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三十年：概念与成就之争

    一

　　一直以来，打工文学概念处于混乱状态，代表性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打工者写打工生活的文学；二、是写打工题材的文学；三、是蓝领文学。有人对概念表示怀疑，只赞同作为一个话题；有人认为概念不好，越是纠缠于作家身份、题材属性之类问题就越感到边界游移不定；有人更愿意命名为“新人民性”文学；有人认为“打工诗歌”概念不确切，容易把复杂命题简单化、媒体化，应该统称“关注底层的写作”；有人认为概念本身就不成立，因为外企高级白领、高级蓝领和农民工一样都是打工者；有人认为应该把社会学里的“基层”概念移植过来，用“基层”概括打工，扩大概念使其包含更多内容。为了将更多作家拉入大营，打工文学概念被放得宽而又宽，某次研讨会上各方人士热烘烘地达成一致意见———只要是真实反映打工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学作品就是打工文学，并且呼唤内地作家也加入到打工文学创作中来。将职业作家的打工题材作品贴上打工文学标签，显然是一厢情愿并且贻笑大方。
　　不管是从源起、发展，还是从学理上分析，打工文学都应该是打工者写打工生活的文学。这定义狭窄但内涵丰富，更能总结出共性或特质。雷达、白烨等评论家并不赞成把打工文学外延无限扩大，因为扩大会失去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定现象，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情感，他们大多有乡村或乡镇的背景，进入城市后在心灵深处发生前所未有的冲突，故狭义的打工文学体现一个时代、一种生活的精神，作品涉及面广人多，反映的现象极端复杂，提出的问题异常尖锐，可以说是时下最具有鲜明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某些评论家看不到这种核心本质，可能是因为没有真正关心过打工文学，或没有沉下心去研究，或高高在上地审视，也不排除为了巩固学术地位或标新立异而热衷于“理论创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打工文学提出见解的专家学者几乎均居庙堂之高或处学院之深，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基本停留在概况介绍、数据发布、武断推测的层面，以介绍性平平之论和鼓励性泛泛之谈为多。
　 　某些评论家浅尝辄止的极端结果是出现多种方向性错误，其一是试图将打工文学并入城市文学范畴。打工是一种题材，城市是一种区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况且打工文学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将其“嫁”入城市文学“豪门”有乱点鸳鸯谱嫌疑。正如知青是农村某个时期的一种生活，但我们不能按“标题党”思路名之为乡村文学；其二是臆测打工作家存在身份焦虑。这是不曾调查研究的结果，其实打工作家根本就不关心身份问题，只关心如何走出去；其三是以“粗糙”来否定打工 文学所创造的成就。有些评论家想当然地认为打工作家水平不高（他们可能忘记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化），自然就写不出精品来。王十月将打工当成身上的胎记，称身份焦虑是理论家给的，别人说我们要做新产业工人，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会给自己分门别类，想自己是一个知青作家或是一个打工作家。而所有正面强攻现实的文学作品得到的评价都是“粗糙”，大家都是粗糙的，但打工文学在粗糙之余有大家没有的一些东西。（《三十年了，打工文学何去何 从》，2015年7月19日《羊城晚报》）打工身份是打工作家的“胎记”，无所谓荣与耻、高与低、美与丑，身安于斯心生于斯言立于斯文明亦于斯，从事文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然需求。粗糙恰恰不是打工文学的不足，而是一种独特的美，说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要说有不足也是未更深层次地发扬光大。

　　二

　 　对打工文学概念和成就的争论不休，往往被滑稽地认为是文学丰富性的表现，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学界的混乱和对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无法计数的打工作家的整体漠视，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功利思想在作怪。首先是文化部门功利化，将打工文学当成一种宣传。某些人关心的并不是打工文学如何提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并普惠大众，而是如何叫得响、抬得高，满足于制造几个典型、做几篇皇皇而大的文章；甚至有人沾沾自喜地炫耀，在某某获得某大奖的过程中他和某部门功不可没，似乎没有他这样的伯乐就会万马齐喑。某次研讨会上，一位文化官员失口说政府扶持了打工文学，所以打工作家应该感恩。这位官员高高在上，以施舍者自居，功利之心昭然若揭，遭到齐呛在所难免。某次大型研讨会没有在打工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中广泛宣传发动，却召来几十名义工捧场，不能不说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这些人对现象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创作者的关注，往往是搞完行为艺术式宣传即偃旗息鼓。很多打工作家特别是曾经打工后来进入体制的作家公开抵制打工文学标签，对于想借此做些文章或争取更多资源的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其次是打工作家的功利化。打工文学第二阶段（1995年至2000年，依据杨宏海划法，下同）有点黯淡，某些作家看到别人因写作而改变命运于是开始模仿，并听从专家学者的引导和指点失去自己方向，很快给打工文学定型。这个时期的作品注重个人奋斗史和苦难叙述，停留于简单的、直接的个人经验，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更无阶级意识和组织化意识，这个时期的打工文学创作被批为方向性不明———文学不再是载道或言志的载体，而成为改变命运的职场工具。只是当他们有幸获得主流认可，甚至脱离打工生活后，似乎没有必要再写打工生活，再写也不再有真情实感。
　　再次是圈子化。政府部门经营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作家结成小圈子抱团取暖或相互娱乐，这类现象太普遍，在此不赘述。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让打工文学旗帜呼啦呼啦地响，而是端正心态让其回复到那种自生自灭的态势中去。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扶持最好退居幕后，政府扶持不仅难以秉持“三公原则”，而且带来更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热闹往往掩盖现实荒凉、衍生繁荣假象。并且，对某地打工文学过度宣传和关注，对其他地方的打工作家会起到一定遮蔽作用。不综合不同地方经验，打工文学整体面貌就不清不楚，也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

