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6年的6月18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先生在莫斯科永久地停止了呼吸。他的作品《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在世界范围内都赢得了各类读者和各类批评家的广泛好评，尤其是《海燕》，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80年后的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次性集中推出二十卷本的豪华版《高尔基文集》，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〇年代编辑出版二十卷本《高尔基文集》，是在由夏衍、巴金、戈宝权、韦君宜、叶水夫、孙绳武、陈冰夷、姜椿芳、曹靖华、楼适夷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一编选工作联系着这些老一代学者自一九二〇年代以来的珍贵文学记忆，凝聚着他们参与现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心血，也寄寓着他们让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美好愿望。如今，在当前的中国，重新出版这套大型文集，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高尔基在俄罗斯
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场，至今矗立着高尔基的纪念像，它的底座上镌刻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俄罗斯历史悠久、影响颇大的《文学报》报头上，高尔基头像也和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并列，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代表，每周出现于读者面前。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计划编辑出版的八十卷本《高尔基全集》仍然在陆续问世，系列丛书《高尔基：资料与研究》《高尔基档案》等连续出版物还在继续出版，国际性的“高尔基系列报告会”依旧是每隔两年如期举行一次，历届学术报告会的论文也随之结集出版，代表高尔基研究新水平的专题研究著作仍在不断出现。这一切都表明，人文科学研究并不总是像时局和市场那样变动频繁。显示于俄罗斯高尔基研究领域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岁月的流逝和历史风云的变幻并没有使人们都像一些与时俱进的评论者那样，认定高尔基及其作品早已过时，而是依然感觉到他的文学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2.高尔基在中国
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早在一九〇七年，他的作品就被译介到我国来。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更为重视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鲁迅、茅盾、瞿秋白、巴金、郁达夫、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穆木天等现代中国文坛上成就斐然的人物，都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而且，他们大都留下了评价高尔基其人其作的精彩文字。中国文学界历来有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之说，这不仅是指他们两人在本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具有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相同基本意向。路翎、艾芜、张天翼、蒋光慈、夏衍、王西彦等现代作家，也在不同方面受到高尔基创作的直接影响。高尔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这种影响既有精神、思想和人格层面的，也有具体创作方面的。高晓声、张贤亮、高行健、乔良、舒婷、梁晓声、张炜等当代作家，或曾满怀深情地谈到高尔基对自己的震撼与影响，或显示出和高尔基相近的创作意向与风格，这都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文学依然受到高尔基思想与文学遗产的滋养。一九八〇年代，在我国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转换中，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对于文学的起死回生和复归本位，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当然没有忘记，最先做出这一精辟概括的正是高尔基。
3.高尔基的遗产
高尔基去世后，他的思想、创作和人格，依然浸润着他身后的一代代俄罗斯作家的心灵。他对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问题的忧心关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关于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卓越见解，对民族文化心理条件、道德水准与民族命运之关系的深邃思考，对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规律性的深刻洞察，等等，都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陆续出现的《静静的顿河》《切文古尔镇》《日瓦戈医生》等揭示历史复杂性的作品提供了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并在这些作品中获得了形象的展开。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作为当代苏联文学之先声的“解冻”文学的出现，其实是高尔基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恢复和重新确认的标志。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苏联文学中大量涌现的道德题材作品，则是对高尔基所致力的民族文化心态批判的一种悠远的呼应。一九八〇年代“回归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带有历史反思色彩的作品，同样可视为当年高尔基的思考、探索和追寻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