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西学观再辨析

　　王国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他的西学观念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至今仍有其价值。正因为有了西学的烛照，他 才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学术风景，创造了“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郭沫若语)。但是近来有人说，“王国维身后站着叔本华”，因而他的“‘意境说’是德国美 学的一种中国变体”。这种说法非常值得商榷。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王国维的西学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形成独特“西学观”

　　11岁时，王国维跟随陈寿田读书，开始接触西学。后来，他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求学以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比较全面地学习西学。尤其是在日籍教师藤田丰 八和田冈佐代治的指导下，学习了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受其影响很大。在编辑《教育世界》杂志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翻译和研究西学的著述，形成了自己的西学观。

　　具体来讲，王国维引进西学的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翻译西方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著作；二是研究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三是运用西方哲 学尤其是美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等，开创了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四是引进了西方美学的基本知识和话语体系；五是引进了西方“纯文学”观念，对中国现代 文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在对西学的学习、译介和研究中，王国维形成了独特的西学观念。

    西学是“第二之佛教”

    王国维将晚清民初引进的西学视为“第二之佛教”，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每当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思想趋于保守、僵化和衰落时，就需要引进一 种外来的先进文化来激活它，使它获得新生。汉末魏晋引进佛教是这样，晚清民初引进西学也是如此，所以他将它比作“第二之佛教”。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逐渐衰落。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中国文化如何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到了重新选择的紧要关头。这些就是当时摆在一代中华精英们面前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因而引进外来文化以资参考，就是必然的选择。

    另外，西学的内容非常庞杂，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问题，必须在哲学层面上进行选择。他认为，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 展没有太多关系；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尽管影响很大，但是其学理分析只局限在社会学领域；只有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才能够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王国维 一度痴迷叔本华哲学，但在其中并没有看到希望。后来，他对西方哲学由怀疑、失望到最后放弃，经历了“大悲痛”。

    中西二学之“化合”

    就当时而言，国人对于西学已形成“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中西会通”三种观念。王国维承续了徐光启、王韬和康有为等人的思想，走的是中西“会通”和“化合”之路。他认为中西二学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中西二学“盛则倶盛，衰则倶衰”，谁也离不开谁。二是中西二学“互相推动”，“如西人之推算日食，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 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国学丛刊〉序》)。三是中西二学应“会通”和“化合”，西学的引进必须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结合才能够成功。

    譬如佛教引进时虽辉煌一时，终因与重视入世的中国国情不合，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被“束于高阁”。直到宋代，佛教才与中国儒道结合产生了理学，从而获得了新生，至今影响不衰。因此，西学的引进只有变“受动”为“能动”，才能创造出中国新思想。

    “学问之事，本无中西”

    因受康德思想影响，王国维极力倡导“纯文学”、“纯哲学”和“纯学术”，认为文学、哲学和学术除了其自身目的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目的。他以此种观念，对 当时西学的引进状况予以批评。譬如西方文学的引进，“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犯了亵渎文学之罪；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浸透了英 国“功利论”的思想，不是“纯粹哲学”；至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引进，由于国人对其思想“懵无所知”，只是“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因而“无价值”。所以， 西学的引进只有以“学术为目的”，才能够“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取得成功。

    正是在“纯学术”观念 的引导下，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学无中西”(《〈国学丛刊〉序》)观点。他认为，学术的目的是追求真理，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目的。真正的学术“只有是非 真伪之别”，而无“国家、人种、宗教”之分。在学术问题上，所谓“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看法是错误的。治学一定要“破中外之见”，具备人类的和世界 的眼光，因为人类“同此宇宙，同此人生”，也必然会有“宇宙人生”的共同问题(《论近年之学术界》)。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真理 却是相同的。只有在真理面前，人人才能够达到共识。学术成为人类思想沟通、对话和交流的桥梁，也成为人类团结的纽带。这就是学术存在的价值。王国维就是以 世界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学术问题的。

    由此可见，王国维看待西学的眼光以及“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的观 念，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人，因而他的治学境界和学术成果也超越了同时代人。那种认为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一种中国变体”，不仅矮化了王国维， 而且对中西关系的认知出现明显倒退。这不但没有“破中外之见”，甚至还停留在“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保守思想怪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