　　打工文学在第一阶段（1985年至1995年）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出中国文坛，表达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劳动阶层发出的真实诉求，为在市场经济潮流中漂浮不定的打工者提供了舒缓压力的精神食粮。这个时期的打工作家在场、在位，作品激发了亿万打工者，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作品接地气，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虽然艺术性并不太高，但作为鸡汤可滋润那个时期的亿万心灵。如今打工作家越来越有技巧，写作条件越来越好，报刊也越来越关注，但写出的作品没有多少打工者去阅读。有评论家将原因全部归结为外部阅读环境的影响，这是不曾关注打工读者的接受过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读者反应，不曾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结果。某大学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学阅读进行调查，结果有66%的农民工选择不喜欢打工文学作品，原因是觉得写的生活不真实、没有表达真实感情、故事不精彩等。
　　在打工文学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某些打工作家越来越缺乏写作灵感、痛感和在场感，甚至缺乏沉下去的耐心和决心，不太愿意写身边的人和事、写底层人，而只对想象中的政府官员、高级白领、老板和小姐之类发生兴趣；也不愿意深入打工者的情 感体验和精神世界，只满足于表述个人的肤浅认识。其创作趣味也不可恭维，创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而且毫无节制，使人绝望，产生消极颓废情绪。这些作家的打工生活并不丰富也不真切，严重偏离于现实、落后于时代，展示不了历史责任感与时代意识，无法呈现普世性的人文情怀。打工者、打工生活和社会环境等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打工生态系统，这系统是开放的、包容的，也是动态多变的；而这些作家认知系统是封闭的、假想的、固定不变，而且他们又欠缺观察能力，钝于感受捕捉，笔下细节严重失实，故其作品读起来如同隔着玻璃接吻或味同嚼蜡。

　　四

　 　概念化对打工文学至少有四种危害，一是造成人物符号化。打工小说中常出现四类人物：老板、保安、员工、成功女性。老板阴险狡诈，残酷剥削员工乃至拖欠工资；　保安为虎作伥也不是好东西，监视、打击甚至残害员工；员工特别是流水线上的员工苦不堪言，付出身体付出感情却被亏欠；至于成功女性不是做“小三”，就是当“小姐”。阴暗的东西不是不能写，但拿着放大镜去观察且几乎全是阴暗的东西，就很不正常了。其实，老板的精神主流是追求财富、拼搏、创造，有余力的时候也做慈善。至于打工者的精神主流绝不是孤独、悲伤、愤懑、仇恨、憔悴、失望甚至绝望，相反更多是自信安详、追求拼搏和充满希望。
　　概念化造成故事情节公式化。上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沦为政治话语的简单演绎，革命人物一定是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而反革命一定是贪生怕死不堪一击。某些打工小说也殊途同归，一开篇就能猜测到结尾，甚至从上一句可以推测出下一句———人物性格基本定型，老板和保安就是坏，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员工就是苦，没有最苦只有更苦；成功女性就是无耻，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作者看到的只是人性的阴暗、来自底层的仇恨与愤怒，从概念出发演绎故事，或从先验入手图解经验，以克隆方式批量生产故事。概念化直接造成文学性匮乏，越来越远离诗意和诗性。某些作家的情愫过于简单甚至粗暴，想象力无法充分发挥，丰富的打工生活被过滤筛选，成 为单薄苍白的印象。他们浮躁不安缺乏耐心，加上学识浅薄、沉淀不足，其作品语言干瘪、语法粗糙、结构简单、人物脸谱化、写法单一化。概念化更抑制了思想高度的产生。其实大多数作家还是希望创造出有高度的作品，有一句诗或者一行文字进入文学史。这种想法值得鼓励，然而高度概念化的创作，怎么可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呢？
　　打工文学本身及其生态系统存在诸多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是上述“四化”，去除“四化”需要一个漫长的、凤凰涅槃式过程。本文无意于挑战权威、颠覆既成理论，更无意于贬损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只希冀抛砖引玉以达到淬金砺石的预期效果。