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史研究的革新之作

　　经过了15年的艰辛写作，又经过3年仔细的校改，2014年王锺陵教授出版了一部6卷本的《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该著有着远大的目标：大力创新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文论史研究的革新。

　　为了完整地把握文论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王锺陵针对中西文论不同的特性，对西方文论采取思潮史的写法，对中国文论采取文体史的写法，并对这两种不 同的写法提出不同要求。王锺陵拟构出文论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将宏观微观相结合，实现多视角的转换和整体的综合把握，让读者时有 身临其境，时有俯瞰众流的感受，既能细致研究各文体、各家文论的鲜活原生情状，又能在宏观上把握20世纪中西文论的发展脉络。

　　该著的西方部分，将纷繁多歧的西方文论加以大的区划，分为四个块团：精神分析块团、形式主义块团、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块团、后现代块团；复又分为 四种模式：文本-作者模式、文本模式、文本-读者模式、文本-社会或文化模式，借以上这种大的划分，人们对于西方文论可以有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该著的 中国部分对文艺体类的根本特征或曰其本体论予以揭示：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其最根本的矛盾乃是应用性与文学性的矛盾；散文文体的分化与类型的转换构成了这一 世纪白话散文史纵向展开的绵长而壮阔的景象。诗性与散文性交汇是各民族诗歌的共同特征，而中国诗则具有突出的抒情性、广泛的功能性、强烈的教化性以及更多 的诗性。小说艺术的发展，有三个圈子的矛盾：最外面的一个圈子是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中间的一个圈子是写实与自我表现及诗化小说等不同体式的歧向，内里的 一个圈子是观念与写实的矛盾。这三个圈子的矛盾，都是基源于叙事与读解、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产生的。戏剧是一门文学性寓于表演性(在西方歌剧中 便是音乐性)之中的艺术，这一定义避免了以文学为中心或以演员为中心这样两个方面的偏颇。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将戏剧的本体性加于沟通上，生发出 具有民族特色的三个特征：像与不像的统一亦即写意与逼肖的统一、戏与艺的合一、演员与观众既相融又适度间离的关系。这三点正是说到沟通的途径、内涵及方式 三个方面。以上这些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极为重要的卓识。

　　由于将重要作家放置在文学思潮、文学走向或文学理论中加以论述，该著的中国部分对于众多作家都有新颖而深刻的分析。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兹举朱自 清为例。在第三卷中，王锺陵总结说，朱自清的散文创作过程有其典型性的意义：“从写新诗，经散文诗而进入散文的写作，初始有修辞太过的倾向，后因写身边琐 事与回忆文，尽量使用口语，而向着言文一致走，继而向着雅人小品靠拢，复因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受到批判，而试图打破小品文，写得大一些，从而产生旅欧游记 之写。与此同时，朱自清在语言上也吸收了欧化与文言的成分，达到了言文一致与言文差异的统一；从创作体式上说，也由主观抒发走向客观的表现，复又发现应该 让‘我’出现，亦即客观之写中亦应有主体的存在。以上这些，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白话散文艺术化的过程，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体 现。”这一段话不仅从朱自清的创作主张的变动中，解剖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白话散文艺术化的过程；而且从这一过程中，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是如何随着文 艺思潮的变化而更换自己的写作路径的。像朱自清曾受到雅人小品的影响这一点，就从未曾被论者们所认识。

　　作家研究还是比较小的单位，四体划分对于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框架性意义的大问题。一个流传广远、根深蒂固，在学界人云 亦云、似成定论的说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四体划分的文体观是由西方传入的，但论者忽视的是，西方盛行的是三分法。由于关注活的文论，王锺陵从当年创作与 评论中梳理出了四体划分产生的过程，论证了四体划分正是在中国自身的文艺运动中形成的。王锺陵说：“四体划分的文体概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现代散文’概念的 明确。现代散文起源于杂感，杂感在向杂文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絮语散文，形成了小品文。小品文在30年代初形成高潮，使得散文得以与新诗、戏剧和小说鼎足 而立为四，这样就产生出了四体划分的文体框架。这个进程大概在1935年左右完成了。”

　　本着对西方文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总要求。王锺陵在对20世纪西方哲学与文论思潮的汲取与改造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新见解。比 如，在对新批评派诗学理论的批评中，王锺陵提出了他的文学本质说与广义的诗学本体论；在抉发了法国叙述学的缺点后，王锺陵提出建立叙述学的新思路；在对西 方诠释学作过系统的梳理与批评后，王锺陵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宏的新诠释学；在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出改造后，王锺陵提出新存在论；等等。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王锺陵所建立的文论史研究的新范式是成功的，它对于文论的深入程度以及创新程度，同旧模式下那种资料罗列、干瘪枯燥、毫无理论发现的文论研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王锺陵文论研究新范式的成功，更体现在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完成了文艺理论从认识论向新存在论的过渡。《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成功，表明中国学者以其独创性的巨著而走到了世界同行的前列，展示了一个更高的理论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