的本事。”
新房子还是买在她们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办？凉拌。”她说，房子买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关系了。“当他不存在，只要关系解决了，我就不会再留你。”
离婚拉锯之前，纪录片导演范俭到北京，在工地上找到余秀华的丈夫，劝他离婚。他们常年两地分居。她恐怕更懂得“形式上”这件事吧。从距离，到心理。他们常年两地分居。“如果他真的在乎我，还有什么必要提离婚呢？”
有时候，余秀华想起前夫，会觉得这是一个懦弱的男人。“太软弱的男人不好。软弱的男人，心里是自卑的。自卑的男人不能要，他会把他的自卑转移到你的身上，这种自卑让一个人失去男人的担当。很多人吵架，都是因为男人的自卑，因为没有担当。我的前夫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要我父母给他做决定。”她从心里瞧不上他。“他情商很低，不会怎么去讨女人欢心。”
懦弱是她最受不了的事，甚至比出轨更甚。“如果我的丈夫有能力出轨的话，我兴许能更瞧得上他。他连出轨的能力都没有，是让人很绝望的一件事。出轨是要有条件的。”
离婚对她意义重大，她离开了被一张纸困住的十几年。“以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绑着我，虽然婚姻关系是名存实亡的，但是觉得那张纸还在，那种束缚就还在。”对她来说，离婚是很容易迈出的一步，她未曾举棋不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摆脱这种形式。”
两清了。
离婚给她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吗？“不能说是更好的，但自己心里很自由。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但我从未放逐过自己。”被困在婚姻里的日子，她写的诗里有突破桎梏的勇气。如今形式没有了，诗歌会不会少了些底气？她坚决地摇了头：“诗歌和婚姻确实有关系，但如果要看我离婚之前的诗歌和现在有什么分别，我觉得没有。因为一首诗本身表现的不是一段时期长时间的生活状态，而是一个瞬间。”
“很多人和我说，身体这样，能找到一个
男人就不错了，放屁！”
“去北京，总是感觉回家。”新书的后记，她这么写：“诗刊在那里，刘年在那里，出版社在那里，杨晓燕在，范俭在，董路，天琴……这些名字让我心疼，让我短暂依偎，虽然无法预计以后的事情，但是此刻，我想他们了。”
她从北京启程，预计是要对新书做一番宣传，最后回到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她真正意义的家。
那里，还有爸爸，和病重的妈妈。儿子20岁了，毕业之后再不会回去了，娶了媳妇就更不会。
“我也不想去城里，没必要。我爸爸思想很开放，他宠爱我，给我绝对的自由。”
话是这么说，但有时候，她父母——这双纯粹的农村的夫妇，和村里的村民一样，也不理解她，对爱情，对伴侣，对人生，对自由，总之对她脑子里那些与那片麦子地所生长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粮食截然不同的虚无的看法，对抓不着的那些东西的向往。“我和他们说不通。”
有时候她会很无奈，为什么残疾人想找一个对象那么不容易，“凭什么我身体残疾了，就没有权利找到一份好的爱情呢。”很多人和她说，身体这样，能找到一个男人就不错了，“放屁！村里的人很现实，她们不会站在我的角度想，觉得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前夫是正常人，觉得我的不听话是太叛逆了。”
乡亲们曾建议余秀华和当地的残疾人联系联系，美其名曰“残疾人可以和残疾人有心灵的沟通。”“让我找残疾人，坚！决！不！行！”村里有她认识的残疾朋友，“可以坐下来聊聊天，但实际上一句都聊不到一块儿去。一个都不会加微信。”就更别谈和他们发生一段故事了。
她说自己从来都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人，“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故事。生活很单薄，就是一个农妇过井底的生活。但是我的想法却和他们不一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不是我读书读多了？可是我也没读过多少书。奇怪啊。”
