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评议

　　内容提要：近年来，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学术生态有所好转。在外国文学领域，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正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既是我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需要，也是学术理性和思想成熟的表现。但惯性使然，长期形成的“西化”倾向和某些 问学方式的改观当非一日之工，碎片化、虚无化的现象依然存在。至于西方文论本身，其在“大破”之后也远未找到“大立”之方。所谓的世界主义，则大抵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待好好分析。而多数西方学者、教授仍潜心于文学经典和“本体阐释”。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

    关 键 词：碎片化/虚无化/世界主义/文学伦理/本体阐释

    作者简介：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认为，30多年来，大量西方文论的译介和引入固然推动了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同时表现出了伦理缺场的特征。他总结出主导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三大类批评范式：一是强调形式价值的形式主义批评，如20世纪在我国大行其道的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二是注重分析具体社会关系和环境中如何表现主体和受制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评，并在上世纪末我国学苑成为主要批评方法之一；三是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尽管上述批评范式针对文学时也兼及文学与政治、道 德、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研究，展开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各自批评的基础如形式、文化、性别或环境的原点上。①聂教授从这 一概括出发，对文学伦理学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探究，藉以纠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偏颇。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发表的《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和《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等著述中，张江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与此前的古典文论和近代文论相比，尤其是在学科独特性的探求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方面，极大地推进了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但必须认识到，当代西方文论提供给我们的绝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仅仅是一条摸索、尝试的轨迹记录，有诸多缺憾和局限。例如，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等等”。他并且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些乱象，而解决这些乱象的方式是走向 (或回到？)“本体阐释”。②

    诸如此类有高度、接地气的批评话语令人感佩；但正所谓“集腋成裘”，要医治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术的某些疑难杂症，还有很多路要走。在此，我不妨旧话重提，对依然影响我国学术，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略呈管见。

    一、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伊始，西方现代文学及文论中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要素受到追捧，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追捧者被引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客观主义的“零度”。“零度”说源于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1953)，③是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元文学”论一脉相承，对文学及文论价值的自我放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说20世纪初索绪尔和弗洛伊德等先后从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等领域掀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心理学序幕，使众多结构主义本体论、无意识和形式主义观念应声而至。其中的重要流派有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等。而《写作的零度》正是在“符号学革命”中发现了“形式”的革命性功用，并借此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内容决定论。我国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大抵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囫囵吞枣地攫取了“零度”概念，拥 抱了形式主义、个人主义，殊不知“零度”也是一种态度，即对价值理性的漠视。而这种漠视至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价值取向，本身即意味着背叛历史、放逐良知、唾弃崇高。

    一如去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戏说”、“大话”，还是“零度写作”或“元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社会责任的规避，及至对道义、崇高、庄严的嘲弄。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戏说”和“大话”用一种非常乖谬与夸张的方式调侃历史与生活，竭尽装疯卖傻、插科打诨之能事，也即“无厘头”癫狂，其实是以故作幼稚的方法来迎合粗鄙与低俗，以玩世不恭甚至于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做所谓的戏剧化表演，从而使得一切庄严与崇高在傻笑之中坍塌。由此，优秀的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被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方法也被解构。应该说，这不只是对于我国近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在影视戏剧作品中也都十分“红火”，甚至受到某些媒体与评论家的追捧。

    “元文学”概念与“元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殊途同归，化生出形形色色的“冰夫人”。众所周知，“元历史主义”由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率先提出。稍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有关著述中使用了新历史主义概念，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文学，与所谓的真实(历史事件)毫无关系。他因此直接借用解构主义思想，认为历史和文学一样，在阐释中不断发现不确定性，从而模糊甚至消解了历史或文学与其土壤——真实的关系。“元文学”思想在我国最近一个时期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手道”式造作。一些理论家和文艺工作者无视丰饶的生活，一味地面书虚构或钻进不入流的古籍，挖空心思地搞穿越、兴鬼怪。

    以上种种，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咎于国际影响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浮现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矫揉造作。传统价值如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正 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玄想和调笑中坍塌、消解的，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思想则顺理成章地进入并迅速覆盖中华大地。

    然而，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律和必然律”说都蕴含着社会责任、文学伦理和本体指向。文艺复兴运动伊始，但丁在《神曲》中写到了三只猛兽：豹、狮和狼。它们分别象征人的欲望、傲慢和贪婪，但归根结底是个人主义。未几，施米特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时断言，从一开始那就是一个“世俗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它正在夸张地将伊拉斯谟所说的那个“唯一重要的东西”(欲望)推向极致：表面上一切都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就连幽默、调笑、嬉闹和面壁虚设、自我狂欢也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遣散了庄严，驱逐了崇高，没有了敬畏，解放了欲望，等待人类的便果真是“娱乐至死”？

