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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散文的理解，就是对乡村的认知。我以为乡村是母性的，乌托邦并未失去。我们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仍然需要理想来观照现实。甚至可以作为一种信仰，如同基督教传统中的天堂。
张丹丹：您的散文中很多关于乡村与成长过程的美好回忆，您觉得您写的这种乡村是已经逝去的乌托邦，还是您现在看到和理解的乡村？您如何看待现在反复引起关注的“三农”问题，和农村凋敝的现状？
宋长征：我不否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书写了乡村美好的一面。说实话，我到现在也生活在农村，家里有几亩耕地，有一处院落，尽管十几年了没人居住，但每次回到村里还是想去看看。院子里的树在疯长，随便落下几粒种子，几年就能长成一棵小树；院子里的草也在疯长，墙头上，屋顶上，但凡有一点空白的地方都能看见草的踪迹。母亲养过一头或者几头老母猪的猪圈，如今空空荡荡，只留下一个方形的轮廓。一口粗粝的石槽，底部被耕牛粗糙的舌头舔得无比光滑。还有记忆中的小厨房，虽然早已坍塌，但留给我的是菜蔬、谷物的醇香。
这就是一个人的记忆，即便以后离开千里万里，也不能改变的记忆符码。我对散文的理解，其实就是对乡村的认知，我以为乡村是母性的，从第一座村庄开始起，就担负起了哺育儿女、养家糊口的责任。很少会有人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不美好的，母乳的味道，汗水的腥咸，甚至包括她风风火火走过田野的样子，我们也会觉得她是我们生命中的神——神缔造了万物，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如此，就不难理解当我落笔的时候，乡村母性的一面就延展开来。
我是有所寄托的，单在散文这个文体上，我想它应该就是一件艺术品，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感情与思想，并承载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传承，唐宋散文的韵致，思绪的飘逸与情怀；比如空灵，汉语表达的诗意，以及语言所能勾勒的画面与音符。
乌托邦并未失去，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仍然需要理想来观照现实。甚至可以作为一种信仰，如同基督教传统中的天堂。
我所写到的乡村，需要简单划分一下。一是刚开始时的性情写作，有很强的表达欲望，无论是记忆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笔下流淌出来。是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当我确定了某个主体，所有相关的记忆、画面、人物、场景瞬间复活，通过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形成文字，包括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时期的很多作品。
写作是需要练习的，当熟练了技术层面的操作之后，我开始反思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价值，究竟该用何种姿势面对乡村，究竟该用哪一种笔调来描述当下的乡村生活。“三农”问题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农业、农村与农民，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书写者，是不能逃避这样的诘问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记》作为较好的范本提供了书写的可能。我与很多人不同，既作为经历者又作为书写者，看见了村庄的每一个时态，几千年缓慢的生长，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文明的瓦解，仿佛在一夜之间让乡村失去了方向。老屋坍塌，老人离去，老院荒芜，田野撂荒，青年人四处游走，让乡村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乡村是无奈的，因为从一开始乡村就不是作为引领历史的主导者出现的。村人也是无奈的，在时间洪流面前，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只是通过一己之力来为一个家庭带来物质上的填补与修复，尽可能让一家人安然度日。
·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下一个“乡村哲学家”，我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农耕文明，以期成为一个博物的人。书写乡村风物，书写草木大地，书写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脉络与传承。
张丹丹：您在《村庄在上》中写道“村庄里没有哲人，也不繁衍思想”，您的作品某些语言却处处透露着哲思，比如“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我从风中走来，又无数次陷入风的围困。”还有早些年的刘亮程也被称为“乡村哲学家”，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宋长征：我写《村庄在上》，是把乡村作为一种神性的存在来书写的，从诞生到信仰，从生活到泥土大地，有意无意间书写了属于我个人的乡村精神图谱。
语言就是这样，越是刻意营造越是生涩与隔离，倒不如顺着思绪的延展而流淌，这得益于我平时对诗歌的喜好。早年喜欢诗歌，也曾写过一些，但始终没有拿出来示人，或许还是一种敬畏心吧，当一个人熟悉了某种语境之后，会很快进入状态，并以熟悉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是不懂所谓的哲学的，有限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最近几年的阅读。我也不喜欢随便摘引别人的句子，那样我会觉得在语言上成了一个有劣迹的人，这种感觉很不好。仔细想，所谓的哲思也是村庄与田野所带来的，农人早出晚归，不过是简单完成了一天的劳作，他们看草木时的神情是与他人不同的；草木春荣秋枯，在大地上走走停停却从未死亡，一俟春日到来就会漫山遍野；鸡鸭牛羊也是村庄的一部分，既能带来食物上的填补也能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我母亲就是这样，到了晚年仍然坚持养些鸡鸭羊，每天惦记着，在院子里自言自语。我以为它们能听懂，通过动物之眼看待村庄与豢养它们的主人。是乡村教给了我这些，生长与死亡，快乐与悲伤，消失与传承，无奈与活着。