单向街的新书首发式上，有女孩念起《我爱你》，说这切实描绘了她向往的爱情：“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想起张爱玲在《流言》里写，“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会往往是第二轮的。”但在余秀华，这个在真正土地上长大的女人身上，仿佛也同样适用。
余秀华笑了，“没有爱情的人，才能写好爱情。我觉得这是一种补偿。”
她自觉自己可怜，但拒绝别人当着她的面可怜她，“凭什么可怜我。你哪个方面比我强，你说出来再可怜我。有人仅仅因为他的身体正常，就觉得自己有资格同情你，可怜你。我X。”
“回北京，就是回家。”余秀华又说了一遍。离开北京之前，余秀华把杨宗纬的《空白格》发到朋友圈，“你在北京，北京是祖国的心脏……”省略号里，不知有多少对这座城市复杂的情绪。她说人生就是一次次遇见又离别的过程。“武汉、成都、昆明，我都见过我的亲人。”
从回家，到回家。路很远。“灵魂何处放？这个倒霉的问题多么矫情，但我的确不知道。我说，人生是一场修行。”
“爱情本来应该是和风细雨的。像我这样
动不动就要死就一起死，或者先把自己搞
死。太走极端了吧”
来北京做活动，工作人员把余秀华安排在太阳宫附近的一家酒店住。酒店隔音很不好，隔壁一对情侣放肆地叫了一晚上，她没休息好。
第二天下午，她穿着旗袍，漂漂亮亮地听别人拿着新书《我们爱过又忘记》念她的诗。书封内侧，明确地写着她的过去：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
身体会不会让她在爱情面前感到沮丧？她没正面回答，“所以我现在心里装很多人。”
新诗集第一首诗是《写一诗给你》，写给一个叫阿乐的人，这个人，曾在余秀华心里呆了8年。那时候，她心里能装的人有限，“感情还是很深的，但现在一想，就是一个渣男。”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心里只装一个人，把一份感情放在一个人身上，当这个人不理你，你会很受伤，同样一份感情放在一百个人身上，一个人不回应你，那种受伤感会小很多。所以我现在心里装很多人。对这个人也可以调情，对那个人也可以。这样自己就好像不会受到伤害。”
她一边翻诗集，一边笑自己，“我就是一个花痴啊，给这么多人写诗。”手指划过这些名字：赠诗人陈先发，兼致雷平阳、沉河，致小引，写给东林……划到一首名为《午夜电话——给r》的时候她笑出声来，“这个r是谁我都不记得了。”
“我就是这么任性地在打发我的感情。但是真的希望有爱。”但是她也惶恐，不知道有了爱情之后可以干嘛。“有了爱情之后能怎么样呢？两个人一起睡了觉，又能怎样。爱有个屁用。真是的。想来想去很困扰我。”
“我们这个年纪，也没有那么多耐心和别人慢慢地谈。退一万步说，我有耐心，但别人却没有。”这种耐心，丧失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和杳无音信里。“好的爱情就是会短信就好了。”她的性格，是会在短信里直接写明“某某某，我想你了。”“我觉得这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写诗，是我喜欢他的一种表达，说‘我喜欢你’，也是一种表达。我就是现在变得很懒，不想在这些事情上动脑筋。”
然后她会收到一些回复，一言以蔽之：“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这也是她不会在微信里给自己喜欢的人写诗的原因：“写诗不是浪费吗。我觉得他看不懂。”
她曾经写文章说自己对一切虚拟的事物不感兴趣。“比如爱情。所以我喜欢谁，就会写去睡谁。睡了，这种虚拟就会破除了。以前很多人骂我，说我喜欢意淫，哈哈。老子就意淫了，怎么着。”
“还有很多男人和我说，我真的喜欢你，但我不能睡你，不然，爱情就没有了。”余秀华疑惑地抬头问我，“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说自己有时候很想厚颜无耻地说，哎，我今天在这里，过来找我啊。“哎，没办法，爱情就这样被我搞死了。”
从爱情，到身体。白羊座的她又对爱情有一种刻意而为之的审慎，“爱情本来应该是和风细雨的。像我这样求爱不得会把人搞疯狂。动不动就要死就一起死，或者先把自己搞死。太走极端了吧。”她觉得疯狂的爱本身就是一种绝望，“你不知道怎么办才会去做那些出格的绝望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在我40岁、50岁的以后，还能遇见那些让我疯狂去爱的人。”像是一个少女的梦，还沉睡在她的身体里一样，“但是睁开眼睛一看，现实里没有啊。”
采访结束，工作人员问需不需要送她回酒店。她说不用了，她要等一个朋友。吃完饭再回到书店，我看到刚才的那个位置上，已经没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