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为在西方美学直接影响下而启幕的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自20世纪初以来，主要以西方美学的样态作为自己建设的标准。我国现代美学的西化之路，几乎全方位覆盖了范畴概念、观点学说、思维形态、方法立场等。我国美学发展的这种状况，不仅使民族美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也大大偏离了人文学科的多元化要求。事实上，形成世界范围内一套统一的标准的美学话语体系，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我国美学要进一步发展，亟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国美学之所以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因为美学既需要面向全人类普适性的审美价值向度，也需要形成不同的民族化审美话语。美学不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不应以追求统一的标准性为目标，审美本身就是人类情感多元、价值多样的诗化呈现。虽然美学也需要研究人类审美活动中的普遍性问题、得出关于人类审美现象的规律性结论，但它的问题和结论都不仅仅系于客观的一维，何为美、如何审美等都不是僵死划一的教条。美学既有方法论、技巧论等维度，也有情感论、价值论等维度，而且后者更富本质意义。回归美学以情感和价值等为中心的人文维度，是美学真正实现深度突破与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美学来说，只有真正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世界美学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真正实现与西方美学平等深度的对话。我国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融西入中、化合创新，也需要援古入今、传承推进，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在直面民族审美的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破茧和涅槃。

　　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

　　叩问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首先要叩问有没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基本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建设的逻辑基石。

　　西方经典美学与哲学密切关联，像鲍姆加敦、康德等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人同时都是哲学家，他们创立的美学基本范畴以感性和美为中心，与理性和真善等基本哲学范畴相对应。中国美学的传统既与哲学精神密切关联，也与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深度交融。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在文化、哲学、艺术的三维交汇中展开，形成了以道、气、有、无、韵、味、象、境、格等为代表的感性理性交汇、不着美而言美的民族化范畴群。中国美学范畴极富自己的民族特质，其抽象具象兼具、形上形下兼容的概括方式，对于阐释审美与生活、艺术的关联尤其具有可延展的丰富维度与广阔空间。中国美学范畴的审美向度不以美论美，不将美绝缘于自我的天地，而是在广阔的宇宙俯仰、时空纵横、物我交汇、人生驰骋、艺术涵泳中绵展与深味，从而由纯理论的学术构建透入鲜活的生存实践，突出呈现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品性。当然，中国美学范畴的独特话语形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需要作出精准的理论阐释与有力的现代转化。这个工作在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已经作了初步探索，他们以“趣味”和“境界”为核心范畴进行开掘推进。但此后，中国美学并没有很好地在这个很有价值的方向上继续前行，初步走向现代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民族美学范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几乎没有再出现新的有生命力的民族美学范畴。客观看，今天中国美学基本范畴的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传统基础，但这些范畴也需要结合当代语境和实践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当代审美实践中富有活力的基本范畴，成为既具民族特质又能与世界美学对话的基本范畴。

　　建构自己的命题学说

　　叩问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也要叩问有没有自己的命题学说。命题学说的建构，是一门学科确立的主要血肉。

　　西方经典美学主要围绕什么是美、审美现象、审美经验、审美形态、审美教育等理论问题展开，其核心是学科理论的系统建设。中国美学则主要围绕审美何为而展开，建构的主要是美在与自然宇宙、与人的生命生存的鲜活关系中应是什么、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美学主要提出和建构了尽善尽美、大美不言、气韵生动、比德、养气、虚静、生活(人生)艺术化等命题学说。这些命题学说的特点是紧密联系人生实践，以艺术为中介沟通人生与审美，突出关注美善关联，这与西方美学命题学说的科学、理性、系统、学理化的立论角度和目标原则有着显著不同。当然，从中国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中国美学命题学说的整体风貌既有传承延续，也有发展变化。比如，中国古典美学主要探讨美善的关系问题，但20世纪以后，从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引入了真的维度，真善美统一的问题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中国美学命题中，论美也是一种求真和向善。中国现代美学对真善美统一性的关注，既是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学说的发展，也突出体现了中国美学命题学说一贯的实践导向和人生取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与西方经典美学侧重美真关系和纯粹学理建构的命题学说有着显著差别。当代中国美学命题学说的建构，仍然需要深入解决以真善美关系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关注生命美化和人生美化。在科技迅速发展和逐利原则广受效法的当代语境中，中国 美学命题学说内蕴的人文特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应在弘扬民族美学这一重要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实践特点对其加以发展。

　　形成自己的方法思维

　　叩问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还要叩问中国美学的方法思维问题。方法思维的特点，不仅直接影响理论表述的形态特征，也深刻影响一门学科的整体面貌。

　　西方经典美学追求科学、逻辑、思辨、系统的方法思维，以追求客观、理性、普遍的结论为目标。这种方法思维的特点是问题明晰、条理清楚、论证客观、分析系统。而中国古典学术思维注重整体把握和直觉体悟，关注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较少逻辑分析、理性推理、概括论证和条分缕析，带有一定的朦胧性、模糊性、主观性。由于中国古典学术思维的特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更多的不是在哲学领域展开，而是在艺术领域展开，突出表现为与各种艺术品鉴论的结合。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源头可溯自老庄和孔子的哲学思想，但其展开及其丰富的成果主要还是各门具体的艺术理论，形成了诗文评、诗画论、小说评点等多种有别于西方的民族理论样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论样态在西方科学思维和现代理论样态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文论样态转换。梁启超由《饮冰室诗话》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由《人间词话》到《〈红楼梦〉评论》，就是一种由古典到现代的尝试，也是一种由民族到西化的尝试。这种尝试对于中国美学方法思维的现代演进有着不容置疑的积极意义。中国现代美学得以启幕，与方法思维的现代转换有着直接关联。从世界范围看，中学与西学，无论哪个学科，有效的对话都需要方法思维及其理论样态的必要对接。美学的方法思维既不应定于一尊，也不能守旧倒退。美学方法思维和理论样态的多元化与新的交融，是当下可以探索和开拓的领域，但我们更需关注的是阐释的成效和接受的效果。

　　弘扬民族美学精神

　　叩问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必然要从根子上叩问如何弘扬民族美学精神问题。高洁的精神是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明灯。在世界美学的大家庭中，在尚美向美弘美的共同基础上，各民族美学精神可以共存共荣、多元激荡，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攀升。

　　中国古代从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学科形态上的美学理论，但中华文化自古就有浓郁的尚美传统。中华文化特别重视人文化育、美善相济，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倡导诗教乐教、以艺育人。老庄和孔子的哲学虽然不是直接讨论美学问题，但实质上已经开启了中国美学精神以整个人生为创美审美对象的民族神韵。20世纪初，西方美学东渐，不仅给中华传统美学带来了新概念和新思维，也推动了中国美学的思想革新和精神变革。在20世纪，我国也涌现了一批迄今仍然堪称高峰的美学大家，共同传承发展了立足人生、关怀人生、升华人生的立美创美审美相融、思辨践行相洽的民族美学精神。中国美学丰富的人文底蕴、鲜明的人生向度、突出的实践指向、浓郁的理想情怀，对于现实有着重要的反思功能和批判功能，也有着突出的引领意义和导向意义。中国美学独特的民族精神，不仅是对世界美学宝库的独特贡献，也是对人类精神宝库的重要贡献。不过，独特的、富有价值的民族美学精神在当下并没有得到很好弘扬。不弘扬民族美学精神，将使中国美学无根可立，更遑论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贯通中国美学发展的精神血脉，深入辨析提炼精神特质，已是中国美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在古今中西的交汇中，在思想与实践的交融中，在传承与发展的统一中，不断升华中国美学精神，共同推进人类美学发展，引领人文精神前行。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