刘亮程是我早年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带给我的是启蒙式的洞察与书写。在一个名字叫黄沙梁的村庄，一群生活在村庄里的人，背面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的质地与精神，让我找到了自己进入村庄的方式。毕竟，有某些相同、相通的气息，几乎相同的村庄与农人，祖祖辈辈生活在一座小小的村落，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但我以为那是有局限性的，如同我在写完《住进一粒粮食》系列作品之后，陷入短暂的困顿。
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下一个“乡村哲学家”，我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农耕文明，以期成为一个博物的人，书写乡村风物，书写草木大地，书写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脉络与传承。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我尚处在艰涩的学习过程中。
·我喜欢法国作家克莱尔的一句话：乡土和孤异是我们通向普遍世界的唯一道路。意思就是无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能改变我们的乡土基因。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划分没有本义上的不同，一样通过人性的勾勒与描述，只不过是生存的地理位置不同。
张丹丹：很多致力于写“乡土中国”的作家，无论是在取得成就后，还是必然地在走向城镇化的道路过程中，多数后来会居住城市，甚至专职写作，题材也还是乡村。您会这样选择吗？作为评论界认为的“在场主义”写作的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写作？比如“不在场写作”可能面临与所写对象脱节的危险，但也许获得了一种远距离客观的态度。在场写作与对象贴近，观察真切，往往又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宋长征：我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是一个冷静的人，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可能这中间会有失偏颇，比方说城市对乡村的拒绝与鄙夷，我会感觉到极为不适。但我暂时不会改变自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处处存在这样的情况。与城市相比，村庄是弱势的，就像一个年老色衰的母亲，她已经熬尽了自己的血水与奶水，陷入深度营养不良；而我们仍然向往乡村美好的一面，安静与闲适，纯净与素朴。这是一个悖论，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呢——当城市不再是生活的首选之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构建一个缓冲地带，让素朴的民风流传，让城市过剩的物质文明反哺乡村？
我骨子里是一个乡下人，我想即便有一天离开了生存生活的那片土地，也还是不能改变身体里的基因。沈从文的书写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湘西，边城的人事与记忆，构成了他的文学地理。我喜欢法国作家克莱尔的一句话：乡土和孤异是我们通向普遍世界的唯一道路。意思就是无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能改变我们乡土基因。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划分没有本义上的不同，一样通过人性的勾勒与描述，只不过是生存的地理位置不同。
我不做身份上的假设与揣测，因为那毫无意义。我想过，即使一辈子生活在乡村也没什么不好，不用去担心房子与车子，不用为了所谓的体面苟且与奉迎——这有悖于正常的文学表达。乡村是我写作的根源，我要做的就是如何忠实记录下来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改变的风物与精神，如何更加清晰地梳理出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断裂与衔接。
·我写物有两种状态的演变。一是形而上的，让物具备了生命与气息，大略就是诗意存在，并通过较为空灵的描述，让物落在现实层面。二是考据性质的书写，这需要大量的阅读《事物纪原》，《考工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天工开物》等古籍。
张丹丹：为什么想到用乡村的这些“物”来承接历史、书写乡村？我们知道为此您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并对农耕史和乡土史进行考证。您对以后的创作道路有哪些设想呢？比如会书写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种种阵痛吗？
宋长征：以物进入文学描述得益于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启迪，里尔克在《罗丹论》中说：罗丹的雕塑不是摆姿势而是生命，而且只有生命。由此，我也发现无处不在的乡村之物在默默中引领我们前行，砖与瓦构筑成遮风避雨的房屋，那些琐碎的物件构成我们的乡村生活，蔬菜与粮食填充了我们的血肉，大地上的生灵带给我们无私的帮扶与感动，在这里，无论是静物还是动物，都有了具体的形状与生命，它们也有自己的诞生与死亡，在短短的一生中带给乡村便捷、并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前行。