    但是，反观东西方经典，又有哪一部不是既载大道又显个性的呢？而大量当代西方文论其实并不一定针对文学，它们有时玩“空手道”，满足于纯思辨；有时玩“点穴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肯定误读和过度阐释的有效性。于是，不确定说和绝对的相对论化生出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思潮。这就牵涉到“全球化”(或谓跨国资本主义化)时代的伪多元问题。

    二、世界主义

    西方文论“大破”之后远未大立。尽管它正在“转向”，但本质上依然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甲方唱罢乙登场。然而，关键是必须看到，多数西方学者、教授仍孜孜汲汲于文学经典和“本体阐释”。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这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对文学经典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文学及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本该 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研究范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养分，而不是来者不拒，甚至引发肠胃功能紊乱的盲目吞噬。且不说大多数西方学者一直孜孜于经典研究，一些曾经的后文学、后理论“新贵”也早已转向。譬如文学伦理学的崛起，分析实证主义的回潮，生态批评与后人道主义的合流，认知美学的发展，等等，都是这种转向的佐证。以英美批评界为例，2012年至今，伊格尔顿④接连发表了试图重构文学理论的《文学事件》(2012)、《如何阅读文学》(2013)及 《文化与上帝之死》(2014)等重要著述。它们是伊格尔顿回归于文学本体和“作家—作品—读者”之“神圣三位一体”的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他在“后信仰时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有益尝试。⑤同样，帕特里希亚·沃等人也已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牛津导引》等相关著述中，对“后文学”、“后理论” 进行了反思，并将“理论之后”或“后理论之后”的文学批评归结为八大类或八大趋势，其中前四类为：(一)运用现有理论进行文学阐释；(二)关注作家写作， 关注文学责任；(三)重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创伤理论；(四)反思理论。后四类为：(一)继续对抗经典，如后殖民研究及身体、空间、流散、幽灵等方面的研究；(二)环境主义和生态批评；(三)认知美学，如认知修辞、认知叙事学和新老诗学、接受美学等；(四)后文学文化批评。⑥尽管概括未必全面，但这里所昭示的已然是个大杂烩，它们至少不是清一色的“后主义”，而是既有“前”，也有“后”，并看多面。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概括，援引这样的概括也无意于否定复杂而多维的后现代理论，但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跟风和偏食，以至于从“失语”走向了失思。正因此，连世界主义这样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抽象话题也死灰复燃、成了话题。

    世界主义由来已久，且从来内涵模糊、外延不清。它几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⑦(《礼 记·礼运篇》)同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过类似的怀想，他将理想国描绘得美轮美奂，并将国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家等级、勇士等级和大众等级；至于诗人缘何必须被逐，则是另一个话题。在他看来，大众受欲望驱使、按欲望行事，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即工匠、商人和农民。勇士作为二等公民靠勇气生活，是国家的卫士。作为最高等级的哲学家则用智慧治理国家；一旦由智者掌握权力，那么动乱就无处栖身，天下也就太平了。这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美虽美矣，然非现实，及至两千多年以后的当今世界一仍其旧。

    尽管孔子的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有明确的等级区分，却或可算作世界主义的雏形。而第欧根尼则是第一个用行为艺术践行了世界主义的“犬儒主义者”。他以世界公民自诩，并像印度托钵僧或浮浪者那样四处漂流，同时竭力宣扬友爱；这友爱不仅指向人类，而且兼及动物。

    与此同时，世界在倾轧和反倾轧中飘摇、燃烧，再飘摇、再燃烧，没完没了。老子所谓的“大国者下流”(《道德经》)也完全是一厢情愿。一晃飘过许多时光，直至“现代宗教”在自然宗教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化生为形式相左、本质一致的精神慰藉(马克思则称之为鸦片)。在西方，《米兰赦令》颁布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 国的合法宗教。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坍塌，基督教迅速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纯爱主义、博爱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宗教迫害愈演愈烈。前者表现为放弃一切世俗欲念的纯而又纯的“精神之爱”(类似于佛家的四大皆空)、“普世之爱”(这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而后者除了十字军东征，还有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⑧

