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作家·出版家：聂震宁的三重身份

聂震宁

　　2009年，时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的聂震宁站在第十届“韬奋出版奖”领奖台上接受这项个人出版成就最高奖项。也许他还没想到，两年后自己会接过韬奋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的接力棒。

　　2011年8月23日，聂震宁正式卸任总裁职务。一个月后，他被邀请到福建做关于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辅导报告。回到房间，刚听说聂震宁退休消息的著名作家、老友王蒙打来电话表示问候。王蒙说，退了也好，想写就写，想玩就玩，更能掌握自己的时间。聂震宁笑答，自己正好在福建讲学，看来还是要继续研究一些出版问题，继续思考一些文化问题，继续开拓一些写作内容。他们的谈话预示着聂震宁退休后的生活模式。实际上他没能像王蒙所说“想玩就玩”，反而比以前更忙了。

　　一

　　作为我国新闻出版界唯一的公益性基金会，韬奋基金会成立的宗旨是研究、继承和传播韬奋精神。聂震宁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基金会在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开展韬奋精神和文化遗产的研究上有进一步的开拓。

　　“成功的最大要素，都是适宜的人才。人才如能各得其所，社会上种种事业，都能因此增加效率，进步得格外快。”聂震宁将这句话郑重选入《韬奋箴言》。其实，他早已将人才管理融入到自己三十多年的出版实践中。“越是信息海量的时代，越是出版传播网络化时代，越需要善经营、懂管理的新闻出版家，越需要真敬业的新闻出版家。这就是今天我们身处媒介融合的环境，仍然要坚持继承弘扬韬奋精神的理由。”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韬奋精神与出版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上，聂震宁说。在韬奋基金会，他更是将现代出版人才的培养纳入工作目标，创办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并亲力亲为，连续几届论坛都做主旨报告。

　　第一届是在北京举办的“出版人才培养”专题论坛，第二届是在安徽举办的“中国好编辑”专题论坛，第三届是“现代编辑领军人”专题论坛，第四届是“‘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人才”专题论坛……聂震宁娓娓道来一年一届的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主题，目前这一论坛已经纳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干部教育培训计划。真正懂得企业管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懂得企业的人才管理，邹韬奋一直强调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而韬奋基金会的工作，无一不关乎于此。每次论坛活动的同时面向全国出版业和大专院校举办主题征文，每次能收到150篇到180篇征文，这对广大出版界的从业和准从业人员来说，既加强了沟通和学习的机会，又提升了思想境界，也使更多的出版从业者认识了解获奖者，汲取优秀出版人物身上的正能量。

　　2015年11月5日是邹韬奋诞辰120周年，韬奋基金会和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投资拍摄电影《韬奋先生》(暂名)，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韬奋全集》(修订本)，继续开展韬奋研究并出版研究文集。而作为韬奋基金会“领头羊”，聂震宁以几十年的出版经验重新领悟并反思韬奋精神，写出了《韬奋精神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以邹韬奋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是我国新闻出版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韬奋精神也已经成了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然而，究竟什么是韬奋精神，韬奋精神有哪些内涵，业界却很少有相关的研究和全面表述。在《韬奋精神六讲》中，聂震宁将“韬奋精神”归纳为“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用六个章节展开叙述，用事例、故事勾勒出邹韬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一生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

　　受三联书店的委托，聂震宁从14卷《韬奋文集》中选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语录，按内容编成七辑，出版了《韬奋箴言》。回顾整个写作过程，他觉得这既是从韬奋先生奋斗的实绩中提练描述一个个感人故事的过程，更是全面学习理解韬奋精神丰富内涵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自己作为一名当代出版人接受韬奋精神全面而深刻洗礼的过程。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十数次提出设立“全民阅读日”。他认为，出版人要对全民阅读负有责任，应该引领读者。

　　二

　　“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在邹韬奋的教育理念中，立国之道，莫要于开民智，滋民力。而欲开民智，滋民力，舍教育未由。

