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理论批评：为着振兴的自审与自省

　　自从文学在新世纪进入全媒体时代之后，文学日益多样与多元，也更加分化与泛化，因而种种观点的冲突与观念的抵牾，就既在逐步增多，又在进而放大。这也使得较之以往，理论批评面对的问题不断增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2015年的理论批评领域，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公开发表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正式发布，其中涉及到的有关理论批评的论述与要求，强力地导引与推动着理论批评界在学习贯彻《讲话》与《意见》的精神中，密切联系当下理论批评的实际，认真审视其中的问题，切实探讨存在的不足，并为着大力振兴理论批评，使之健康发展和重显活力，献计献策，建议建言。这种 对于理论批评自身现状的认真检省与深刻批评，构成了2015年理论批评的重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2015年的理论批评，总体上充满了自审的勇气与自省的精神。

　　学习《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于文艺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估，对于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坛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与热烈的反响。正当文坛内外学习和热议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之际，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公开发表，党中央同时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这些重要的文献与文件从思想指导和政策引领的高度，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尤其是理论批评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活动进一步走向深入。

　　首先是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召开专题会议，座谈和研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中共中央《意见》的精神重点与理论要点，及其贯彻落实的部署与措施。 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文化担当，深化落实措施，巩固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10月22日，中国文联在京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专题研讨班，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研究贯彻中央部署，思考谋划文联工作，积极推动文艺发展。10月23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八届主席团第八次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中共中央《意见》，对中国作协今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意见》作出部署。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文联、作协都先后召开类似的会议，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意见》，结合实际进行研究和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领会其精神，研讨和解读其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与强劲的动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等行业报都开辟专栏，一些著名的文艺家、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艺术家纷纷撰文，畅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发表自己的文艺见解。

　　钱小芊在《大力弘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文章中，着重从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角度阐说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一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了文艺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指导着文艺创作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反映现实。有没有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体面貌关系重大。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感国运变化、立时代潮头，以更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汇成当代文艺创作主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助力中国梦的实现。文章从弘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时代的客观要求和为弘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创造有利条件两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把现实主义落实到文学创作和作协工作的实处的思考与举措。

　　景俊海在《大力弘扬柳青精神，扎根人民生活》的文章里，从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要始终坚持尊重和遵循文艺创作规律，要始终坚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柳青精神的内涵，他指出：柳青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融入了时代前行的主流和人民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去，因而他写出来的作品就有一种既真挚又深刻的艺术感染力量。柳青的文学理想，就是坚持以人民为艺术描写的对象， 在书写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中注重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向和历史前进的规律。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思想意义与理论内涵，董学文以《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指南》的文章发表了自己的体会与看法，他认为，《讲话》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指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紧贴中国实际，富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原则。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度来强调文艺的不可替代作用，认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就给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描绘了新的背景和底色。而他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的界定，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且对当代文艺的人民性做了新的揭示。《讲话》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也极大地增添了文论的中国元素和精神内涵。这不仅出色解决了文艺理论上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而且为未来的文论建设创造性地铺设了一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石。

　　中共中央《意见》发表之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和白烨先后发表文章，就《意见》对于指导新世纪的文艺工作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表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针——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体会》文章，认为《意见》以理论原点的扼要阐述，方针重点的精要提示，工作重点的全面部署，构成了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深入贯彻和具体落实，为新世纪文艺工作构制了一份清晰路线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与制度保障，堪为新的世纪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的指针。白烨的《新世纪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的体会》谈到：《意见》以六个方面、二十五个要点的意见指导和工作安排，对做好当前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主要精神与基本内容来看，这个《意见》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对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细化和具体落实。因而，《意见》的作出与下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以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的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证与制度保障，使新世纪的文艺事业有了强大的思想引领与精神动能，为新世纪的文艺工作制定了新的发展路线与行动指南。