    如果将世界主义这个模糊而又宏大的概念缩小至可喻的范畴，那么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即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再次它的消费主义取向违背了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而与之相伴而生的“世界文学”，更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理想主义说法。正是在“大同”、“博爱”等世界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世界文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由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最先提出，歌德在浏览了《好逑传》等东方文学作品和亲历了欧洲文学的“相互作用”之后，于1827年首次宣告了“世界文学”时代 的来临，并断言“民族文学”不再重要。⑨此后，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在《世界文学》一文中将人类受相似的社会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文学规律泛化为“世界文学”，认为“这种过程可以在希伯来和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学中观察到”。⑩同时，丹麦人勃兰兑特从文学的翻译、流播看到了“世界文学”，“马洛、柯尔律治或雨果、左拉、易卜生等众多作家均不仅属于自己的国家”。(11)泰戈尔则认为伟大的文学没有国界，而“世界文学”乃是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合力构建的。“我们必须 明确我们的目标：摆脱肤浅狭隘，在世界文学中探求普遍的人性”。(12)同样，郑振铎先生视文学为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反映，而人性具有共通性，因此人类的文学也具有一致性，即“统一观”。(13)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4)这也是事实。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提是资本对民族性的消解；而且在这个“世界文学” 格局中，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地位并不平等。问题是，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马克思恩格斯言说“世界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辩证方法，从而错误地将其归入文学“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的倡导者行列。

    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情感 “共舞”和精神“狂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少数人对此持审慎态度，甚至提醒共存和交流的背后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持后一种观点的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詹姆逊、伊格尔顿、佛克马，以及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家和东方文学翻译家如阿普特、韦努蒂等。

    三、问题由来

    再说即使我国经济是全球化的“最大获利者”，文化领域的利弊得失且有待辨析。况且外国文论发展至今，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对我国这样亟待增强民族自信心、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国家却未必完全适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仅仅是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并不意味着平等。并且，这种“狂欢”还很容易让人麻痹，让人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于大同了。这种可能的麻痹对谁是最有利的呢？当然是跨国资本。虽然，后现代主义留下的“大破”状态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范畴，但因其怀疑和解构却明显地有着虚无主义的倾向，从而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多元发散的态势。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使得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并且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 “去民族化”态势。而所谓的“民族性”惟有在“世界性”中才能实现或显达的说法固不失为是一种善意的解说，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结果却非常令人怀疑和忧心。换言之，民族与世界是树木与森林、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是不同树木、各个局部的利益诉求实实在在。我们的两难选择也在于此。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市场已然形成，资本对文学的主导地位也早已露出端倪。因此，具有鲜明世界主义倾向的村上战胜大江、阿特伍德战胜门罗、郭敬明战胜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

    此外，所谓的“世界文学”本质上不外乎欧美文学或极少数为欧美所认可的亚非拉作家作品。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周边国家文坛都有些什么，何谈“世界文学”？当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老挝有文学，柬埔寨有文学，缅甸也有文学，但世界市场和时流风尚有所偏侧，古来如此。故此，我认为文学其实 也很势利。当然，我并不反对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应成为离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要守护民族基因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抵抗资本逻辑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方式。问题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如果以后殖民主义为例，不难看到，他固然蕴含着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立场，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针对东西方二元思维的一种解构。再以生态批评为例来看，更可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当然，生态批评确实对于生态保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但是，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或后人道主义就未必具有普遍效应了：因为第三世界离温饱与和平 还很遥远！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曾如此谴责世界的不公：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应该说，马尔克斯的观点至今没有过时。想想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吧！

    淡化或消解民族界线的世界主义固然美好，却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脱离实际的理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 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5)他同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和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 物质经济根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6)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 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不是日常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简而言之，世界观、历史观使然，马克思主义的大同观是建立在全球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

    当然，即使极端的解构主义和无限延宕、无限互文等，其在思辨层面上也是有效的，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接受的尺度。如果将某些当代西方理论当作至尊法宝，而无视曾经和正在推动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中华传统(二者并不对立，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已然化入实事求是的古训；反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偏狭和偏颇、自说和自话就在所难免，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本体阐释”也便成了问题，而且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纯而又纯”，那么它充其量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冤大头，或者一厢情愿的画蛇添足吧？盖因外国文学研究终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拿来。舍此便是本末倒置。有人会说如上观点是“不合时宜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然美国跟你讲世界主义吗？

    注释：

①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②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A4-A5版。

③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早在2002年，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London:Penguin,2003)一书中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自我放逐忧心忡忡，谓它们对道德伦理漠不关心，对邪恶和痛苦沉默寡言，对公平公正、真理和客观性羞羞答答、认识肤浅，久而久之，终于发现自己对重大问题丧失了发言权。

⑤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248.

⑥Patricia Waugh,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An Oxford Gui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598.

⑦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82页。

⑧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 Haereticae Pravitatis)，或称异端审判所，最早是公元1231年由教皇格列高里九世授意多明我会设立的宗教法庭。此法庭负责侦查、审判和裁决异端，是天主 教会的最高专政机关，曾监禁和处死无数异教徒和异见者。

⑨参见《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

⑩哈奇森·波斯奈特：《世界文学》，达姆罗什等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6页。

(11)乔治·勃兰兑斯：《世界文学》，达姆罗什等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48-52页。

(12)泰戈尔：《世界文学》，达姆罗什等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53-64页。

(13)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达姆罗什等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66-7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