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2)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突发性的，不是说昨天还沉沉大睡，今天一觉醒来就自觉了。另外，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反复多次觉醒，不是自觉完了以后就不用再自觉了，而是可能在自觉之后的有些时代它又不自觉了，有的时候它有倒退。

　　文学的自觉不是个别人先知先觉，不是一两个人就代表文学自觉了，它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这才能够自觉。就是说必然有一个群体，有普遍的社会性。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们两人还在自说自话，水金先生能不能直接针对炳海先生的观点提出你的见解？

　　程水金：说实在话，我没有专门研究“文学有没有自觉”“什么是自觉”“什么时候自觉”等问题，我只是思 考文学观念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是19世纪欧洲的文学观念，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的文学现象，甚至连西方的文学现象也不能涵盖。比如18世纪末19世 纪初法国女作家与批评家史达尔夫人《论文学》发表之前，欧洲大陆一直认为文学包含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这表明在西方18世纪以前，文学观念也 是包含着这些复杂的内容的。既然19世纪欧洲的文学观念不能阐释他们自己的文学现象，自然就更不能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划出一 条界线：在所有的以语言作为媒介的言说方式中，哪些言说方式是文学言说，哪些言说方式不是文学言说。给它们划出清楚的界线，然后才可能去讨论有没有自觉的 问题。这就涉及一个哲学的问题，即文学的发生问题。所以我是谈文学的发生，不谈文学的起源，因为文学的起源是一个历史问题，探讨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而文 学的发生是一个哲学问题，探讨文学发生的机理。换句话说，我是在思考“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的言说”以及“在什么场合需要文学的言说”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之后，我发现，只要是文学言说，本身就是自觉言说，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打动某个特殊的个人或者某个特殊的群 体，就是说文学并不是面对所有受众，也不是没有任何功利和目的，他总是面对特定的对象，从而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言说对象与言说动机都是决定文学言说方式 的重要因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人类在什么情境或场合会发生文学，是什么机理和什么样的内在动机促使人类需要文学的言 说。我把它界定为“四个说”：第一，说不可说。就是很难用现有的抽象化语词来表达你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对象，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 巧”。为什么“言徵实而难巧”呢？就是有些东西他难以说，没有办法说。怎么样“说不可说”呢？必然是譬喻形容，这样文学就发生了，这就是文学。第二，说不 能说。是指说了这个东西会有后果。《战国策》载靖郭君田婴要“城薛”，他的门客都反对，但靖郭君说谁来劝谏就杀谁的头，并告诉守门的谒者不让谈“城薛”的 人进来。有一个门客要来劝谏此事，但又不能违反杀头的禁令，这就是“不能说”的场合，结果他就说了“海大鱼”三个字便扭头逃走。靖郭君不但没有杀他，还让 他把话说完。于是他就把“薛”和“齐”的关系比喻成“鱼”和“海”的关系，说失掉了“海”，“鱼”不能独存，失掉了“齐”而“薛”也不能独存。这就是一种 文学的自觉言说，这就是文学。“说不能说”必然要隐晦含蓄。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说：“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 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你以为他是在写洞庭湖的宏伟壮观？他实际是说：“给我一个官吧！”这就是“干谒文学”，把这类话直通通地 说出来很不得体，只能隐晦其辞，于是文学也就发生了。第三，说不易说。就是说不清楚，说起来很复杂，很难说，不好说，那怎么说？铺陈描述，文学不也就发生 了吗？第四，说不屑说。就是那种很私密的，稍纵即逝的小感受，或者现在叫作“小资情调”，比如李清照的那些词，这些都是不屑说。那么如何“说不屑说”呢？ 借用王充《论衡》的说法，就是“艺增语增，巧言繁饰”，就是偏偏要把本来是芝麻粒的小事儿说得如何不得了。这就更是文学了。