　　担任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的聂震宁，同样看重教学，事实上这也推动了他在出版学术方面的研究。“今天的大学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大学。”他说，大学的教师和前沿问题联系得很紧密，聂震宁的长处是联系实际，大学的长处是学理。“大学的出版研究一定不要简单依附在行业研究，我希望有学院派的气派。学院派不好的一点是引经据典，脱离实际做无用功；好处是追求真理，讲究学理，敢于批评表达。”每年，聂震宁都要给新学生做院长报告，他提出学院派应该有真知灼见，有相当的气派和胆识，应该在出版研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建议在老师学生们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的同学进入出版研究专业学习，可能被告知是实用型专业。所以首先必须把实用基础学好，但只是这么学做不好编辑。”聂震宁提出，出版专业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加强人文素养的教育，加大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比重，决不能把这些学科的课程当成可有可无的安排。可以选哲学，那就把哲学学到一定程度；可以选文学，那就要成为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学生；可以选史学，那就要成为能够谈古论今的专门人才。学音乐，知道曲子怎么写，还要知道表达什么思想；做编辑，要了解书的内容，还要知道传递什么思想。人文素养不仅关乎素质，更关乎能力的提高，更是具备从业能力与否的核心问题。

　　几十年来，聂震宁笔耕不辍，发表文章阐发他对于当下出版界的思考。他喜欢思考问题，在思考中有新的发现，这已成为聂震宁的习惯。每次写作包括演讲，他要求一定要有新意和思想，否则自己也觉得无趣。“不能说要求一鸣惊人，但一定要有新意。”包括阅读也是如此，聂震宁不喜欢囫囵吞枣、生吞活剥，而是以敏锐的感觉在书中提取知识并化为已有。

　　这种创新性思维和善于思考的习惯使他在学界和出版界始终保有一种前瞻性。

　　三

　　邹韬奋的新闻出版生涯中，办报刊、做出版、开书店……事业一次次达到当时同业的高峰；他同时是一位负有盛名的作家，留下的作品和所创办的报刊相辅相成，从一定意义上支持了他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聂震宁也是这样做的。

　　“熔铸作家、学者二重身份于一身的聂震宁，他的文章是好读的，而且是值得信任的。”评论家王干认为聂震宁的新书《舍不得读完的书》背后更有力的支撑是——作为出版家的聂震宁研究阅读的秘密、破解阅读的秘密，并且把破解的答案写在了这部书中。他在书中回答了出版人、作家、读者最为关注的诸多问题：阅读的动力是什么？怎样阅读？阅读有哪些悖论？如何进行创意阅读？聂震宁带着这些问题写作，这显然和他的读书人、写书者、出版人三重身份有关。

　　在聂震宁看来，他的读书生涯里有五种书可以好好说道——“第一种是急着要读的书，第二种是急着读完的书，第三种是需要慢慢读的书，第四种是值得反复读的书，第五种就是舍不得读完的书。”聂震宁说，舍不得读完的书，往往是个人挚爱的书，精神气质契合的书……当一本书让我们读到舍不得读完的时候，就是达到物我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了。

　　他在《舍不得读完的书》中写道：“我想知道我们的读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出版物？为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办？”他在书中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那些有文化、希望发现阅读的秘密的人们。这部关乎分享阅读秘密的图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半年时间内已三次印刷。

　　“我做事情有一个原则，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对与不对是第一个层次，好与不好是第二个层次。我一直追求好与不好。”聂震宁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聂震宁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就读期间，就写出《暗河》等中短篇小说，其中《长乐》在《人民文学》首发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1986年优秀短篇小说选。作家李国文曾为聂震宁的小说集《长乐》作序，说文学是聂震宁的一条不归路。是的，聂震宁爱文学，亦爱出版。回望三十余年的出版历程，出版也许更称得上是聂震宁的“不归路”。但是，谁又能说这些积淀和独特的感悟不会化作他的另一部大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