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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 张芳曼制图 
《草房子》的封面。 张芳曼制图 
《青铜葵花》的封面。 张芳曼制图
《火印》的封面。 张芳曼制图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曹文轩实现了华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近日，本报记者就儿童文学与读书创作等有关问题采访了曹文轩。
儿童文学是培养
高雅趣味与高贵品质的文学
记者：首先祝贺你斩获国际安徒生奖。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奖项？以安徒生命名这个大奖是否意味着对经典儿童文学传统的一种接续？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大河的源头之一就是安徒生，中国儿童文学的躯体里流淌着安徒生的血液。这鲜艳而纯净的血液一直滋润着中国的儿童文学。但是，现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似乎有一种趋向，就是安徒生的种种品质和情调，比如忧伤、美感、悲悯、纯净、高雅，正从儿童文学的文字世界中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喧哗、热闹、空洞的傻笑。中国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过去一些值得怀念的美好东西摧毁掉。他们认为安徒生是可以怀疑的，要往安徒生脸上吐唾沫。好在，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内，认为安徒生是活着的，还活在他的作品里，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精神依然是人类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国际安徒生奖”的设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就是一个证明。
记者：安徒生奖颁奖词中提到你的作品“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其实童年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幸福与快乐的，可为什么你更愿意选择书写悲伤与苦痛？
曹文轩：我小的时候很贫穷。当时中国的农村发展很缓慢。自然灾害再加上人为因素，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今天再回过头去看，我那样的一个童年，却给了我许多非常重要的生活积累。因为生活贫困，人人都满怀着真诚的爱。小时候的许多事至今仍在我头脑中留有极深的印象，这种艰苦生活是我提笔写作的一大原因，也是我今天创作的基础。
苦难主题确实是我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这个主题不是凭空强加于我的文字的，而是我在对人性、存在、世界感知之后的切身体验，是我的一个判断。我相信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并不拒绝苦难，实际上苦难是无法拒绝的。与其逃避它，不如接受它，永远在面对它的时候保持优雅的风度。与其仇恨它，不如面对它的时候抱有感恩之心。我愿意向我的读者传输这样一种对苦难的解读和态度。
记者：有的作家认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小读者看的，因此内容浅显。我也感觉在儿童文学界似乎有一种“身份焦虑”，大家感到儿童文学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你怎么看？
曹文轩：从文学性来讲，儿童文学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滞于读者的童年，是根本无法跟随这个读者一路前行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可以让一个孩子在长大以后，甚至垂暮之年，都还念念不忘，都还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可以伴随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的。
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为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对这种姿态都不屑一顾。E·B·怀特曾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任何东西，孩子都可以拿来玩。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蹲下，没有必要；儿童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确实有儿童的天性，但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儿童文学应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所以，儿童文学的读者并非确定不变，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将他们培养成最好、最理想的读者。
记者：据介绍你有50多种书被翻译到国外。你觉得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在向外传播的时候，是否还存在着不易逾越的文化隔阂？
曹文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被本国民族所理解而世界无法理解的伟大作家。美国著名作家弗兰克·诺里斯在论什么样的作家为伟大作家时说：“成为本国头号伟大作家的，他必然不属于那个国家，他必将和托尔斯泰一样，是全世界的财富；提到托尔斯泰，难道不首先说他是小说家，其次才说他是俄国的，不是吗？”
所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应当积极走向世界。作为承继几千年文学传统的中国当代作家，有责任与世界各民族的作家一起，为人类创造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并且通过自己文学的优质，对国际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研究走向世界的前提和方略。相信世界总有一天会克服偏见、语言等障碍，看到东方的中国有一块崭新的、并越来越生机勃勃的文场。
读书的后天伟力
可以化普通为神奇
记者：怎么看待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曹文轩：读书人的气质是由连绵不断的阅读潜移默化养就的。我认识的一些先生，当他们安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叙事或论理，当他们站在讲台上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地讲述他们的发现，当他们在餐桌上很随意地诙谐了一下，你就会觉得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让人过目不忘。有时我想：如果这些先生不是读书人又将如何？且不说他们的内心因精神缺失会陷于平庸，就说其表，大概也是很难让人记住的。此时，我就会惊叹读书的后天伟力，它居然能将一个外表平平的人变得如此富有魅力，此时，你会真正领略“书卷气”的迷人之处。