我写物有两种状态的演变。一是形而上的，让物具备了生命与气息，大略就是诗意存在，并通过较为空灵的描述，让物落在现实层面。二是考据性质的书写，这需要大量的阅读《事物纪原》，《考工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天工开物》等古籍。我在阅读中发现真正使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恰恰是物所带给我们的指引，他们或许本不存在，因了人类的创造而具备了自己的生命与气质，并得以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继续生长。由原始而机械，由刻板而丰富生动。
当然，写物不是单纯的为了写物，状物，正是因为物与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会通过一个视角进入对人物与事件的书写。《猪简史》，《柴薪记》，《高粱通史》，《人间脂膏》，《土陶本纪》，《农具诗》，《乡村游戏谱》等系列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其间颇多涉及对乡村人物的描述，对命运，生存，以及乡村精神与生活状态的刻画。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选择虚构这种题材，进行更深层次的描述与追问。在书写上，我崇向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不刻意，不轻易转换题材，直至瓜熟蒂落。我相信自己能并且进入自由转换。至于在走向现代化的种种阵痛是我一直书写的，有时会潜隐在字里行间，只不过粗浅的阅读很难发现而已。
·文字所承载的，无非是世界带给我们的体悟与感动，并通过阅读的方式继续生长，接受美学的诞生。当一篇作品诞生，就如同完成了某种神圣的仪式，它的气质与神韵，内涵与价值，在等待更为客观的确认。
张丹丹：对于您的《趟过小河是故乡》等一些作品多次被中学语文阅读题引用，您也有去中学语文课堂上讲写作的经历，可以说您已被语文教育界认可，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宋长征：我是一个中途辍学的人，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学历证书，不是不想上学，是当时的家境确实窘迫，我又不想看见母亲为难的样子。学习写作肯定从语文开始，我对字词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偏好，书写，阅读，并组构成章节，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到现在也还是，每当写完一篇作品，我会很认真从头到尾读下来，一是顺便修改，一是在文字中找到那种熟悉的感觉。每一个写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语言的天分，或粗粝，或磅礴，或委婉，都有属于自己的气息弥散在字里行间。我少年时喜欢读诗词，平仄与韵律就会很自然地呈现在作品中。
这应该是一位写作者的最基本要求，应该也正是这种偏好，让他们发现，并移植到语文阅读，作为考题来难为学生。很多人也许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作为阅读出现，可能是觉得那样流于肤浅。我对此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自喜，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阅读并记忆呢？文字所承载的，无非是世界带给我们的体悟与感动，并通过阅读的方式继续生长，接受美学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作品的意外价值，那么我的某些篇章，是不是也会因此而具备了自己所不熟悉的意外之处——作为一种坐标，来考验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还是回归到散文的美学特征上，当一篇作品诞生，就如完成了某种神圣的仪式，它的气质与神韵，内涵与价值，在等待更为客观的确认。
·散文的好，在于书写的随意性，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写散文，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我发现自己经常无所事事后，不得不选择一种方式来排遣内心的荒芜与孤独。而我所处的地方正是乡村，我的身份让我恰如其当地选择了乡土散文。
张丹丹：在当下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文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审美层面的，处境似乎不容乐观，尤其是像诗歌、散文这样的文体，更逐渐地遇冷，您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散文这种文体来表达乡村呢？您是会坚持写散文，还是会尝试向其他文体转变呢？
宋长征：我对文学的理解，首先文学一种是私人化的行为，就像村子里的一位木匠，先把木头剖开，然后绳墨规矩，裁剪成自己需要的尺寸，开凿榫卯，做成一件实用美观的家具。
老舍先生也曾说：“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
再者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能看轻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那么我也是作为一个写家出现的，写自己想要书写的情感，写自己所期望的作品的样子，写乡村物事，人间冷暖。
有关文学的冷遇，我想一定程度上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一个人活在世上，只要过得足够快乐，一不妨碍他人，二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就好。至于文学，纯粹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需要的人会渐渐靠近，不需要的做一些有益身心的事情也好。