　　总之，不是首先谈“文学是什么”，应该先界定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以及文学在什么情境下发生。按照这个文学观念，我认为文学从它一开始产生 的那一瞬间就是自觉的，不存在到哪个时代才自觉的问题。只要是文学，就是一种自觉言说。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是以现有文学观念为前提的，但跳出了 这个框架，转换了思维路径，也就不存在自觉不自觉的问题了，况且即使在这个共同的框架之下，“自觉说”本身也是观点五花八门，更加消解了它的科学价值。

　　三

　　主持人：水金先生要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新的文学观念体系，来否定或反思现有的文学观念。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启发很 大。我也确实很佩服他这种对现有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自觉说”带有颠覆性的思考。但是写作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带有一种自觉？是否就是对文学的理性认识？ 感性和理性本身有没有区别？比如我想要说服你，就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我可能就是想要说服你，没有想到如何修辞；二是我在对你说的过程中想到该如何修辞；三 是可能我对你说的过程中有修辞，但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修辞，虽然都是同时发生，其中有没有一个感性和理性之分的问题？

　　李炳海：水金教授反对用西方的框架来解说中国的文学，包括文学史的书写。可是他自己说的这个话语本身就 是用一个西方的框架在言说，比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说法，它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如果一切行动都是自觉的话，那么创造世界就太容易了。《礼记·乐 记》说：“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中国古代人也认为文学是不自觉的，所以恐怕水金 教授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另外水金教授要用中国本土的文学观念来看待文学自觉问题，那什么叫文学？中国关于文学的最经典的命题是《周易·系辞》所说“物相 杂，故曰文”，把不同的东西混杂到一起，这就叫文。音乐是把五音配在一起，绘画是色彩配在一起，可以说开始时，舞蹈、音乐都是这么一个总体的观念。而我理 解的自觉，是当文学已经相对独立了，从文史哲中分出来，从诗歌舞“三位一体”中分出来，并琢磨着怎么能把它写得更美的时候，文学就开始初步自觉了。到战国 后期庄子、屈原、宋玉走到了这一步，它就自觉了。就是说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自觉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论战，我们要靠实践。如果从理论上开始，便不会有结果。

　　程水金：李先生要求文学自觉要从个案找实证，可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保存，有很大偶然性。说庄子、屈原、宋玉代表了文学自觉，是因为这些著作有幸保留下来了，如果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怎么办？

　　詹先生说到感性和理性的问题，意思是说“我觉得就这样说”和“我想怎么说”，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但我觉得既然要“说不可说”“说 不能说”“说不易说”以及“说不屑说”，就表明他是要想办法说服对方，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只不过这里边有水平高低的问题，比如“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 形容，以警拔脱俗为上。第一个用花比喻美女的是天才，第二个如此用就是庸才，第三个依然如此用就是蠢材，所以说这不是感性与理性的差异问题，而是一个水平 高低的问题。

　　李教授说在过去诗乐舞是不分的，而后来有专门写作的案头文章，这就是一个自觉。其实这不叫自觉。诗乐舞放在一起，并不是诗乐舞本身不分，而 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即借助这种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和接受。这就类似于明清小说里面的插图绣像，明清的小说家为了促销，配上图案，不识字的市民不能看文字，他 光是看图画，也觉得很好玩，总不能因此就说明清时期的小说是绘画和小说融为一体，也是不自觉的呀。因为诗乐舞也是把它言说的东西宣传出去，让更多人接受， 这是类似于促销的一种传播方式，并不是说这里的文学就没有独立，文学就没有自觉。

　　李炳海：你是把现代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代人，古代人没有传销的观念，好多人就生活在诗的境界里，比如他们有时候说话、吟诗，就是要唱，这与现代传销观念完全不同。

　　程水金：我不认为这是现代的传销观念，也不认为古代没有传播意识。诗乐舞结合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方式。 “不歌而诵谓之赋”，它为什么不去读而要诵呢？为什么要诵而不是直接抄写呢？因为识字的人不多。诗乐舞一体是一种扩大影响的传播手段，不是文学本身，因此 不能用来说明就是文学没有“自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