　　《人民日报》的“文艺观象”专栏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理论要点，连续发表了《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家国情怀与文学书写》《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家何以先觉、先行、先倡》《从高原到高峰，障碍何在》《惟有精品留其名》《柳青的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等专题系列笔谈，联系文学的当下现状与创作实际，延伸性地论说了讲话精神中的要义与要点。12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在《文汇报》推出由张江主持的《海上观潮》文艺评论专栏，首篇文章以《文艺是精神的火炬》为题，四位评论家和作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心得与意见。

　　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指示精神，2015年，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创办了《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创办了《中国文艺评论》。两份文艺评论杂志都编辑出版了3-4期试刊版，从所设栏目和所收文章来看，直面当下文学与文艺现实，力求在褒优贬劣中激浊扬清，显然是这些新的批评刊物的基本路向。

　　理论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意见》，都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工作，《意见》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指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工程，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编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教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到课堂教学和文艺评论实践各个环节”。与这样的高目标、高标准、高要求相比，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教学现状，不仅差距很大，而且短板甚多。因此，反思理论研究现状，找寻主要问题，分析症结所在，提出改进措施，便自然成为理论界在2015年着眼较多，着力甚大的重要课题。

　　在对文艺理论现状的反思中，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文艺理论迫切需要联系文学现实和创作实际，改变目前不接地气，缺少元气的贫弱状态。刘琼在《文艺理论应介入文艺实践》中，着重论述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严重分离，导致了批评的理论缺席，以及理论的孤芳自赏。就文艺理论的适时更新话题，她提出要有效地把握新的文艺形态，打捞经典文艺理论，要使整个人文学科联动三个方面的问题。泓峻的《回归文学的现场，重塑理论的尊严》一文，也指出文艺理论脱离现实的严重倾向：日趋学院化的理论界，表面上看十分活跃，讨论的话题也不断转化，日新月异，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性别政治到后殖民主义，从文化研究到生态批评。然而，从世界理论格局看，这些话题多是引进与翻炒别人的，不仅与中国自身的现实关联度不大，而且也并非是独创性的、真正前沿性的话题。另一方面，最近20多年来，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现实语境的变化与文艺状况的变化都是十分惊人的。国外的文论界已经有一种无法跟上现实变化步伐的感觉，靠翻炒国外已经产生的话题、与中国自身的现实越来越隔膜的中国文论界，就越发面临着理论话语陈旧、无法解释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的窘境。他认为：无论就世界而言，还是就中国而言，当今的时代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新的社会形态，给理论提出了各种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刺激着理论家理论创造的热情。这样一个时代，不应该是理论死亡的时代，而应该是理论大有作为的时代。新的文学时代呼唤着文学理论的在场，文学理论也只有在应对新的文艺现实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重新赢得自己曾经享有的尊严与地位。

　　呼吁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深度结合，从而使两个方面形成应有的合力，是文艺理论反思中的又一个重点。高建平在《呼唤理论与批评的“深度”——贺〈中国文学批评〉》问世，的文章里，重点论述了理论与批评都需要改造，因而需要对接的问题。他认为走出理论困境的现实途径，就是理论与批评的结合。理论要研究作家、文本、阅读和批评的现实，这样的理论，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是用得上的理论。这并不是说，理论可以直接从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生长起来，而是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要面向这些实践，使理论具有现实对应性，在现实的激发下发展。与此同时，要有深度的批评。批评要结合理论，从作品中总结出理论的意义，用理论阐发作品的意义。李圣传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就同样的问题，从作品、理论与批评的三个维度，提出了三者的联系与聚合问题。他认为，正是由于理论的“泛文化化”、“泛他者化”和 “反理论倾向”，造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改变这种状态，需要立足本土、以我为主，进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异质文论间的互涵互补、互动对话，这种 文学“本土性”与“主体性”在场的言说立场与价值诉求是不容动摇的，也应该成为当下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此外，理论需要捕捉前沿、追逐热点，但相较于各种域外理论新潮，“基础性理论”问题实则更为重要，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其自身知识就难以在学科脉络上求得突破与进展。