而散文的好，在于书写的随意性，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难度也恰恰在此，当软文、鸡汤大量出现，充斥着人们的眼球，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到底应该用何种方式才能准确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到底用什么样的视角才能剖析人性深处的美与恶？
我写散文，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我发现自己经常无所事事后，不得不选择一种方式来排遣内心的荒芜与孤独。而我所处的地方正是乡村，我的身份让我恰如其当地选择了乡土散文。门一旦打开，乡野的风吹开每一个毛孔，所有的物件、记忆与场景纷至沓来，就有了书写的可能。
·喜欢的作家还是有的，譬如沈从文，譬如蒲松龄，譬如莫言、张炜、刘亮程，还有梭罗，伦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写作。到现在我还很喜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我的枕边书。
张丹丹：古今中外，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您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宋长征：就像生活经历，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没有青春的人，十八岁出门远行，所经历的都是成人的劳作。在阅读上，几乎没有系统的学习与阅读，比较杂乱无章。但喜欢的作家还是有的，譬如沈从文，譬如蒲松龄，譬如莫言、张炜、刘亮程，还有梭罗，伦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写作。
到现在我还很喜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我的枕边书。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本家有个年轻人从新疆回来，带了几本白话文的《聊斋志异》，有插图——书生、狐仙、树妖，生生死死，恩怨纠葛，让我很早就知道了除了生活之外的文学的好。
以至于后来在参观蒲家庄时，生发出很多感慨。蒲松龄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后却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我也有这样的梦想，哪怕一生能写出一本像《聊斋志异》的小书就够了。伴随着读书越来越多，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一是文学基础的先天性不足，二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发现一座座文学高峰，难以逾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以及属于自身的天分，就当完成自己吧，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我是没有这种身份转换的，理发师，农民，作家，三者之间是相为补充，而不是分化与割裂的。人之所以生活，是因为生活的多彩与复杂，这才让我们无限向往更简单更纯粹的方式。
张丹丹：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协调您的作家身份和职业身份？
宋长征：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既不喜欢往人堆里扎，也不喜欢出门远行。因为在我的记忆之中，远行所带给我的无非是繁重的苦力与磨难，乃至尊严上的羞辱。这与现在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经历大致相仿。他们背井离乡，无非是为了寻找物质上的填充，来满足一个乡村家庭的需求，仅此而已。诗与远方，是一个太遥远的事情。
我2000年才在一座小镇上安定下来，和妻子在镇上开了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店面很小，除了能满足用度，也还能有些结余。日子简单而重复，开门三件事，打扫卫生，给顾客理发，吃饭睡觉过日子。
理发是一个不错的职业，起码作为我是这样认为，顾客上门，洗去仆仆风尘，让杂乱无章瞬间恢复到干净爽洁，他们满意我也满意，收取为数不多的薪资，各取所需。很少有人关心你是什么作家，什么身份。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就是大家平等相处，没有身份上的划分，也就没有了心理上的隔阂。除非有人知道了你是一个还会码字的人，他们会表现出对文化的仰慕，如果家里刚好有正在上学的学生，透露出某些信息，他们对文化的敬重极容易转换到人本身，会较为诧异地说：哦，你还是一个作家。
我是没有这种身份转换的，理发师，农民，作家，三者之间是相为补充，而不是分化与割裂的。人之所以生活，是因为生活的多彩与复杂，这才让我们无限向往更简单更纯粹的方式。物质的极大丰富，造成了物欲的泛滥，致使人的选择变得功利与盲目。这让我警醒，无论未来如何，我会记得自己的来时路。
·我庆幸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前辈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摹本，让我们蹒跚学路。我所耿耿于怀的学院化训练，实质上指的是有关文学常识的系统化学习与阅读，我缺少这样的机遇，所以觉得弥足珍贵。
张丹丹：您说您没有经历学院化的训练，那么在起初习作的过程中以及在后来的文学道路上，是自己摸索出独特的风格还是有意学习和模仿前辈作家呢？
宋长征：我并不忌讳说自己开始阶段的模仿，甚至现在，读到一个气息较为相近、喜欢的文本，也还有这种冲动。因为佳作之所以是佳作，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有它普遍的价值所在，可以称之为钥匙。一把身份较为相近的钥匙，打开的一定是一把质地相同的锁。