记者：世界上读书人很多，但将书读好的人很少。读书也有门道。能否谈谈你的读书之道？
曹文轩：我认为个性是读书的关键，是读书能否获得最大利益的根本。很多人都在读书，但未必谁都能将书读好。而书读不好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人的书读得全然没有个性。许多年前，我曾在北大的课堂上说：读书也有一个拒绝媚俗的问题。除了一些大家都应该读的基本书之外，一个人读书应有自己的选择。做人忌讳雷同，做文忌讳雷同，读书也忌讳雷同——读书一雷同，也就什么都雷同了。因此，聪明人读书，会独辟蹊径。一个人说：我不读别人读的书，只读别人不读的书。此说也许是狂言，也许是极端，但这份决断也有可取之处。到别人不常进入的领域去淘别人不淘的书，就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知识，就会发出另样的声音。这个道理如同走别人不曾走的路，就会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风景一般。
记者：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虽是好事，也有误区存在。可否结合当下的读书状况，谈一谈都要留意哪些读书的误区？
曹文轩：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当我们用尽天下最优美的言词去赞美读书时，我们却同时面临着很多的、无意义的、劣质的，甚至会使人堕落的书。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图书丰富的时代，却有可能是一个阅读质量下降的时代。读不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甚至可以被解读为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而我以为读什么书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记者：那么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该如何选择图书，尤其是对于尚无分辨能力的孩子？
曹文轩：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之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是有区分的：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前者与后者谁更有价值，只是说，图书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犹如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上面漆。
对于孩子而言，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与孩子的认知能力相呼应。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
另外，地有地脉，文有文脉，书也有文脉。我常常想起我小学五年级时的读书。那时候不像现在书多得满坑满谷。我的父亲当时是小学校长，他有一书柜书，里头有些鲁迅作品的单行本，我拿起这样的书看，一看就进入了痴迷状态。进入中学之后，我每每写起作文来，就觉得鲁迅的精神、鲁迅的思想，乃至鲁迅说话的语气与腔调，顺着我的笔杆静静地流淌到纸上。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那种东西叫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知道了，那东西叫“文脉”。如果长久地接触不到有文脉的书，那么孩子们的写作可能会停滞在枯涩的状态之中。
经典的作家
都是在做“感动文章”
记者：文章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能否谈一谈你写作的经验？好文章如何做？
曹文轩：写作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是我的家。
不仅我自己如此，我也曾经给孩子们讲写作，我说：一个人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你日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从军也好，从政也好，从工从商也好，都得有一个基本的本领，就是写作的本领。也许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所以对于文章的形式非常在意。而这种文章的感觉，首先要从语文教育中获得。
记者：语文教育一大任务就是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这些年你以大学教授身份深度参与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此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曹文轩：审美教育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教育的视野，这是教育的一大缺失。这一缺失只能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一些优美的文学作品来弥补。事实上，文学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具有这样的功能。我们人，不仅仅要成为有思想、有知识的人，还要成为有情调的人。而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助于培养人的情调。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间，就把情调输入人的灵魂与血液。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也就是审美教育课。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应当明确这个担当。在弥补现行教育的缺失方面，语文老师的责任和担当是无法替代的。
记者：谈到写作，不管是创作还是评论，往往各种观念与理论很流行，有时候是观念就像个筐，故事、题材都往里面装。
曹文轩：其实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在漫长的岁月中都在做着一篇“感动”的文章，但这个“感动”的文章到了现代派这里就不再做了。现代派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思想的深刻上。这种对思想深刻的无节制追求，到了后来几乎堕落为变态。当然，现代主义在将人类的思考引向形而上的思想疆域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代派放弃做“感动”的文章则无疑是愚蠢的。文学具有悲悯情怀是先验性的，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是因为它有悲悯情怀。现代形态的文学对古典形态的文学的叛逆，许多时候是有意为之。理由是没有的，因为你向东，所以我向西。事实上，当前的社会在进入现代状态之后，人际关系变得松懈，人的感情日益荒漠化，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悲悯情怀。当然，要说明的是，做“感动”文章，绝不是说去做煽情文章，更不是让自己的宝贵文字沦为矫揉造作的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