　　阎嘉的《对当下文学理论诸问题的反思》一文，也强调我们走进和了解西方文论与文化，并不是为了膜拜和景仰，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借鉴，更是为了新的创造。因此，他提出反思传统，追问传统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虽然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有关，但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包括中国特有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评判标准和理论框架，它们与外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存在着很大差异。加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始终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国本土固有的理论传统和外来的理论传统之间相互融合、吸纳、传承和创新的局面。

　　2015年间，文艺理论界相继召开有关专题研讨会，反思文艺理论的现状，探讨文艺理论的出路。在11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与文艺理论发展”高峰论坛上，老中青三代学者就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等问题，共同研讨，相互对话，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与看法。在分析当前文艺理论所出现的问题时，曹卫东总结出三对矛盾，一是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之间的矛盾，三是线上话语与线下话语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面对文学经典，文艺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树立起正确的历史意识，帮助我们明确自身的民族价值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共同价值。可以说，文艺理论应该面向经典、面向世界、面向时代，去解决真善美缺失的问题。文艺理论话语必须是科学话语，也就是真实的、正确的、真诚的，失去这三样东西，则会变得不但不可爱，还会很尴尬。 金永兵也谈到文艺理论的功能定位，他认为，文艺理论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只有作用于自己身处的时代，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另外，文艺理论还承担文化解放的功能和哲学使命。文艺理论课程的作用，不是告诉学生有多少学派，而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因为常识只是一种历史建构。谈到学科的分化与泛化带来的问题与冲击，黄卓越认为，不能把文学概念与文学理论的变化等同，文学理论不再坚持过去的形象，可以看做理论的危机，也可看做理论的重生。李西建认为，全球化和后理论时代关注的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冲突的博弈，就文艺理论而言，就是价值选择问题。面对文艺理论处于自我游戏的状态，焦虑或者对抗都是不可取的。学者应该有信心，后理论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时胜勋也指出，形而上、形而下和形而中构成文艺理论的生活世界。面对他者、自我，当下的文艺理论应该有两个维度：首先是知识层面，将核心竞争力延伸至更多的领域；其次是面对现实，要作语境化的阐释，要研究文学如何将现实整合到文化中。

　　批评自省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文艺观念趋于多元，文学创作日益多样，文艺批评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自身也需要随着新的文艺时代适时新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既对文艺批评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对文艺批评的现状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这些有关文艺批评的意见与精神，进而促使文艺批评界对于文艺批评现状进行自我检省与自我批评。

　　2015年的批评自省，涉及到文艺批评领域的方方面面。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把脉与诊断。因为角度不同，对于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大致都指向批评的错位，批评的失衡，批评的不及物等现象。雷达在《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一文里，指出批评的矛盾与尴尬在于一方面“过剩”，一方面又“不足”。“过剩”在于：首先是同质化、平庸化的东西太多，它们的角度、思路、思想资源、评价标准、话语风格都大体一样，既提不出什么尖锐的问题，也不可能作出什么意外的评价。价值立场也许都很“正确”，但价值立场不能代替文学批评本身，它们的审美精神是狭窄的和单一的，没有显示出审美的丰富性、多样性，更谈不上观念和方法的创新。其次是有些论题相对固化，隔几年就会转圈儿似的重新讨论一回。三是研究队伍的庞大与研究对象的单薄之间的不平衡。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队伍可谓庞大，高校教师、学生，再加上文联、作协和各科研机构，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一线作家”身上。相对于这种“过剩”，另 一些方面则显示出诸多不足，如经典研究与跟踪批评不能很好地对话，评者自评，读者自读，热者自热，冷者自冷，互不相涉、漠不相关；一些重要的、先锋性的创作得不到及时有力评论，一些带有典型性的创作难题得不到及时的正视。也就是说，无效的话语繁殖淹没了有效的意义阐发，文学批评的“不足”之症反过来侵蚀了文学本身。黄力之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文艺批评的弊病，他在《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阙如与滥用》一文中说，现在文艺批评的问题，一方面是批评者主体性阙如，另一方面是滥用主体性。所谓主体性阙如，是批评者屈从于强硬形式的某种权力，或服从于软实力关系，从而丧失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力；而主体性的滥用，则表现为评论者在享受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时，放大批评主体性的欲望，随意亵渎历史形成的审美准则甚至审美文化史本身，以自己的准则为普遍准则，打压健康的审美文化，竭力为那些与历史走向相悖，与文明发展相冲突，与审美规律不符的文艺现象、作品呼喊，在吸引眼球时误导社会的审美情趣，甚至不惜损害到社会生活的和谐。