我庆幸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前辈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摹本，让我们蹒跚学路。我所耿耿于怀的学院化训练，实质上指的是有关文学常识的系统化学习与阅读，我缺少这样的机遇，所以觉得弥足珍贵。还好，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现在解决了部分问题，来到鲁院学习，让我有机会感受久违的学习氛围。
一个有羞耻心的人是不会一直保持一种同样的状态的，即便是最初的模仿，我也时常告诫自己仅限于语言、气息以及结构上的铺排。情感是不可复制的，生活的场景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人的性情是不可复制的，私人化的思想与判断是不可复制的，这样才能更有效体现我们的个人价值。
我以为自己仍然处于一个漫长的学习阶段，在向前辈大师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文学需要创新，体例上，表达上，以及对人性的挖掘上，都需要更加敏锐的视角。我不希望内心与外部生长过快，尤其在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写作者身上。
·我阅读的断续一般不会与写作发生冲突，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断片式、跳跃式阅读，劳作的间隙读一些文章权当休息。同样，写作也是，我用解构的方式将素材归纳分类，以便在书写时更加从容。
张丹丹：您的创作过程与创作心态是怎样的？通常都是一气呵成的，还是像您阅读那样，是在繁忙的生活中断断续续写就的呢？
宋长征：我练习散文写作大概从2008年开始，家里买了电脑，闲来无事就上网敲下一些文字，很不成熟。后来无意中有作品被杂志选用，激起了写作的欲望。
由于开店的原因，时间比较零散，白天干活，只能晚上写作。另一个原因是小镇上比较嘈杂，各种叫卖声、电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容易干扰思路。有了合适的素材，我会很快记下关键词，作品的思路基本定型。有人戏谑，会不会在给顾客理发的时候想文字的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理发是技术活儿，时间长了油过钱孔而钱不湿，作品是思想上的事情，两不耽误，基本上到了晚上的时候，一篇散文就有了雏形。
接下来的写作会是轻车熟路的，由于时间的积淀，那些零散的字符、章节，只需要我在短时间内贯穿起来，以情感为主线，以想要表达的物事作为路标，书写下来。有时我想，最为酣畅的时刻大概也就是短时间的写作了，人坐在沙发上，情节、语言在空气中漂浮，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从某处摘下来，写在方格稿纸上。
我早期的作品都比较短，也是因为时间所限，它们游移、漂浮，但以乡土为根，所以并不显得肤浅与轻佻。这样的写作持续了四年时间，期间我写了六十余万字，每年十几万字，有的发表，有的就此搁置下来，沉默在优盘里。我喜欢归零，凡是写过的作品会很快强制性忘记，所以也不大在乎它们的命运。但价值是有的，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是在大量无用写作之后进入到有效写作的层面。
我现在的创作心态尚属平稳，2015年签约山东省作协，每年要完成一定数量的作品，我尽量把时间充分利用，先不管发表与否，把想要写作的文字写出来，让自己尽可能的不太被动。写作这件事，说白了就是尽情尽兴，如果一旦囿于某个格子里，会适得其反。《草间夜话》系列，《乡村游戏谱》系列就是这么得来的，有意识的写作加上无意识的发表让我态度从容。
我阅读的断续一般不会与写作发生冲突，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断片式、跳跃式阅读，劳作的间隙读一些文章权当休息。同样，写作也是，我用解构的方式将素材归纳分类，以便在书写时更加从容——这有不好的一面，既写作过程中的无意识延展会被冲淡；但谁又能说脱离腹稿、不经过长期准备的作品肯定就是好作品呢？
不怕断断续续，就怕坐下来脑子一片空白，我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所以尽量让自己习惯现在的写作方式。一方面为了初心，一方面不干扰家庭与生活。
·写作首先是个人行为，从语言层面上，我更在乎如何继承汉语之美，韵律性，画面感，以及开阔的意境。从书写的对象上，我着手于乡村事物的纹理，以及它的发展规律，如何起源、产生，并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并一脉传承下来，仍然在农耕深处散发着微光。从普世情怀上，我无非是从村庄的一角出发，从那些朝夕相处的乡邻或亲人出发，接续上他们的命运悲欢，以求彰显生活所带来的美与痛。
张丹丹：您希望您对乡村的写作，能给乡村带来一些什么，或者说您认为您的写作对于时下的意义是什么？
宋长征：写作首先是个人行为，在充分表达个人情感以及看待社会的视角之后才是文本所体现的普世价值。我从无意识的写作到有意识的文学创作，逐渐发现自己正在进入一扇门。“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这是评论家谢有顺的一句话，在我写作之初就粘贴在博客上，用以警醒自己，要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乡村，看待当下，如何寻找到从现实进入文学的通孔。
我在寻找这样的契机。从语言层面上，我更在乎如何继承汉语之美，韵律性，画面感，以及开阔的意境。从书写的对象上，我着手于乡村事物的纹理，以及它的发展规律，如何起源、产生，并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并一脉传承下来，仍然在农耕深处散发着微光。从普世情怀上，我无非是从村庄的一角出发，从那些朝夕相处的乡邻或亲人出发，接续上他们的命运悲欢，以求彰显生活所带来的美与痛。
但我更知道文学的无意义，即使你写出再多华章，无人阅读也是劳而无用。这关乎更大层面的问题，文化上的，教育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各种方面。我要做的，只能从现在出发，在时间中打捞词语的微光，乡野的微光，农耕文明的微光，人性的微光，仅此而已。所谓的价值或意义，只能交付于时间来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