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

　　在现代中国讨论“经典”问题，或者对于现代中国的“经典”问题进行考察，其间的知识视野、问题意识、理论工具以及历史关怀与传统中国自是有所不同。

　　在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与知识谱系中，“经典”长期处于核心位置。由此形成与辐射开来的“经典”观念也在社会、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与教育 等领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结构作用。在近代史家看来，“经典淡出”乃是晚清以降“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在“西学东渐”的潮流冲击下，传统“经典”及其代 表的价值秩序与制度想象不断“解体”，部分就此湮没，但也有部分转化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在这一渐次展开并且绵延当下的历史进程中，百余年前的“事件”如今已然成为了某种无法回避的“前提”与“背景”。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转 型与变局中，任何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作为一种回应“现代问题”的重要途径，近乎天然地内置了现代视野与现代立场，并且有力地参与到了“现代精神”的 建构中来。

　　当然，对于“现代”的理解与实践千门万户，“传统”也绝非铁板一块，而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经典”。所谓“淡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相对于其既往的位置与功能而言。而事实上，“经典”在现代中国“风流云散”时，也自有“移步换形”。

　　在传统中国，“经典”是“天下”格局的独特资源；而进入现代，一个新的“经典世界”在以“世界经典”为参照的历史实践中被组织与叙述出来。这是“经典”观念本身在过去百余年间发生“古今之变”的一大表征与动因。

　　一方面，“西方正典”大量进入中国，经由知识“环流”与思想“共振”，发挥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在多个层面上发生嬗变。另 一方面，一套以历史化与科学性为基础的“经典”话语开始生成；较之既往对于“经典”的讨论方式，这一模式更具开放与普遍意义——不过，在“古今之变”背后 的“古今之别”，以及在新的可能性中潜藏的限度与误区，也同样值得认真反思。

　　概而言之，“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在现代中国通常互为表里与因果，彼此支撑与发明，两者相生相成。是故，理想的现代中国研究自然也就对于学者提出了兼备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的要求。

　　在现代中国，“经典”既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同时也经常被作为一种对抗“时代”的资源。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蕴藉的丰富张力与复杂结构，为 经此“回到历史现场”提供了多重可能性——在“经典”中见“时代”，也在“时代”中见“经典”，更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见现代中国的面相与肌理。

　　不同于“冲击—反应”或者“影响—接受”的研究思路，也有别于从范畴与观念的角度关注“内在理路”的学术范式，将“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并 举的论述策略，旨在强调在“时代”与“经典”互动的结构性视野中，通过与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事件、文本以及潮流进行对话，既回应思想、学术、文学以及文 化等领域的诸多核心命题，也不断打开新的论题与论域——既在时代性中赋予历史性，也在历史感中带入时代感。

　　以“时代”为“意识”，秉持了主张“渊源有自”的北大文史传统，主张“回到历史现场”是其重要特征。30年前的1985年，北大中文系教师钱理 群、黄子平与陈平原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了打破既有研究格局的具有整体观的新的学术思路。这一思路在日后积累的“实绩”之一便是30年间 中国学界对于“晚清”的重新发现。此前，关于“现代中国”兴起的经典论述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借助报刊与档案，“发现晚清”的学术潮流凸显了“晚 清三十年”而非“晚清七十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逻辑关联。在这一历史叙述方案中，以1872年《申报》创刊为标志的对于“晚清三十年”的历史 展开方式影响深远的媒介革命，也就足以与1840年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断代意义等量齐观。

　　30年前的“突破”，如今已是知识与思想层面上的“常识”。而所谓“回到历史现场”，正是循此对于现代文学、史学与哲学等学科的身份与使命作出的重新阐释、定位与定性。

　　不过，利用报刊、翻检档案、发现材料、填补空白只是“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入口而已，真正的“返回”还需要在对于“史实”的准确把握中 形成具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史识”。“拾遗补缺”旨在“正本清源”，不断历史化的目的乃是不断问题化。问题化意味着在当下与历史之间不断对话。倘若不能如 此，则“学术”容易沦为“技术”，而“生发”也会堕入“生产”。

　　毋需讳言，晚近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封闭化与碎片化的倾向。这固然有学术之外的诸多缘故，但仅就学术方式而言，重“方法”而轻 “视野”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1985年，也是所谓“方法年”。“方法”胜过谈“问题”、“理论”高于“对象”、“立场”超出“判断”的时尚，此后一 直风行，并且愈演愈烈。

　　对于人文学术来说，“视野”或许远比“方法”更为根本地制约着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之所以在“时代意识”以外，还提出“经典视野”，并且强调两者 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在于“经典”以及经典化的历史进程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孕性，正是真正检验学术质地、品格、水平与境界的“试金石”。

　　以“经典”为“视野”，即从思想、学术、文学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当然接续了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奠立的“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 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的基本立场与逻辑。无论是当年“新文化”同人对于传统“经典”的批判，还是他们本身的反传统论述在日后同样成为了一种“传统”甚至 “经典”，基本都可以在这一思路中作出解释。

　　如果只是强调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代表的“新文化”展开方式的“文化”层面，那么无疑有将历史经验简单化与教条化的嫌疑。1924 年，章太炎接连指出时人由于受到日本汉学的影响，“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重文学而轻政事”。作为对于“新文化”的主流论述的回应，大概也同样值得关 注。

　　当年“新文化”同人对于“学术”与“文学”的推崇，乃是“别具只眼”与“别有幽怀”。但日后对于“学术”与“非学术”、“文学”与“非文学”的 人为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则是意识所囿、视野所限以及“趋易避难”、以“不能为”为“不屑为”的心理作祟。而“经典”及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恰 好相当内在地要求在“学术”与“文学”的视野之外，还需要自觉兼及政治、社会、价值与制度等向度。所以，关注“时代”与“经典”的互动关系，既是历史研究与现实追求，也是思想操演与学术训练。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在“新文化”经验中开出的“成长学术”。

　　从晚近30年的学术潮流，到百年“新文化”的历史命运，“学术”与“文学”向来都不仅是学界与文坛的问题。因此，学术史研究也好，文学史研究也 罢，都应当在相应的学科背景中不断“由内而外”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具有超越的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超越”不等于“浮夸”，其实践形式乃是对于问题、对象 与判断的具体研究。在“内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紧张感与开放性，正是在“时代”与“经典”的互动中推动学术演进的动力所在。

　　在这一“成长学术”中共同成长，也就自然十分值得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