　　谈到文艺批评如何改变当下的现状，一些论者首先提到要真正回到文学现场，密切联系创作实际。钱小芊在《结合文学创作展开文学批评》中，以博鳌文学论坛为例，论说了关注中国经验，介入文学现场开展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与重要性。他谈到：文学评论应在借鉴吸纳人类丰富经验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中国经验、中国传统、中国现实。在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中，要防止和克服“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问题，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章还指出：面对我国文学创作生产活跃，内容形式丰富，风格手法多样的新现实，文学批评应该“及物”“中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评论家也要走出书斋，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当代变革中的新鲜经验，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从中国文学发展实际出发，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的评判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说真话、讲道理，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文艺批评要有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现状反思中的另外一个焦点。朱辉军在《文艺评论要有批评的锋芒》的文章中指出，人们不满于文艺批评的，主要是批评缺乏批评的锋芒，不能对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等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提供给人茅塞顿开的启迪。因此，改进文艺评论，首要的就是应恢复批评的锋芒，重建其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曾庆瑞在《好的文艺批评也是剜掉文艺烂苹果的正义之剑》的文章里，发表了相同意思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号称为“文艺家”的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沾满铜臭气，把低俗乔装打扮成通俗，把欲望刻意美化成希望，把低级的只“养眼”的“单纯感官娱乐”故意混同于既“养眼”又“养心”的愉悦灵魂的“精神快乐”，一言以蔽之，把自己变成了有害有毒的“烂苹果”。治理这种乱象，和威力无比强大的“法治”一样，文艺批评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比如，文艺批评可以通过科学的有力论证，采用有说服力的理论话语，指出这些文艺作品都是“烂苹果”；进一步指出这些“烂苹果”的危害，再进一步指出 这些“烂苹果”的要害是中华民族审美精神和审美情趣的塌陷，总之，文艺批评应该做一柄真正能够剜掉文艺烂苹果的正义之剑，一柄长悬在文艺作品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对文艺批评进行自省的同时，一些批评家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就文艺批评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着力加强的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与建言。如庞井君在《文艺评论工作急需加强顶层设计和工作布局》里提出，推动文艺评论繁荣发展，既需要从战略上做好“顶层设计”，又需要从理论、组织、阵地、人才等各方面扎实推进工作。刘川鄂在《文学批评的文体与批评的有效性》一文里，提出重塑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问题，增强文学批评的权威性；通过各种综合性的工作，提高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李云雷在《文艺需要争鸣》的文章里，提出需要开展文艺争鸣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面临着重大机遇，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要以文艺争鸣的方式表达出不同的观点，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为当代文艺的发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樊星在《良好的批评氛围需要各方共建》中，提出文艺批评需要建立良好的氛围，这既需要作家养成豁达的胸襟、评论界远离不正之风，有关管理部门也应该吸取前车之鉴，以宽容的胸怀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杨庆祥在《文学批评的文化责任》一文里，提出抛开西方强加于我们的自我认知，找到新的方法论，建构具有中国视野或者中国立场的文学批评。他认为，这不仅是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刘大先也在《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文章里提出，要重提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要接续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历史建构的“未完成的规划”，另一方面则是走出文学批评的封闭圈，让文学回到生活之中，与现实发生互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指向了一种瞻望中国文学批评未来前景的企图。这些角度不同又自有见地的意见，体现了批评家自我反省的多维与多向，也表明文艺批评需要从多方面予以改进与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